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更多的不是表现在歌颂和赞美，而应体现在批评和揭露上。从西方社会看，虽然有法兰可福学派认为"在合理化和工具理性的制约下，知识分子无可挽救地成了文化工业和知识工业的工具手段，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无可挽回地衰落了"，但也不可否认西方知识分子对于"质疑现存一切"的批判态度坚持，所以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知识分子"的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会提出知识分子应当"说出真理，揭露谎言"。而且，从有益于社会民主健康发展的角度看，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保持一种适度容忍的态度，也为知识分子话语获得了批判性的特权和基础。从当下中国现实环境看，来自知识分子批判话语的声音也在逐渐增强。
从以上几个角度看，知识分子的话语带有自主性特征，尤其与大众化话语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当知识分子介入电视这种大众传媒以后，其所要遵循的话语规则就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甚至是被强迫性改造。
二、电视传播特性与知识分子话语的矛盾
为什么知识分子经常在杂志和报纸等媒体中发言，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反而在电视中大规模出现后，却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响，这不能不促使我们思考电视媒体的独特属性以及在传播活动中所展现出的逻辑。电视之所以在所有大众传播媒体中独领风骚，主要在于它具备其他媒体所难企及的两大特性：一是迅速普及且深入家庭；一是声影兼备，具有高度的娱乐性。其中的第一点部分说明了电视由于迅速普及推广而成为影响社会的第一媒体，所以在电视上发言会引起社会各个层面的关注和讨论。其他层面则需要我们具体分析。
1.电视的高度大众化与知识分子话语的专业性矛盾
虽然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以及新兴媒体网络都统称为大众媒体，但是如果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电视媒体的大众化程度最高。报纸和杂志等纸质媒体对于读者的文化程度是有要求的，文字作为信息传递的载体最起码把文盲或者懒于阅读(这种趋势在高生活节奏的当代社会愈发明显)的人群排除在外。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报纸等媒体由于阅读成本较高还难以普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千人拥有报纸量被当做一个国家受教育程度的标志，特别是杂志，在中国当下社会仅能作为一种小众传播媒体存在，阅读高品位的杂志似乎只是白领阶层的身份象征。广播媒体则面临着电视传媒的强大压力，毕竟电视是声画双通道传播，而广播仅有声音的单通道，从广告收入和社会影响等多种指标看，广播都无法与电视抗衡(不过，随着中国私人汽车的普及，广播媒体仍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而电视是一种最为灵敏、智力门槛最低的大众传播媒介，它无须像欣赏文字、音乐、绘画等艺术那样需要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文盲与教授、儿童与老人都可以欣赏。
这种高度大众化的电视特性，决定了电视传播话语的大众化、通俗化，需要调和或适合不同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电视观众群体的欣赏口味。虽然在不同的电视频道和节目类型中，这种表现也会有差别，例如科学文化教育类的电视频道与娱乐为主的电视频道之间，以及在纪录片和电视剧之间，所使用的语言形态和文化展现是存在"雅"、"俗"之分的。但是，这都不影响电视文化起点较低的现实，这种起点是要参照不同社会文化程度和电视属性而设定的。毕竟电视媒体是为普罗大众设计节目形态和内容的，而非针对知识分子阶层。所以，在电视传媒中，话语的表达以口语化、通俗性为主，这与知识分子所持的专业性话语必然存在着冲突。专业的术语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产生了丰富的意指和内涵，知识分子必须借助它们才能够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理念，而普通的观众多数情况下不可能意识到这些，在频繁地电视遥控器操作下，也许一个艰深的术语就吓跑了数以万计的一头雾水的观众，显然，这也是电视媒体从业人员不愿意看到的。
