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泽辨析六经难易，而议其治经之方。他说："凡诸经最难通者，《周易》象学，《春秋》书法，二礼祭祀大典，三者其难实均。以精微隐赜言之，则《易》难于《春秋》，《春秋》难于《礼》；以历代事体言之，则《礼》难于《春秋》，《春秋》难于《易》。然皆圣人精神心术所寓，所以三者之中，但通其一，则余二者可以触机而悟也。"诸经有相互融通之处，通其一经，即可触机而悟其余诸经，可见黄泽将诸经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有内在思想联系的整体。
黄泽认为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看，《易》难于《春秋》，而从历代事体看，《春秋》难于《易》。若从历代传注疏解来看，黄泽认为《春秋》还是要比《易》难一些。他说："《春秋》自《三传》已错。去古近者尚如此，况去古远者乎？大抵《春秋》由先儒各执所见乱说，故最难识本意。......故《春秋》为最难，而《易》次之。非《易》果易学也，吉凶消长、进退存亡有一定之理，大意可得而推设，令不能精微，其所失未远。若《春秋》则事理差讹，谋王断国者遂从而舛错，为害不小。如《春秋》复九世之雠，圣人曷尝有此意？而汉武帝执此一语，遂开西北边祸。及平民殚财丧师，流血千里，然则《春秋》果可易言哉？"就历代经学角度考察，之所以说《春秋》难于《易》，原因在于《易》之义理可以推求，虽不精微，而无大的偏差，不甚害于世教，而《春秋》事关伦理纲常，一有偏差，纲常紊乱，危害社会甚大。黄泽此说当然很有道理，但就整个国家社会来看，一旦统治思想、指导方针出了问题，或许危害更不小。虽然易学在历史上未必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无论是董仲舒的天人观、还是程、朱、陆、王的心性说，都与《易》有密切关系，亦未必不能作如是观。
黄泽不仅认为治经学当融会贯通诸经，而且还强调注疏及史志、百家学的重要性，从而将经学看作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学。他说："诸经如《诗》、《书》大意亦可见，其古注及近注不可偏废。《周礼》关系古今时俗，若不识古今之变，则此经实不易学。泽虽先从事于《易》、《春秋》，然所得实自《周礼》始。凡近世疑《周礼》处，必竭尽其愚以发明之。既用其诚，是以神明亦若有默相之者，其后稍悟于《易》、《春秋》，盖以《周礼》为之先也。"黄泽还反复强调说自己"因《春秋》而悟《易》"，"泽说《周易》所以较易者，盖是先于《春秋》已用过精神心术，所以触机易悟"。黄泽于《易》、《春秋》用功尤深，而其所得悟此二经，乃从《周礼》先入之故，至其易学，又源于《春秋》之悟。这样的治学经历，悟经先后，的确发人深思。
黄泽认为《易》与《春秋》都应当从注疏入手，然后换却精神心术，深思力索，自然会有所领悟，既不可离却注疏，又不可拘泥于注疏，只有以注疏为本，重加独立思想才会在注疏中领悟机栝。他说："凡说《周易》、《春秋》，既看传注了，须要换却精神心术，方可若有所得，自然触机而悟。其机栝亦初不离经传中，但人自不见尔。正如《周易先天图》，在康节(邵雍)看自然生出许多道理，在他人看只是见得伏羲布置亭当而已。故凡读书为最难，世人只是通其训诂文义，于妙处实无所契。泽于《周易》、《春秋》是苦思之功，思虑既极，而鬼神通之，非妄言也。"邵雍能从一幅《先天图》看出先天易学，这对于黄泽是个莫大的鼓励，所以他以苦思而求《周易》、《春秋》之旨。
黄泽还对诸经的性质作了综合性的考察，其结论则颇似今文经学家说。他说："《易》与《春秋》皆夫子作，然二经事体又自不同。《易》则文王、周公已有全书，《春秋》却是古所未有。二帝传授精一执中心法，百圣所同，唯《春秋》一经乃是夫子所独。盖夫子之精微缊奥皆具于《易》，而所以立教则在《诗》、《书》、《礼》、《乐》，其拨乱反正，制事之权皆在《春秋》。二帝三王皆有事功，夫子之事功则在《春秋》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岂不信乎？删《诗》《书》、正《礼》《乐》、系《易》是述，唯《春秋》可以言作。"将《诗》、《书》、《礼》、《乐》作为孔子立教之本，归为一类，而将《易》、《春秋》又归为一类，一则为哲学思想，一则为制事之权，经过这样的分析，黄泽自然能把握六经研究的轻重缓急及其先后次第。他重点研究《易》、《春秋》二经，而先《周礼》，次《春秋》，后《易》的研究之序也均依据于此。
宋儒最重《易》、《春秋》二经，对二者的关系已作过广泛的论述。李石认为："《易》者，《春秋》之天；《春秋》者，《易》之人。天人合统而皇极立矣。......以《易》而读《春秋》，则严而理；以《春秋》而读《易》，则洁而通。""《易》治天道，《春秋》治人事。"李杞以为"《易》示其理，《春秋》纪其事"。徐氏《易传灯》更以《易》、《春秋》"皆圣人言人事之书也。《春秋》言人事于已然，而有褒贬诛赏之旨；《易》言人事于未然，而有吉凶悔吝之文。其体虽异，其为世教同也"。朱熹则继承传统之说，以为"《易》以形而上者，说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朱熹再传弟子阳枋，又以为"《易》与《春秋》相为体用，《易》便是《春秋》之体，《春秋》便是《易》之用。明得《易》则晓得《春秋》，明得《春秋》则《易》在其中矣"。黄泽对《易》、《春秋》二经的认识，较宋儒而言，不单有继承，更有深刻全面的发挥，且多补其不足。不仅如此，他将六经作综合性的考察，对诸经性质、相互关系、内在联系、治经方法都有宏观系统而融通式的认识，这对于我们研究易学无疑有启发意义。
