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按照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来对知识分子场进行划分，中国电视知识分子主要分布在场域中的人文知识分子群体，这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国策确立以及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密切相关。在中国知识分子场域中，科技知识分子更接近来自政治场和经济场的权力，其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直接转换程度和"兑换率"都较高 我们可以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中国不设立人文学科院士；部分科技知识分子直接进入政界；中国科技进步奖的高额奖金；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科研经费远远低于理工科等现象中发现端倪，不用刻意利用媒体作为中介来进行转化，所以在介入电视媒体上的积极性也就显得不高，甚至有学者喊出"呼唤自然科学界的'易中天'"。不考虑自然科学话语较难转化为电视化的大众语言的情况下，的确反映了科技知识分子在场域中的相对优势位置。反观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资本多以间接形式转化为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传媒在其中的"催化"作用使他们倾向于靠近媒体场的权力。
其次，从知识分子的职业情况看，中国电视知识分子多出自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这与西方知识分子介入电视行为有一定的区别。在西方，知识分子介入大众传媒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有与传媒关系密切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有只在校园内埋头研究的专业知识分子，二者各行其道，并不矛盾。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现实国情还未催生大批的公共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之类的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还难以大规模地提供给他们谋生的途径；另一方面，大学教师为代表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没有达到西方专业知识分子的经济资本获取规模，在体面生存的压力下，他们中普遍存在的状况为不是退守象牙塔内进行"为知识而知识"的活动，而更倾向于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联合。
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即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对于学术外兼职的"默许"或不严于追究，为大学教师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大学教师，尤其是处于知识分子场域中较高位置的大学教授，拥有社会上的广泛认可和尊重，他们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丰厚，而多数的经济资本与其社会地位不相符，所以寻求以自己的知识--文化资本和"声望"、"名"、"学历"--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动力较大，也就可能、渴望并能够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的电视媒体实行"共谋"。当然，如果从国外知识分子发展状况看，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逐渐形成规模将是未来的趋势，亦有可能随着学院派知识分子收入的提高和高校管理制度的规范，公共知识分子渐次代替学院派知识分子成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主流。
第三，从知识分子的年龄看，中国电视知识分子多为中年知识分子。"年龄常常把文化法则的代表与那些正在寻求改变这些法则的合法标准的那些人分离开来。"通过简单的分析就可以发现，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年龄普遍处于40岁至60岁之间。老年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多年的资本积累后，大多已经处于知识分子场域中较高的位置，成为既得利益者，相对而言，这个群体的"自主性"较强，倾向于维持知识分子场域内部现状，而抵制媒体场对于本场域的影响。中年知识分子也具备了一定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但拒绝媒体的态度并不十分强烈，而电视媒体也愿意利用其象征资本和合作的态度。而另一端，青年知识分子处于知识分子场域的底层，在话语权力和资本积累上都处于弱势地位，电视媒体也难以相中他们的文化资本，这就决定了他们处于"颠覆者"状态，希望打破旧的平衡和资本分配方式，表现形式为：他们在学术场中对权威挑战；对中年电视知识分子的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批评电视知识分子的文章的多数作者是青年知识分子；在面对电视媒体时，常带着渴望被"召唤"的态度，甚至是积极接洽与合作。
从整体而言，电视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场域中，处于电视媒体场与知识分子场结合的区域，在具体表现形式上虽各不相同，但是在对社会各个场域所产生的影响上，他们都具备了知识分子和电视媒体的双重属性。随着他们的人数和规模不断扩大，正逐步凝聚成一个子场域，从而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造就独特的内部规则和权力分配机制。因为，"每个次场(subfield)都有它自己的逻辑、规则和规律性"。
二、电视媒体场的电视知识分子需求
作为一种外部势力，知识分子在介入电视媒体场域的实践中，改变和深度影响了媒体场域和知识分子自身。电视知识分子的产生并非完全出自知识分子对媒体介入的单方面需要，如果从电视场域的角度看，是其在社会实践形塑中自主地产生了对电视知识分子的需求。
首先，电视媒体场域内部竞争带来了对于知识分子的需求。中国电视媒体发展的直接后果是，电视台、电视频道和电视节目数量的剧增，中国已被誉为电视台数量上的"电视第一大国"。西方电视场域中的机构处于公共电视、商业电视、有线电视、无线电视、卫星电视等不同层次，相互间的斗争在不同层面展开。而中国的电视媒体场域则存在着大量参与同质竞争的同一性质的电视机构 中国大陆目前没有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之分，电视媒体为双重属性；中国大陆的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都在功能和内容上名不副实。而且，由于电视发展阶段和特殊体制的限制，导致中国电视频道存在着严重的同质化趋势，相互间的竞争程度丝毫不亚于西方媒体发达国家。
当然，媒体内容的同质化在全世界范围都是普遍存在的，这与新闻媒体自身的发展规律是紧密联系的，但是，我国电视媒体表现得尤为强烈。处在电视媒体场域中的电视机构为了摆脱恶性的同质竞争，尤其是处于不利位置或者市场的新入者、新兴者，倾向于寻求"外脑"的帮助，获取其在场域中"上位"的资本，知识分子的智慧资源成为它们的重要选择之一。例如，香港的凤凰卫视在1996年才获得内地播映权，作为一个市场的新入者能够迅速崛起并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央电视台平起平坐，在不考虑媒体背景和政策扶持的情况下，主要原因应是其大规模地引入知识分子参与节目制作和策划，为它塑造了迥异于大陆传统电视媒体的形象和节目形态。夹携着知识分子魅力的凤凰卫视在中国大陆电视媒体场域短时间内颠覆了部分资本分配规则，迅速占据了有利的位置，知识分子功不可没。
