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拉斯只能向我们简单讲述大概的过程，这证实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那个奸笑的匪徒进屋以后，从衣袖中抽出一根护身棒，威胁梅拉斯。梅拉斯吓得面如土色，双手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再次跟着他走。他很快被绑架到贝克纳姆，第二次充当翻译员。这次会谈比第一次更富有戏剧性，那两个英国人威胁那个被囚的人，如果他不照他们的命令去办，他们就立即杀死他。见他始终威武不屈，他们只好把他推回去囚禁起来。然后，他们斥责梅拉斯在报上登广告出卖了他们，他们用棒子把他打昏过去，梅拉斯一直不省人事，直到发现我们俯身救他为止。
这就是那件希腊翻译员奇案，至今依然有些未解之谜。我们只能从答复我们广告的那位绅士处得知，那位年轻女子出身希腊富豪之家，此次到英国是为了访友。在英国她和一个叫哈罗德·拉蒂默的年轻人相遇，这个人掌握了她，终于说服她一同逃走。她的朋友惊悉此事，便急忙通知她住在雅典的哥哥。她哥哥来到英国，落到拉蒂默和他那个声名狼藉的同伙手中。那两个人发现他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便把他囚禁起来，折磨他迫使他签字，以夺得他和他妹妹的财产。他们把他关在宅内，姑娘并不知情，为了使姑娘即使见到哥哥也认不出来，便在他脸上贴了许多橡皮膏。然而，由于女性的敏感，正当翻译员到来的时候，她一见哥哥便认出了他。不过，这可怜的姑娘也是被囚禁的人，因为在这所宅院里，除了那马车夫夫妇之外别无他人。而马车夫夫妇都是这两个阴谋家的人。两个暴徒见秘密已被揭穿，囚徒又宁死不屈，便携带姑娘逃离了那所宅院。这所家具齐全的宅院是他们花钱租赁的。他们首先要报复那个违背他们意愿的人和那个出卖他们的人。
数月之后，我们收到从布达佩斯报纸上剪下来的一段报道，上载两个英国人携一妇女同行，突然遇难，两个男人皆被刺死。匈牙利警署认为他们因争风吃醋，互相残杀身亡。对此，歇洛克·福尔摩斯却不以为然，他一直到今天还认为，如果能找到那位希腊姑娘，就能弄清楚她是怎样为自己和哥哥报仇的。
海军协定
我婚后那一年的七月实在令人难忘，因为我有幸与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起侦破了三起重大案件，再次见识了他独特的思维方法。我在日记中记载的案件标题是：“第二块血迹”、“海军协定”和“疲倦的船长”。但其中第一个案件最为重大，因为牵涉到王国许多显贵，以致多年不能公之于众。然而，在福尔摩斯侦办的案件中，再也没有哪件案子能比这件案子更能清楚地凸显出他的分析方法的价值，以及给合作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了。至今，我仍保留着一份详细的谈话记录，那是福尔摩斯向巴黎警署的杜布克先生和格但斯克的著名的专家弗里茨·冯沃尔鲍叙述案情真相的谈话记录。他们两位虽然曾在此案上花费了过多的精力，但他们所做的工作对于侦破此案毫无用处。我现在打算把日记中所记录的第二个案件发表出来，这件案子在一段时间内也事关国家的重大利益，其中一些案情更突出了它独特的性质。
在学生时代，我同一位名叫珀西·费尔普斯的少年私交甚好。他与我的年龄相仿，但却比我高两级。他才华出众，成绩出色，结业时获得了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继续深造。我记得，他有几家贵族亲戚，甚至我们都还在孩提时，就听说过他舅舅霍尔德赫斯特勋爵是一位著名的保守党政客。这些贵族亲戚并未使他在学校与人相处时得到什么便利。相反，我们在运动场上到处捉弄他，用玩具铁环伤他的小腿骨，并引以为乐。不过，他走上社会以后，情形就不同了。我曾听说他凭着自己的才能和有权势的亲戚，在外交部取得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位，以后我就完全把他淡忘了，直到收到下面这封信才又想起他来。