2.电视的形象化传播与知识分子话语逻辑性、抽象性的矛盾
电视声画兼备，视听并用，尤其是画面的形象性，给它带来了区别于广播的最明显差异。从传播特性上，形象性使得电视传播信息丰富、生动、直观，并利用类交流的方式造就了与电视观众的真实感、接近感，甚至亲近感。但是，形象化传播也使得电视长于具象，拙于抽象；长于感性，拙于理性。例如，我们常说的"矛盾就是对立统一"，用文字表达，只要稍微有点哲学常识，便可一目了然且意味深长，但是，如果用电视的画面语言来展现，这就复杂而且困难了。正是由于电视传播利于形象传播，短于抽象思维，所以电视媒介在信息传播上难以对意义、背景、产生的必然性及未来的走势等进行透彻分析，难以表现其思想深处的问题。形象化的电视传播还可能造成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封闭了观众的想象空间，例如读《红楼梦》小说和看《红楼梦》电视剧就是两个层面的事情了，看书对于读者而言，也许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构造贾宝玉或林黛玉，但是看电视时，他们两个就活生生地出现在你面前，不管你是否觉得和心目中的差距很大，而且，大多数观众也不会在意，并把他们当做真的小说中的人物来接受或崇拜。
这里，电视的话语是形象性的、带有感情色彩的(当然也要区分不同的节目类型，客观报道的新闻节目感情色彩要淡化得多)，又与知识分子话语强调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去感情化特征存在冲突。知识分子展现的是高度抽象的概念和理论，而电视要表现的是鲜活的画面和社会生活，如何有机地将两者结合的确是一个难题。虽然高明的编辑记者往往有机地运用电视字幕和特技手法，发挥其特有的表意功能，但是，这只能部分克服这一矛盾，并不能从根本上予以解决。
3.电视的线性及时传播与知识分子话语科学性的矛盾
电视传播是按照时间流程依次播出节目，每个节目的图像和语言也是逐帧顺时呈现，这对传播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一方面，电视节目是有时间限制的"游戏"，节目时间安排表是先于正在播出的节目而制定的，无论多么重大或是微小的问题，都要在固定的时间安排中结束。知识分子在参与节目制作时，时间成了束缚其思想表达的"无形之手"，无论是讨论美国总统大选，还是一位民工讨要工钱，都要在规定的十几秒或几分钟内完成点评，这对崇尚科学话语表达的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一种挑战。另一方面，线性传播的特性决定了，电视画面和声音稍纵即逝，尤其是在电视直播节目中，知识分子的话语一旦形成便无可挽回地传播扩散而去，即使中间出现了口误或认知性错误。而且，观众收看电视节目具有随机性，知识分子在论述自己带有因果关系的观点时，也许观众只是从中间才开始观看，很可能在没有了解一系列前提和假设的情况下，直接就接受了后面的"果"，而导致误读。虽然这种线性传播模式所带来的弊端会在数字电视、网络电视等新技术发展下被克服，但是，电视观众在有限的收看时间内和长期培育下养成的收视惰性，能否使他们为弄明白一个道理而反复观看同一个节目，是值得怀疑和有待观察的。
电视媒体的优势之一在于其能够利用直播等方式同步展现新闻事实的发生和发展，也被称为是将新闻理念从"已经发生的新闻"推进到"正在发生的新闻"。这种及时传播的特性，也要求参与电视新闻节目的知识分子必须快速地做出应变和解释，并且，在论述事件和现象时，也常常仅能提供一种缺乏成熟思考的观点，这与知识分子的科学化话语推理模式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工作方式是迥异的。所以，有学者认为，上电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要冒风险的。
4.电视传播以娱乐为主的功能与知识分子话语批判性的矛盾
在中国学术界比较具有共识性的是，认为大众传播具有舆论监督、服务公众、文化传递和娱乐四大功能，也就是说电视传播具备上述功能，但是，如果我们从现实的角度看，电视媒体的娱乐功能是最为突出的。西方学界对于电视是娱乐性工具的认识比较普遍。美国学者波兹曼曾说："美国电视全心全意致力于为观众提供娱乐......电视一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当然，这种认识也源于美国是以商业电视为主体的电视产业形态，不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电视强大的娱乐功能。中国的电视传媒在90年代以前，还未充分彰显娱乐功能。1990年中央电视台国际部推出定期播出的《正大综艺》，开创了中国大陆娱乐节目的新形态，此后综艺节目、大众化电视剧、选秀节目等等风起云涌，电视娱乐节目得到了充分挖掘和展现，这当然是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一种满足，虽然也出现了媚俗和庸俗化的娱乐节目，但是对娱乐功能的肯定是我国对电视传播功能认识的进步。