第二节 电视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场域 (2)
其次，电视媒体场域中从业人员文化素质的提高建立了与外部知识分子的天然联络。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普及化趋势，进入电视行业的从业者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也得益于电视对于社会的强大影响以及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择业者对于"成名的想象"，电视媒体正在成为一个高学历、高素质人才聚集的地方。以2000年的上海广播电视在编从业人员为例，在约2500人的队伍中，硕士、博士∶本科、专科∶专科以下的比例为4∶71∶9 。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进入媒体，为电视与知识分子建立了人脉上的联系，甚至在中国普通民众的心目中，电视工作者就是知识分子，电视场域与知识分子场域的融合程度提高了。合作的基础在于广泛的共识，这种融合也带来了深层次的相互渗透，使电视从业人员的审美情趣和文化选择日益知识分子化；从人的社会关系角度，同样也促使了电视人对于知识分子介入媒体的"呼唤"。
例如，自称是电视媒体中"可以独立思考的优秀知识分子" 来源于崔永元在中央电视台2007年3月16日《面对面》节目的访谈。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就曾经在中国文学馆的一次题为《电视庸俗化》演讲中提到："电视庸俗化的成因之一，是知识分子的不介入，理论上讲知识分子介入一件事情，都会让这件事情上一定的文化含量，这是理论上讲。但是知识分子更不愿意介入这件事，这是电视进步步伐缓慢的原因。
"同时，一些高素质人才成为各级电视机构的管理者和节目制片人，客观上形成了吸引业外知识分子的"中介"，无论是中央电视台早期的《东方时空》，还是现在的《新闻调查》、《心理访谈》、《百家讲坛》等节目的制片人，他们都于知识界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在每次新节目论证、旧节目改版、新频道推出以及电视媒体重新定位时，处处可以看到媒体场域外知识分子的身影。有学者称，学者的学术/文化知名度决定了媒介的文化档次，当他们合谋齐唱的时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节目或电视剧的收视率，媒介提供定了调子的母带，由精英将自己的声音合成进去，为其增加文化味素，后者不但从中获得经济利益，而且借助这些媒介的影响扩大其他象征资本，使自我的资本积累、增值，进入良性循环。
第三，电视场域外部的社会环境对于其的形塑，要求知识分子参与提升媒体品质。正如前面所述，中国电视传媒的特殊属性使其在社会中需要平衡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面临利益的诱惑，重前者而轻后者的现象时有发生。90年代中期以来，面对电视娱乐化浪潮，促使人们严肃思考电视媒体所应尽的社会义务，尤其是发生在2007年的"纸馅包子"事件 2007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透明度》栏目以"纸做的包子"为题，播出了记者暗访朝阳区一无照加工"纸箱馅包子"的节目。节目播出后，北京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王岐山市长批示："如属实要严办，如属虚假，要公开澄清事实。"7月11日至14日，北京市工商局等单位迅速部署，在朝阳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拉网式专项检查行动，并没有发现包子馅中含有纸纤维及其他违禁成分，后经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组织安排对海淀、丰台等城乡结合部地区抽样检测，也未发现违禁成分。经过专家评估和模拟试验，结果认为，在包子肉馅中使用大比例纸箱的可能性不大。
7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成立专案组对此进行立案侦查。发现，此节目内容是北京电视台2007年新聘用人员訾北佳一手策划、编造的虚假新闻报道，编造者供认，由于选题已上报，压力很大，加之刚到北京电视台，既想出名，又想挣钱，故与人合谋制造了该新闻。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有关人士指出，"纸馅包子"事件导致公众对首都食品安全工作的不信任，不仅损害了新闻舆论监督的声誉，而且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直接拷问了电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有学者指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广播电视划分为公益性事业与经营性产业，媒体的市场化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但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广播电视业中存在的问题也频频暴露。例如，在高收视率、收听率的指挥棒下，一些低俗、媚俗的节目屡屡闪现于荧屏和波段中，泄密、血腥、暴力、色情、猎奇、教唆......无奇不有。其间，媒体的价值取向被扭曲，从业人员的职业精神缺失，致使广播电视的公信力、权威性降低，严重影响了广播电视事业的声誉。
"从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电视低俗化的批评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于电视媒体提出了更高的社会要求，实现社会效益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提升电视节目的文化品位和社会责任感，作为文化素养和社会道义双重载体的知识分子(当然这里指理想状态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介入有利于实现权力场和政治场对电视场域的形塑要求。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民主政治的推进、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公共领域的拓展以及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激发，出现了对于公共问题讨论的范围和自由度扩大，电视媒体作为重要的公共空间，其节目内容涉及社会领域的层面也在剧增，也就是说，电视媒体场域在将自己的边际向社会各个场域蔓延。当然，这是一种相互的形塑，知识分子也有部分逐渐被形塑为公共知识分子，两者间达到了你提供空间，我来发言的默契程度。
这与美国媒体与知识分子发展的状况比较类似，"电子媒体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以及尤其是电台和电视对话节目泛滥成灾，伴随着对专家就公共问题评论的无尽需求，已经带给了部分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公共性，这促使他们几乎成为了社会名流"。当然，这种合作也并非完全处于社会公益和知识分子良知的角度，波斯纳在考察了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情况后就指出："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之间存在一种共生的关联。媒体需要填充大量的纸质版面和电子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