我亲爱的华生：
我相信你能记起“蝌蚪”费尔普斯来，那时我在五年级，你在三年级。可能你也曾听到我凭借舅父的力量，在外交部谋得一份不错的职位，很受信任和尊敬。但祸从天降，一件可怕的事毁了我的前程。
没有必要把这件可怕的事详细描述给你。如果你答应我的请求，我就可以把这一切口述给你听。我患神经错乱已经九个星期了，现在刚刚恢复，身体十分虚弱。你能否邀请你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前来看我？尽管当局对此再也无能为力了，但我仍愿听听福尔摩斯先生对本案的意见。请你邀他前来，尽快赶来。我在惊恐之中，度日如年。请你向他说明，我之所以没有及时向他请教，并不是我不钦佩他的才能，而是因为我大祸临头神志不清。现在我头脑已清醒，但怕旧病复发，不敢多想这件事。我至今非常虚弱，你可以看得出来，我只好口述，由人代笔。请务必邀请福尔摩斯先生前来。
你的老校友珀西·费尔普斯
这封信震撼了我，他反复呼吁邀请福尔摩斯，令人怜悯。我决定即使这事再困难，我也要设法办到。不过，我当然知道福尔摩斯很爱他的技艺，只要他的委托人相信他，他总是随时乐意助人。我的妻子和我决定立即把此事告诉福尔摩斯，一分钟也不应耽误。于是，早餐后不到一小时，我就又回到了福尔摩斯的住处。
身穿睡衣的福尔摩斯坐在靠墙的桌旁，聚精会神地做化学试验。一个大蒸馏瓶，在红红的火焰上猛烈地沸腾着，蒸馏水滴入一个容积为两升的量具中。我走进来时，我的朋友连头也没抬，我看出他的试验一定很重要，便坐在扶手椅上等着。他看看这个瓶子，查查那个瓶子，用玻璃吸管从瓶子里吸出几滴液体。
“你来得正好，华生。”福尔摩斯说道，“如果这张纸仍然呈蓝色，就一切正常。如果它变成了红色，那溶液就能置人于死地。”他把纸浸入试管，立即变成了深暗而污浊的红色。“哈哈！果然不出我所料！”他高喊道，“华生，我马上就可以听你吩咐了。你可以在波斯拖鞋里拿到烟叶。”他转身走向书桌，潦草地写了几份电报，把它们交给了小听差，然后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蜷起腿，双手紧抱住瘦长的小腿。
“一件平淡无奇的凶杀案，”福尔摩斯说道，“我想，你给我带来的案子将比它有趣得多。华生，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出了什么事？”
我把信递给他，他全神贯注地读起来。
“这信并没有向我们说明多少情况。”福尔摩斯把信交还给我时说道。
“几乎没说明什么。”我说道。
“不过，笔迹倒很值得注意呢。”
“这笔迹不是他的。”
“是的，那是女人的笔迹。”
“一定是男人写的。”我大声说道。
“不，是女人写的，而且是一个具有与众不同性格的女人。从调查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你的委托人和一个人有密切关系，那个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具有与众不同的性格。这件案子现在让我产生了兴趣。如果你乐意的话，我们马上动身前往沃金，去看看那位遭遇此种不幸的外交官，和代写这封信的女人。”
我们正好在滑铁卢车站赶上早班火车，不到一小时，我们已来到了沃金的冷杉和石南树丛中。原来，布里尔布雷是一所大宅邸，孤零零地坐落在一片广阔的土地上。从车站到布里尔布雷徒步而行，只有几分钟的路程。递进了名片，我们便被带到一间摆设雅致华丽的客厅里。过了几分钟，一个相当壮实的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的年龄虽已接近四十岁，但双颊红润，目光欢快，仍然给人一种爽朗直率的感觉。
“我很高兴你们能来，”他和我们握了握手说道，“珀西整整一早晨都在打听你们的消息。啊，我那可怜的老朋友，他要紧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他的父母要我来迎候你们，因为他们一提到这件事就觉得非常痛苦。”
