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能真正做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人的确不多，所以要想增长学问，提高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只有处处留心、时时学习才行。“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这是从思想高度上概括的，其实它也很简单，就是一项做人的基本原则：做人要厚道。
下面我们看看孔子他老人家的一个厚道做人的故事。
一天上午，大司寇孔子由几名弟子陪同，徒步在鲁都城内巡查社会治安，至南菜市时，发现一群人在围观两个打架斗殴的人。
孔子住步，只见两筐青菜撒在地上，被践踏得不成样子；两个厮打的人蓬头垢面，踏掉了鞋子，扯破了衣服，抓破了脸皮。那个四十多岁的壮年人猛使一个别脚，把那个少年摔倒了，跨腿骑到他身上，正欲举拳猛打其头。
孔子上前抓住了那壮年人的拳头，大喝一声：“不许打人！”
围观者怒指壮年男子，愤愤评说：
“冉仁真是个老无赖！”
“冉仁欺负孩子！”
“冉仁挤占少年的摊位，还弄烂人家的青菜！”
两个打架的人看见当官的来了，立马就不闹腾了，低头垂手站在大司寇孔子面前。那少年说：“回禀大司寇，小人叫程敬，我先来此卖菜，冉仁硬把菜挑子放在我的摊位上，还让我‘滚蛋’！我与他辩理，他不仅将我的一担青菜撒了，还打人。请大人给小民做主！”
“对，对！就是这么回事！”众人不约而同地说。
在大司寇面前，冉仁刚才的那副凶相一扫而光，吓得目瞪口呆，面色苍白。
“你冉仁，要学仁啊，不能害人！”孔子威严地说。
子路扯了一下孔子的衣衫，与老师低声耳语：“这冉仁是冉雍的父亲。”
“是吗？”孔子闻言十分惊讶。随后，孔子转身走至跟在最后边的冉雍跟前说：“这事就由你处理了！”说完，离开了南菜市。
冉雍目送老师离开，然后走到程敬面前掏出银子：“小兄弟，你受惊了，权且收下这四两纹银作为对你的补偿吧。”
程敬接过银子，对冉仁说：“你也向这位小哥学学！”
冉仁两眼瞪着自己的儿子，感觉身上的衣服好像都被人扒光了，真是丢尽了这张老脸！
回到家，冉雍对坐立不安的父亲说：“爹啊！您老人家再这样下去，孩儿还能在这里立身做人吗？我是夫子的学生，处处以礼行事，您这样蛮横无理，我还有脸做孔子的学生吗？”
冉仁羞愧地低下头，对儿子说：“千错万错，都是爹的错。这次，被夫子碰上，大司寇给咱留了这么大的面子，他说的话，我全记住了。今后，我一定做一个站得住脚的人。”
果然，冉仁从此变成了一个孔子说的“学仁”、“不害人”的好人。在南菜市上，他和程敬竟然成了互帮互助的好朋友。
几天之后，冉雍就此向老师复命。
孔子说：“我料定你能把此事处理得很好。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学识深、仁德高的人啊！”
古语云：多容则融，有量则谅，善合则和。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做人还是比较厚道的。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像孔孟那样以“君子之行”要求自己，但人们对这样的君子还是有几分佩服的，还是心向往之的。
4．“中庸”做人好办事
消费时代的来临，导致现代人越来越倾心于感官的享受，这引发了许多对名利、金钱、地位的过分追求的典型现代病，使人不能平静地对待自己的际遇。在这样的大背景、大前提下，中国古人提倡的“中庸之道”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
“中庸”，是中国古代一个至高的行为标准，它是哲学上讲的最合适的“度”。对于一种行事方法的判断，无所谓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只有什么是合适的方法。就是不走极端。
中庸之道，强调的是做人的艺术和做事的方法，其实质是物极必反、以柔克刚的辩证哲学，它源自古人对世界的洞察与体悟。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总是阴阳相对、黑白相依的：有吸引就有排斥，有物质就有反物质。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任何事物都是具“二元性”的。
中庸之道，是让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监督、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内外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孔子把中庸称为至德，这既说明他把中庸视作道德的最高准则，也说明中庸是他的哲学基础。
不但孔子身体力行中庸之道，他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更是深契其精髓，孔子曾经这样夸奖颜回：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下面我们来看看，颜回学“中庸”以致用，未卜先知的故事。
有一次，鲁定公饶有兴致地问颜回道：“先生，您听说过东野毕很擅长于驾马吧？”
颜回答道：“擅长是很擅长，不过他的马将来必会跑掉。”
鲁定公听了很不高兴，东野毕擅长驾马是众所周知之事，可如今，颜回却说他驾的马必会跑掉，不知颜回是何用心。便对旁边的人说：“原来君子也会诬人啊！”
颜回听后，没有辩白什么，默默退了出去。
颜回离开后第三天，掌管畜牧的官员突然跑来报告鲁定公说：“东野毕驾的马不听指唤，挣脱缰绳，车旁的两匹马拖着中间的两匹马，一起回到马厩里了。”
