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媒体已经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学术明星速成机制和传统文化的大众化、批量化销售方式：必须借助最强势的媒体，必须以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为对象，必须全心全意地站在最广大人民大众的立场--这个立场意味着讲授的对象必须是人民大众熟悉的，讲授的方式必须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陶东风
陶东风先生上述看似表扬的话语中，流露出一丝对中国特色的电视知识分子一味迎合大众品位的批评。显然，中国电视知识分子是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电视媒体结合的产物，其中蕴含了明显的中国特色，通过分析，笔者尝试对他们的特征和类型进行归纳、总结，从而在外部形态上勾勒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群体雕像。
第一节 电视知识分子特征分析 (1)
按照我国学界对"电视知识分子"概念的理解，所谓的"电视知识分子"在国外也普遍存在，例如，20世纪70年代，英国广播公司(BBC)就曾经邀请十几位著名哲学家，如伯林、马尔库塞、奎因等人，进行哲学对话和辩难，并将内容结集出版了《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一书。陈丹青在论及此事时曾经举过这样一些例子："二战前后欧美一流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都曾经高度重视媒体。譬如大诗人庞德、大哲学家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学者约翰·柏格、大哲学家及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等等，均深度涉入公众媒体，不仅利用，那还是他们在事业盛期或晚年的重要工作。
萨特失明衰老后，放弃写作，全力主持电视节目，向全国和全欧洲人民说话，一说就说了10年，约翰·伯格在BBC主持多年系列节目，几乎影响到70年代后的欧美文化形态。他的《观看之道》在中国是极小众的美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可当时就是英国大众定期观看的电视节目啊。"而早在20世纪70年代，大知识分子乔姆斯基与法国思想家福柯便在荷兰电视台进行过一场题为"人性：正义与权力之争"的辩论。当然，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与上述所谈的西方电视知识分子相比，有类似的地方，但更多的仍然是一定程度的差异。如果想了解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特征，就需要结合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并充分考虑政治与文化的勾连。
一、"士"传统的影响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特定社会阶层，"士"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称谓。余英时先生认为，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从一开始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作用。虽然，中国知识分子业已经历了现代化转型，但是，不可否认几千年来的文化基因一直深深根植于每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之中。
1."士"传统对电视知识分子的正面意义
首先是积极的"入世"态度。无论是儒家型或道家型，中国知识分子"明道救世"(顾炎武语)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所谓"不即不离"的关系："不即"才能超越，也就是理想不为现实所限；"不离"才能归宿于人间，也就是理想不至于脱离现实。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所以形成其独特传统的思想背景。虽然说"不即不离"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为的最佳状态，但是，相对而言，中国"士"阶层对于"入世"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
由士而仕，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在封建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政治的功能，以匡助国君，替天行道，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最为理想和最为规范的自我角色认同。这种相当自觉的"入世"体验在西方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是极为罕见的。后者更多地染有"出世"的色彩。古希腊哲学家们崇尚的是为知识而求知识。著书立说，探寻真理，是他们自我确证的角色观念。如果把介入电视传媒影响社会，看做一种知识分子自觉建立与现实社会的勾连，以致后来形成"文人论政"、"文人办报"等现象。当然，这种"入世"的态度对于当代知识分子"入视"也具有一定的潜在激励作用。有学者这样评价："泛政治化学者与记者相携'入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知识分子和往往将自己视为官方代表的记者将二者的联手作为满足各自政治使命和利益要求的最佳途径之一。"
其次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虽然中国传统"士"人存在着良莠不齐的现象，但是，整体而言，士大夫阶层常以天下为己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中的佼佼者更是言行一致，身体力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宋朝张载的话来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士"自登上历史舞台，即以社会良知良能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担荷着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和喉舌的功能。在精神层面，这种社会责任感集中体现为忧患意识。从古代儒家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是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这种精神使中国知识分子能够不屈不挠，勇于献身。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勇气，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为中华文明的绵延、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与西方知识分子理念明显不同。马克斯·韦伯说过：政治家遵循责任伦理，知识分子遵循信念伦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则是既注重信念，又注重责任。在笔者前面论述的中国知识分子两次媒介化转型中，可以明显地揭示出古代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延续。每当社会动荡、转型、分化之时，中国知识分子总是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责任，而借助媒介则是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的合理途径。