“我们还不知道案子的详情，”福尔摩斯说道，“我看你不像是他们家里的人。”
我们的新相识表情惊奇，他低头看了一下，开始大笑了起来。
“你肯定是看到我项链坠上的姓名花押字首‘JH’了。”他说道，“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绝招呢。我叫约瑟夫·哈里森，因为珀西就要和我的妹妹安妮结婚了，我至少也算是他的一个姻亲吧。你们可以在珀西室内见到我妹妹，两个月来她一直任劳任怨地照料他。我们最好马上过去，我知道珀西是多么迫切希望见到你们。”
珀西的房间同会客室在一层楼上。他的房间布置得既像起居室，又像卧室，满堂优雅地摆着鲜花。一位面如土色、身体衰弱的年轻人躺在长沙发上。沙发靠近窗户，浓郁的花香和初夏宜人的空气透过开着的窗户飘进来。一个女人坐在他身旁，我们进屋时，她连忙站起身来。
“需要我离开吗，珀西？”她问道。
珀西抓住她的手不让她走。
“你好！华生，”珀西热情地说道，“我见你留着胡须，几乎认不出你了。我敢说你也不一定能认出我了。我猜，这位就是那大名鼎鼎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吧？”
我简单给他们介绍了一番，两人一同坐下。那个壮实的中年人离开了我们，可是他妹妹的手被病人拉着，只好留在室内。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女子，身材略嫌矮胖、不匀称，但她有美丽的橄榄色面容，一双乌黑的意大利人的大眼睛，一头乌云般的黑发。在她那艳丽的容貌相比之下，她伴侣那苍白的面孔越发显得衰弱而憔悴。
“我不想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就直说了吧。”珀西从沙发上坐起来说道，“我是一个幸福且小有成就的人，而且马上就要结婚了。可是一件突如其来的大祸毁掉了我的前程。
“华生可能已经告诉过你了，我任职于外交部，通过我舅父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关系，我很快将升任要职了。我舅父担任本届政府的外交大臣，他时常交给我一些重要任务，我总是办得很好，赢得了他对我的信任。
“大约十个星期前，也就是五月二十三日，他把我叫进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先是称赞我工作干得不错，然后要我执行一件新的重要任务。
“他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个灰色的纸卷说道：‘这是英国和意大利签订的秘密协定的原本，很遗憾，报上已经透露出一些传闻。最重要的是，不能再有任何消息透露出去。法国和俄国大使馆正不惜花费巨款来探听这些文件的内容。若不是非常需要一份抄本，我绝不会从我的写字台里把它拿出来。你办公室里有保险柜吗？’
“‘有的，先生。’
“‘那么，把协定锁到你的保险柜里。但我应当叮嘱你：你可以在别人下班后自己在办公室从容不迫地抄写副本，而不用担心被别人偷看。抄好后再把原件和抄本锁到保险柜里，明天早晨一起交给我本人。’
“我拿了这份文件，就……”
“对不起，打断一下，”福尔摩斯说道，“谈话时只有你们两人在场吗？”
“一点不错。”
“在一个大房间里？”
“有三十英尺见方。”
“谈话是在房中间吗？”
“对，差不多在中间。”
“说话声音不高吗？”
“我舅父说话声音向来很低，我几乎没有说话。”
“谢谢你，”福尔摩斯闭上双眼，说道，“请继续讲吧。”
“我完全照他的吩咐做了，等待其他几个职员离开，但还有一个叫做查尔斯·戈罗特的人有一点公事没有办完，于是我就出去吃晚餐，让他自己留在办公室里。我回来时，他已经走了。我急于把我这个工作处理完，因为我知道约瑟夫，就是你们刚才见到的那位先生正在城里计划乘晚上十一点钟的火车到沃金去，我也想尽可能赶上这趟火车。