鲁定公一听，惊坐而起，急忙唤人派车将颜回召来。
颜回到来后，鲁定公便向颜回请教道：“前几天，寡人问您东野毕擅长驾马的事，先生您说，擅长是很擅长，但是他驾的马必将跑掉。不知您是如何预先知道的呢？”
颜回起身答道：“臣是以政事推测出来的。以前的时候，舜帝善于使用民力，造父擅长使用马力。舜帝不穷尽民力，造父不穷尽马力，因此在舜王那个时代，没有避世隐居或逃走的人，而造父手下，也没有不听指示的马。但东野毕在驾马的时候，虽然骑着马，拿着缰绳，姿态很端正，驾马的缓急快慢，进退奔走，也很合适，只是当经历险阻到达远方之后，马已经筋疲力尽了，他却仍然对马责求不止，臣是从这里推想到的。”
鲁定公很赞赏地说道：“原来如此啊！果真如您所言。不过，先生您话中的含义很深，能不能再进一步说明呢？”
颜回说：“臣曾听说过，当鸟被逼急时就要啄人，兽逼急了就用爪子乱抓，而人被逼得没办法时便要欺诈、叛乱，马被逼过头了自然就会逃奔。从古到今，没有使其手下处于极点，而自己没有危险的啊！”
鲁定公听了颜回的话后很高兴，感到非常受益，也很佩服颜回的智慧与德行，便将此事告诉了孔子，夫子听后，微笑着说：“这就是颜回之所以为颜回了，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啊！”
颜回观东野毕驾马，却以舜王政事断定有佚马之后果，二者之间看似并无关联，然而道理却相同，那就是：过犹不及，物极则反。
舜为一代圣王，仁心爱民，不穷其民力。人民都能安居乐业，自然会拥戴他了。东野毕虽然很有一套御马的技术，但对马却无体谅之心，马自然不堪忍受而奔逃。
凡事做过了头，必然会走向反面，最后让你没有好果子吃。当我们时时以平和中正之心待人接物，事事不偏不倚，弃其两端取其中道，定能无往而不利。
5．“圆而不滑”有奇效
跟圆融相似，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常会见到另一个词“圆滑”。一字之异，二者的差距可就大了：
圆滑，就像河里的鹅卵石，外表圆、滑，此乃外力所致，不知不觉被迫使然，是被动而成的一种人生状态；圆融则恰恰相反，圆融，是一种境界，一种气息，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是一种能冲破个体躯壳禁锢的力量。
圆滑是有边界的，就像坚硬的鹅卵石，可以触摸，可以硌到人、伤害人；圆融是没有边界的，就像柔和的空气，不可触摸，却无处不在，可以浸透人、融化人。圆滑往往令人厌烦，而圆融则能和谐周围的磁场。圆滑过后，安静下来，人会平添许多烦恼；圆融则无始无终，如和风细雨，润物无声。
从本质上说，二者的区别在于动机和出发点，就是你做某件事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发心不正、居心不良的话，善巧方便就成了圆滑；发心纯正，在看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为了便利周围的人而舍弃某些原则，这是圆融。
我们可以说得简单一点：坚持自己的原则，兼顾对方的感受，是圆融；放弃自己的原则，揣摩对方的感受，是圆滑；坚持自己的原则，不顾对方的感受，是刚愎自用。
《菜根谭》在教我们“交友须带三分侠气，做人要存一点素心”的同时，也不忘告诉我们“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叔季世方圆并用”，如此看来，是圆融还是圆滑，也得看“天时”。
圆滑之人都是以明哲保身、个人私利为出发点，遇事采取“拖”字诀，消极应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其结果往往是误了他人，坏了大事。所以从古至今，在人们眼里，圆融之士多厚道君子，圆滑之流俱利己小人。
如果我们从长远来看，圆滑之人，得到的往往只是一时的小利，其后害无穷；圆融之士，虽会失去一些眼前的利益，但得到的是内心的富足、安宁，有后福。
满腹经纶、才高八斗的明代翰林学士解缙曾领导三千人用三年时间完成鸿篇巨制《永乐大典》，他如此会做事却对“人际关系学”一窍不通。在朱元璋要他提意见的时候，他秉笔直书，历数朱元璋及各位大臣政令多变、滥杀无辜、无贤否之分、无枉直之判等等，把皇帝和同僚说得一无是处，结果后来被人陷害致死。
而五代时期的冯道却是个很会做人的角色，他历经五朝，侍奉过八姓十一帝，一直官不离将相、三公和三师的高位，在权力斗争中游刃有余，他苟且一生，把毕生精力放在讨好主子和趋炎附势上，最后忧郁而死。
在此二人的丝毫不圆融和做人太圆滑之间，我们是否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呢？
做人难，难在把握不好分寸尺度；做事难，难在难以心想事成。
宋代的包拯可谓具备“圆而不滑”智慧的典范，他忠君、爱民，对大奸大恶必摧之，进谏时总是分清形势，说清道理，毫无傲慢之态，力争取得皇帝的支持；他做事踏实，弹劾他人敢于直言又讲究方法。
当时许多人弹劾张尧佐，而宋仁宗正迷恋其妹妹张贵妃，包拯审时度势提出将其外调，打破了僵局，使宋仁宗有台阶可下。纵观历史上许多刚直不阿的谏官，多是“清官不到头”，而包拯既履行了自己分内职责，又保全了自己性命，不得不得益于他“圆而不滑”的处世之道。
“圆而不滑”之道既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修养、智慧、谋略、胸襟。它让你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世间的一切，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不卑不亢。这样，才更容易被人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