(二)《易》以明象为本
黄泽明确主张"学《易》者当明象，此确然不易之论"。究其原因，黄泽一方面以先验式的话作为回答，以为"世之学《易》者皆知《易》当明象"。另一方面，黄泽又从学理上加以深刻的阐释。他就《易》之存在状态而论，卦形即象，因象而有数，研究易学，只能专事于此，说"其形有分，隶于卦者，自古通谓之象，有象则有数，故说《易》者只专从事于象数焉"；又从《易》之生成而论，"以为《易》起于数，因数设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辞"，并据孔子"易者象也，立象以尽意"，"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得出"圣人言《易》之为教如此，《易》不可废象明矣"。
易学发展至元代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黄泽提出明象，还在于历代诸儒不明象学。他考察历史，以为"象数之废，自周末至今千有七百年"，大体上分成了两汉、魏晋隋唐、宋代三个阶段。其中"自汉诸儒至虞翻，是欲明象"，但其时"去圣已远，象学不易明"，于是汉儒"流于烦琐，或涉支离诞漫"，故未能明象；魏晋隋唐，王弼因学者厌弃汉儒烦琐之学，而阐发得意忘象之论，尽弃诸儒之说，"学者宗其说，与象相忘"；两宋时，程颐"主于理"，朱熹"主于占"，而"象数稍远"。
总之，"自汉魏诸儒以至近代邵康节(雍)、程先生(颐)、张横渠(载)、朱晦庵(熹)，各以所见发明"，虽"义理之说，最为详备，惟象学则犹未复古"；"于所谓象学，自虞周至两汉，汉至今，寥寥千七百年，诸儒非不精思力索，而竟未有得其仿佛者，故象学遂废，而说《易》者率皆蹇浅支离牵合"。黄泽虽然没有全盘否定前儒对象学的贡献，但他认为易象，"其间固有易知者，亦有虽难知而先儒所说已暗合，但大体既未能明，则虽总谓之未能复古，亦非过也"；"《易》象学迷失一千有七百余年，汉儒及近代诸儒所说颇细碎，虽不可废，然于大体未明，终无益也"。黄泽的易学论著，大多也针对易学史上诸儒不明象学立论，如《忘象辨》之作，乃"由象学失传，汉儒区区，掇拾凡陋，不足以得圣人之意，而王辅嗣(弼)忘象之说兴，至邢和叔(恕)则遂欲忘卦弃画，虽以近代巨儒继作，理学大明，而莫能夺也"；《象略》之作，乃"李鼎祚缀辑于王氏(弼)弃掷(玄)之余，朱子发(震)后出而加密，丁易东继之而愈详，圣人立象之妙终不可见"。黄泽综合考察历代易说，以为"诸儒明象，僻而迂，王氏忘象，决而野"，汉儒"亦各自以所见求象，而非文王、周公之本意"。
黄泽主张明象，还在于他将象学作为衡量诸儒之说的准则。他说："所贵于象学者，可以辩诸家之得失。凡纷纭杂错之论，至明象而后定。象学不明，则如制器无尺度，作乐无律吕，舟车无指南，自然差错。"他举例批评朱熹解《损》上九"得臣无家"为"惠而不费"，认为其说"若以象求"，则相去"太远"。
黄泽从象学与义理的关系角度，对明象之说作阐释。首先，黄泽认为象学是义理的先决条件，是窥见圣人之道的必由之路。他说："盖《周易》所失者象学。象学不传，则无以窥见圣人精神心术之妙，而《易》之所谓不测之神者，不可得见。"其次，黄泽认为象学又是义理之根基，不本诸象，则所谓的义理乃自由发挥，与《易》无关，"若舍象而求，则人自为易，不期于异而自异"。不过，黄泽并不以易象为最终归趣，他仍讲求识《易》之大意，主张"象学既明，则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辞"，而"所谓得大意者，如玩《易》必须晓卦象、爻象，使之透彻。及识其变处，则《易》之辞自然易晓矣"。他著《十翼举要》，也就是主张"以明象为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为主，而其机栝则尽在《十翼》"。他所主张的《易》"崇阳兮抑阴，福善兮祸滛"之理，实则同于朱熹之说。朱熹称："象数乃作《易》根本。""读《易》亦佳，但经书难读，而此书为尤难。
盖未开卷时已有一重象数大概工夫，开卷之后，经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说杀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见本来开物成务活法。""程先生说《易》'得其理，则象数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泝流以观，却须先见象数的当下落，方说得理不走作。不然，事无实证，则虚理易差也。"黄泽以象学为义理之基础与先决条件，明显继承了朱熹之说，而又将其强化，强调明象为先，而将明义理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不过，黄泽认为《易》虽难学，但"吉凶消长，进退存亡，有一定之理，大意可得而推设，令不能精微，其所失未远"。"象学久已失传，故《易》尤难焉。然自辅嗣以来，玩其辞，解其义，所失亦未远"。《周易》大旨虽失传，"然《周易》于教义虽未甚明，亦未甚失"，也就是说，虽因象学不传，不能窥见圣人精神心术之妙，《易》之不测之神，但"于世教未甚害也"。黄泽以为通象学能得《易》之精微，不通象学也能明其大义，而所失不远，这虽肯定了传统易学的成就，但却淡化了他所强调的明象的重要性，而更倾向于讲求义理。黄泽这一主张，表明朱熹而后，象数、义理合流，彼此融会，难于取舍的历史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