“我一看这份协定，立即了解到舅父的话一点也不夸张，它确实极端重要。不需细看，我就可以说，它规定了大不列颠王国对三国同盟的立场，同时它也预定了一旦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对意大利海军占完全优势时，英国要采取的对策。协定涉及的问题纯属海军方面的。协定最后由协商双方高级官员签署。我草草看过之后，就坐下来动手抄写。
“这份用法文写成的文件很长，包括二十六项条文。我尽可能快地抄，可是到了晚上九点钟我才抄了九条，看来，我想赶晚上十一点的火车是没有希望了。由于整日劳累加上晚餐没有吃好，我感到昏昏欲睡，心想喝杯咖啡清醒一下。楼下有一个小门房，整夜都有一个看门人守在那里，按惯例给每一个加夜班的职员用酒精灯烧咖啡。所以，我就按铃召唤他。
“使我惊奇的是，应召而来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面容粗俗的老婆子，她系着一条围裙。她解释说她是看门人的妻子，在这里做杂役，我就叫她去煮咖啡。
“我又抄了两条，越来越感到昏昏欲睡，便站起身来，在屋内踱来踱去，伸展一下双腿。咖啡还不见送来，我想知道原因是什么，便打开门，沿着走廊走过去看。从我抄写文件的房间出来就是一条笔直的走廊，光线昏暗，这是我办公室唯一的出口。走廊尽头有一个转弯的楼梯，看门人的小门房就在楼梯下面的过道旁。楼梯的中间有一个小平台，另有一条走廊通到这个平台，与楼梯在平台处呈丁字形。这第二条走廊尽头有一段楼梯通向旁门，专供仆役使用，也是职员们从查尔斯街走进本楼的捷径。这就是那个地方的略图。”
“谢谢你，我认为我完全听懂你所说的事了。”福尔摩斯说道。
“请注意，我就要说到最重要的地方了。走下楼梯，进入大厅，我发现看门人正在门房里酣睡，咖啡壶在酒精灯上沸腾，咖啡都溢到地板上了，我拿下壶，灭掉酒精灯，伸手正要去摇醒那个仍在酣睡的人，突然间他头顶上铃声大作，他一下子就惊醒过来。
“‘费尔普斯先生！’他困惑不解地望着我说道。
“‘我来看看咖啡是不是煮好了。’
“‘我正在煮着，不知不觉中就睡着了。’他望着我，又抬头望着仍在颤动着的电铃，脸上露出更加惊奇的神色。
“‘既然你在这里，先生，那么是谁在按铃呢？’他问道。
“‘按铃？！’我叫道，‘按什么铃？’
“‘这是在你办公室按的电铃。’
“我顿时僵住，这么说，是有人在我的办公室里了，而我那份千金难买的协定就放在桌子上。我发疯似的跑上楼梯奔向走廊，走廊里空无一人，屋内也没有人。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只是交我保管的那份文件原本不见了，只剩下抄本。”
福尔摩斯笔直地坐在椅上，揉搓着双手。看来，这件案子引起了他的兴趣。“请原谅，那时你是怎么做的呢？”他低语道。
“我立即想到盗贼一定是从旁门上楼的。他要是从正门上楼，那我肯定会碰上他了。”
“你确定他不会一直藏在室内，或是藏在走廊里吗？你不是说走廊灯光很暗吗？”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无论是室内，还是走廊，连一只老鼠也藏不住，因为根本没有藏身之处。”
“谢谢你，请往下说吧。”
“看门人见我大惊失色，知道出了大事，就跟着我上楼来。我们两人沿着走廊奔向通往查尔斯街的陡峭的楼梯，楼底下的旁门关着，没有上锁。我们推开门，冲了出去。我记得很清楚下楼时听到邻近的钟敲了三下，正是晚上九点三刻。”
“这一点非常重要。”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在他的衬衫袖口上记了下来。
“那天夜里天色漆黑，下着毛毛细雨，查尔斯街空无一人，可是，街尽头的白厅路上与往常一样，车辆行人络绎不绝。我们连帽子也没戴，就沿人行道跑过去，在右手拐角处，一个警察站在那里。
“‘出了盗窃案，警察先生。’我气喘吁吁地说道，‘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被人从外交部偷走了。有人从这条路过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