但是，这种以让观众"乐"为主的功能，必然产生电视媒体对于大众口味的追逐和迎合，而且要保持轻松活泼的"笑脸"。而知识分子往往是让人乐不起来的人，基于严肃思考和前瞻性判断的批判性话语，常不知趣地泼人一头冷水，由此而产生的所谓的"精英化"、"贵族化"语气和态度，使大众产生"敬畏"，甚至反感。从各种大众传媒对于知识分子的嘲讽上，我们都可以看出些"不满"的端倪。观众打开电视，是为了使劳累了一天的身体得到轻松和休闲，是为了缓解现代社会带来的精神上的不适，而不是接受"教育"和"批评"的，即使这种批判是出于促进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所以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在电视上展现，会显得不合时宜或自讨没趣(这当然也要区分电视属性和受众水平)。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理想的知识分子话语状态与大众化电视传播逻辑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知识分子介入电视节目制作必然要接受电视媒体对于其话语的改造和修正，以适应电视传播目的和大众接受心理，这里不存在正确和错误的价值判断，但也客观上影响了知识分子话语的自主性。
第二节 电视知识分子话语权 (1)
和"话语"一样，"话语权"已成为当下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经常使用的时髦词语，而且在定义和内涵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例如，在其使用频繁的法律界，话语权的概念可以包含的内容亦很多，如言论权、发言权、舆论权、陈述权、辩论权等等。而在社会上，普通民众所称的"话语权"，更多的是指发言的权力。同时，西方理论界有关话语与权力的认识以及国内对其的解读，都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性。考虑到笔者研究内容的中国语境，在这里首先确定"权力"是"指个体或群体影响、支配、控制他人的能力，使对方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影响力和支配力是构成权力的基础"。那么，话语权在本研究中的工作定义为，话语主体通过话语实践所获得的支配、控制他人的影响力。
一、中国电视知识分子话语权构建
两位知名的传媒经营者默多克和刘长乐也承认："话语权是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 而这种现实的权力是在话语实践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如果我们把话语分为"个体话语"、"大众话语"、"媒体话语"、"政治话语"和"经济话语"五类，就可以从中发现，中国电视知识分子所拥有的话语权得益于多种话语势力的杂糅与合力。
1.知识分子身份赋予的话语权力
知识分子身份无疑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这需要从三个层面来解释。第一个层面，即对于知识的控制和阐释的话语权力。中国知识分子从历史上看，就拥有特殊的话语权，自儒家思想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以后，"上自皇帝的诏书、百官公卿的奏议等朝廷公文，下至文人书生的文章诗赋都需要以儒家的经典为立论依据......儒家的经典成为封建社会里带有强制性权威的权力话语。更重要的是，作为解经活动主体的士人阶层也在针对前代礼乐文化传统的解构和重建活动中重新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明确了自己的奋斗方向，即通过对典籍的解释安身立命于社会，成为新时期权力话语的拥有者"。这种权力来源于对儒家经典的掌握和阐释。"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新知识阶层掌握着专有的研究成果，因此，当一个涉及他们本行的问题发生时，他们有远较他人为深刻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即是权力、即是权威。如政府的财政政策、外交政策、原子科学的发展计划等问题，财经学者、政治学、物理学者就有较高的发言权。他们的意见，一个聪明的政府与社会不会加以漠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