第三是注重道德修养。高扬人格尊严、注重道德修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之一。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可以体会到，士大夫将修养自身的道德作为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条件。"中国知识分子自始即注重个人的内心修养......他们不但在出处辞受之际丝毫轻忽不得，即使向当政者建言也必须掌握住一定的分寸。清初黄宗羲送万季野北行诗'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便是这个传统的实际表现。"中国人在考量知识分子行为时，也常把道德水准作为知识分子的重要素养要求。从社会外部环境和自身要求来看，中国知识分子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有利于其在介入媒体时，向公众进行良好的道德示范和行为指导。
2."士"传统对电视知识分子的负面意义
士大夫阶层毕竟是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受制于历史和制度的局限，他们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而这些痼疾在今天知识分子的身上依然留有痕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兼有依附于权力与以心求道、以道济世的心理特质，他们的性格是复杂的。" 有学者指出，知识分子虽然是现代化的先锋，但也有自己的弱点。特别是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还背着很沉重的历史包袱，即农民意识、等级观念、嫉贤妒能、机会主义，有的人对外和对上还有奴颜媚骨，有的人甚至随波逐流、腐化堕落。
首先是功利主义倾向。积极"入世"的另一面就是由于过分关注现实而导致的功利主义色彩。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兼有依附于权力与以心求道、以道济世的心理特质。"笃实"作为鲜明的特点体现在中国士大夫身上，虽然它意味着务实、理智、实事求是，但是也意味着实用主义、功利、缺乏激情、迁就现状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就是典型的知识和学问为功利化目的服务的例子，中国知识分子中缺乏"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以及一些西方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超越精神。
杜维明先生曾这样说："基督教超越性很强，可以独立于现实政治和现实世界之外，在一个全然不同的领域力创造其精神文明，因而它总有办法保持它的纯净性。儒家没有这个选择，可以说儒家主动放弃了这个选择，它要进行内在转化。因此在运作过程中，很可能庸俗化、肤浅化，变成现实世界里唯利是图者一个理论上的借口。这还不是指政治化所带来的危险，而是说一个儒者，为了他自己的生存等功利原因，把所有的理想都作为妥协，而儒家给了他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借口，使他更没有积极性，更没有创发性，可以说这是儒家传统和现实世界结了不解之缘后难以逃脱的缺陷。" 在此影响下，他们一旦放弃皇权、圣人崇拜，转而认可、屈服于市民受众和大众文化市场，则有可能表现出更多的世俗，乃至粗俗。
其次是缺乏批评意识和独立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在性格上所表现出的一个最大的缺点是由传统的政治权威造成的，特别是明清以来的专制政治。传统的知识分子虽然持"道"与"势"相抗，但是中国的"道"是无形式、无组织的，不是有组织地和政治权威抗衡。除了极少数以外，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经不起政治权威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政治权威对于所谓"道"也自有种种巧妙的运用。"作之君、作之师"在中国政治史上本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在这种专制传统的长期压迫之下，多数知识分子不但逐渐丧失了自信和自尊，而且还滋生了一种自疑和自罪的潜意识。
中国的传统权威主义--特别是家长式的权威主义--对知识分子性格的形成也有严重影响。权威主义使他们永远在盼望能出现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和精神导师。有了这样的领袖和导师，他们便可以在最正确的领导之下贡献出他们的一切能力。在这一金字塔式的层层"领导"之下，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势必荡然无存了。另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亦缺乏创造性和真正的批判精神。由于缺乏认同精神，知识分子就不能自发地组织起来，也就不能由此成为一种独立进行价值导向的群体力量。而关于缺乏创造性和批判精神的问题，主要是由于缺乏哲学基础所造成的，由此当然就缺乏一种进行价值导向的本质上的精神力量。所以，中国电视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上的丑陋现象时，常常难以发出批判的声音。
第一节 电视知识分子特征分析 (2)
第三是文人相轻。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还存在着一个"精神的缺陷"，即主观性强而客观性弱，缺乏认同精神，也就是"文人相轻"，这也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往往由于"内耗"而难以形成合力，在社会上缺乏整体的声音，更多的是各言其说的杂音。杜维明先生曾谈道："'文化中国'的知识界目前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是减少内耗，加强协力。" 从外部环境上看，知识分子一旦介入电视媒体，由于其倚仗的传媒势力而获取来自学术圈外部的社会认可，可能会引发学术圈内的排挤和歧视，从而将知识分子分裂为与媒体合作和不与媒体合作的两个群体，带来相互间的对立，甚至是缺乏理性思考的情绪化对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