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后来谈道，在《艳阳天》定稿的时候，文艺界正在进行整风，"文化大革命"正拉开序幕，作家很快意识到危险，放弃了在作品里掺进一些接受改造或改造好了的地主分子的最初构思，舍弃了对生活的真实所见和个人思考，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那几年没有讲"改造"地主的政策，害怕写进这些内容闹个"一块臭肉坏一锅汤"。从创作动机到创作调整，我们都可以看到作家为迎合现世政治、保障小说创作立场的用心。相比《艳阳天》，陈登科创作的《风雷》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同样出身工农兵作家队伍的陈登科，同样不遗余力地诠释时代的主流，热情宣传政治领袖的最高指示，在创作动机和题材、形式上无异于《艳阳天》之类的农村合作化小说，但陈登科没有浩然那种明确的政治意识或者说政治敏感，同样写农村合作化的《风雷》不但没能成为主流经典小说，反而给作家带来人生的噩运。《风雷》写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发生在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艳阳天》写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发生在党外的激烈阶级斗争。《风雷》的故事发生在淮北农村一个叫黄泥乡的乡村，由于党委领导的退化，不但消极开展农村合作化运动，在抵制阶级敌人的激烈进攻方面也缺乏力度。
区委书记熊彬不思进取，被资产阶级思想"糖衣炮弹"打倒。区委宣传部长朱锡坤只会叫嚷"不管什么主义，吃饱肚子就好"，作为党内干部不但不执行党的路线，反而暗中庇护称霸一方的反动阶级敌人。在区委第一书记祝永康的正确带领和围绕他的一群热忱农民努力下，历经和党内外不良势力的激烈斗争，终于走上社会主义大道。《艳阳天》以京郊东山坞两条党外阶级斗争为线，展开轰轰烈烈的农村生产、思想改造运动。故事集中发生在短短几天，涉及众多农民群像，并按照两大阶级对垒划分农民成分：代表资本主义力量的富农、地主阶级和代表社会主义力量的贫下中农。在社会主义力量一方，以萧长春、焦淑红、马老四等为代表的积极分子坚决走合作化道路，和对于想要破坏农业集体化的一批反动分子展开激烈斗争，并取得最终胜利。
在构思小说的动机上，陈登科和浩然一样，欲通过文学写作宣传党的政策，但陈登科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使他犯下致命的错误。缺失的政治敏感让他忽略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少数地方的"夺权复辟"现象，只表现在农村基层单位，而隐藏在党内、起破坏作用的地主资产阶级也只是少数现象。《风雷》却将斗争矛头集中在党内较高领导层，加之对党内正面英雄人物刻画力度不够，对党内蜕化分子着笔不少，这样的写法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
《艳阳天》虽然同样也是写农村路线斗争，却紧跟当时政治，把矛盾着眼点放在党外路线，大力强化党内干部萧长春的英雄形象，而投机党内的村支书马之悦很快就被识别、清除出革命队伍，整个小说矛盾集中在同地主分子马小辫等阶级敌人的斗争中，成功演绎了当时中央政策对于形势的认识。而《风雷》由于在政治表达上的含混性，被批评为对农村形势估计悲观，把党的领导写得那么糟糕。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更遭到灭顶之灾，被定性为"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的反动小说"。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同样是表现阶级斗争观念的小说，命运差距之大。简单地说，由于《风雷》没有充分强调敌我阶级斗争，又过多涉及党内权力变质、党内斗争，这种政治上的含混不容于当时的形势，随着政治变化，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成为反党的"罪证"。相比之下，《艳阳天》的写作有着明确的政治立场，并且生怕"一块臭肉坏一锅汤"，即使放弃个人独立思考，也坚决不写把握不准的、可能坏事的内容。从紧跟政治的文学工具论信念到维护创作政治立场的作家主体意识，我们可以看到小说家的主体性对作品实现"经典化"的主观保障。
综上所述，考察浩然及其代表作《艳阳天》、《金光大道》的经典化历程，可以发现新中国主流文学的经典化，是文本、作家与政治权力合在一起而成的。在作者、读者、评论互动的文学传播场域中，浩然和他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一步步成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经典。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到，要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经典，衡量准则并非仅有时代因素。在相同文学体制下的创作产品，是否获得经典意义，作家的主体性发挥着显著作用。与同时代其他获得经典地位的作品相比，《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经典化，乃至"文化大革命"后的"去经典化"，它们的成就与曲折的遭遇，都是我们反观浩然及其创作的有效渠道。
第四节 浩然"独特"的成因 (1)
上文探讨了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浩然文学在十七年至"文化大革命"文学时期的独特之处。对于浩然为何能成为十七年到"文化大革命"农村小说创作的一面旗帜，为何仅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的他能成为赢得广大读者和主流政策支持的有名作家，除了从政治原因、文学因素考察，本节主要针对浩然成其为"浩然"的作家个人创作心理机制、社会原因、知识结构等方面说明其"独特"的成因。
一、忠诚与时代的一致性
对于大部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临的作家们，除了最初的真诚期待与欢喜外，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极"左"政策，此时期作家的心态呈现出复杂性。相较而言，像浩然这样长于红旗下的年轻作家，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便天然真诚地信任这个新时代，忠实歌唱这个时代的万事万物。对于浩然创作中的"政治颂歌"信念，客观地看，我们不可以将其当做一种功利性口号。他的忠诚与时代需求具有一致性，"永远歌颂"体现了浩然亦步亦趋跟随政治创作的独特心态。
浩然对党有强烈的报恩思想，曾多次说"是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给了我走上文学道路的权利，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就没有我。我永生永世都不忘恩负义"。这话不是作家在作秀，从浩然的个人经历可以体会作家的表白是发自内心的。浩然出生在贫困家庭，幼时丧失双亲，在旧社会度过童年，14岁走上革命道路，16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浩然的童年经历里，有这样一件事情奠定了他的忠诚爱党信念。14岁那年，寄人篱下的浩然面临被赶出家门的绝境，当时一位共产党基层干部根据群众的反映和调查，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要回了原本属于他而被占去的房屋，使他的生活得以支撑下去。这一绝处逢生的经历，使浩然开始真心感谢共产党，并积极投身共产党所领导的运动。
十几岁的浩然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直亲身参加大大小小的革命实践活动，对于一个正处于成长阶段的青年，这段经历可以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因此他对革命斗争重要性的感知必然比其他人强烈，对自己笔下的英雄人物、农民故事有着深深的挚爱，这些人物和故事直接和他的生命体验连接，而不是浮夸虚假的口号式写作，是他在艰难成长过程中的亲身体验。不了解这点，便难以理解浩然在创作心理机制上，比一般的作家更忠实于党的文艺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凭着童年时代的一些民间文化熏陶和自强不息的努力，一个农民的子孙"奇迹"般地实现了文学梦。浩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一次偶然编排的乡村小喜剧表演中，开始萌生文学创作的梦想。正因为这次编剧演出的成功，第一次让他看到了写作原来可以和革命结合而成为有效的宣传武器。
在实践中，他不断认识到文学对革命的作用，这无疑养成了他紧跟党的形势、政策创作的习惯。当浩然认为他的一生都受惠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时，这种发自内心的忠诚便成为作家内在的创作心理因素。浩然坦诚地说："像我这样一个只读过三年半小学，身居偏僻乡村，连'作家'这种名称都不曾听说的农民子孙，能够爱上写作，能够搞写作，并以它为终身职业，若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穷人搞革命，政治上得解放，经济上闹翻身，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如我常说，连做梦都没有做到过当作家！"这种感恩般的热忱，成为浩然一生创作的情感，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其他作家犹豫彷徨之际，他却一路轻快地创作着，忠于自己内心地歌颂着。他1956年的处女作《姐姐进步了》就饱含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爱。他的文学信仰和政治信仰是一致的，当一个作家从内心深信不疑文学就是党的宣传工具时，我们就不难理解浩然为何能紧跟政治、丝毫不偏差地按照政策写作。
文学信仰的确立，对青年时代的浩然来说是一瞬间的，"一个人的信仰和世界观的形成是很复杂的吗？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吗？也许是。然而，对我来说却是极为简单而迅速的--仿佛就是在河边的那个明净早晨，就是那么一闪念，便冒出了芽儿、扎下了根子，一直到年逾古稀，都在长，都在长"。浩然忠诚于时代需求的创作心理机制，其文学信仰与政治信仰的一致性，是作家在政治风雨如晦的创作年代轻装上阵的原因。
二、乐观、坚强的个人性格与实践生活的体会
浩然凭着有限的文化背景自学成才，从一个不识几个大字的农民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作家，有着超越常人的坚强与乐观。浩然的创作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个人性格里的乐观与坚强时常投射到文学写作中。能在现实生活苦不堪言时依然保持乐观向上的写作姿态，我认为，个人性格投射到创作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浩然偶然接触到文学带来的快乐后，从此开始了义无反顾、痴迷不倦的"爬格子"梦想。据浩然自传说，当下定决心追求作家梦，自己便像着魔般迷上了写作和投稿，每天心悬投稿结果，时间久了，大家都对他每天都去收发室看有没有退稿信习以为常。终于有一天，《河北日报》刊登了浩然的第一篇一千多字的处女作《姐姐进步了》，这是浩然用一百多篇退稿换来的最初成果。凭着一股一定要做出成就的坚持，浩然在追求文学的道路上，可以放弃休假、和家人团聚，只为不落下扫盲课程；为得到河北青年业余作家的培训机会，可以忍辱负重地在被取消代表资格后，仍然坚持旁听。诸如此类的坚守例子很多，浩然为追寻文学付出的努力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在这条创作再难也要坚持不懈，再难也要乐观的道路上，浩然骨子里的刚硬不自觉地投射到文学创作中。在一定层面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作家写作中总是保有一种乐观积极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