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说苑》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贡问孔子，死人有没有知觉？孔子回答说，怎么说呢？我说死的人有知觉吧，又恐怕孝顺的子孙们妨碍活人的生活，不惜代价地埋葬他们死去的先人。我说死人没有知觉吧，又恐怕那些不孝的子孙们不埋葬他们死去的先人。孔子开玩笑说，赐（子贡名）啊，你要想知道死人有知无知，不必着急，等你死了以后，你什么都明白了，那时还不算晚。孔子这句玩笑话倒是承认了死人有知，不过细辨起来也未必，或许只有子贡那样聪明的灵魂死后才能有知呢？换一块“不可雕”的“朽木”，可能死去就像木头烧尽，寂然无息了。冯友兰指出，《说苑》的这段记载，说明了孔子为什么对于鬼神的问题采取了含糊其辞、回避问题的态度。按照冯友兰的说法，孔子对于鬼神本身是否存在并不关心，他只关心对鬼神问题的谈论会产生怎样的人事影响。《说苑》的这段记载所反映出来的，孔子的意思是，对鬼神存在的问题最好不了了之，因为是否真的有鬼，这是个高远难知的问题，不如出于丧祭之礼的现实需要，实用地设定鬼神的存在，使百姓有所敬畏，一如既往地恪守儒家宣扬的孝悌之道，不致因心无忌惮而放肆越礼。用孔子弟子曾参的一句话说，这是为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论语·学而》）“慎终”说的是丧礼，“追远”说的是祭礼，之所以要祭典先人，是要让百姓对父母先人的养育之情懂得感恩，借丧祭的礼仪，表达自己铭记不忘的心情。人人如此，民心就能淳朴厚道。
冯友兰认为，孔子等儒家学者对于鬼神的态度，其实是理智上否定它的存在，而情感上认可它的存在。亲爱的人死了，理智上也清楚，人死了就是死了，活不过来了，谁没见过死人，谁又见过复活的死人？但理智越清醒，死人的事实显得越残酷，活着的人受打击越大，在强烈情感的拨弄下，理智也越来越迷糊了：谁能证明我的亲人真的死了？确实没救了？即使他真的和我们不一样了，为什么不是别的一种活法？他就不能在肉眼看不到的世界里安居乐业吗？儒家认为，人不能任凭理智推动着刻板地生活，还需要多种情感的滋养和抚慰。如果光靠理智生活，事事惟真是认，硬着心肠取消丧礼，结果只是把生人活埋了，人生毫无生趣；但若纯依感情行事，则会把假设当成结论，把待定当做确定，否认理智的判断。在决定对死者的态度时，不能不考虑生者的理智和情感这两个方面。照儒家的解释，丧祭之礼“允执厥中”，恰当地处理了理智和情感这两个方面。它消除了偏执迷信的成分，以另一种方式满足了人的情感的需要。冯友兰认为，以假想的真实为绝对真实，这是宗教的态度；儒家不偏不倚、中庸平和的安慰情感的做法，是诗意的做法。冯友兰说，宗教和诗，二者都是人的幻想的表现，这种幻想融合了想象和现实状况。不同的是，宗教很认“真”，诗则是真真假假，飘忽不定的。诗所说的未必不是真事，但纵然作者自己知道不是真事，他还是要自己欺骗自己，那是自觉的自欺。它不在科学的领域里，当然对科学绝无妨害。诗给予我们情感的满足，这只会促进理智的进步。
照儒家的这种说法，当人在行丧祭之礼时，是在欺骗自己，可又不是真正的欺骗，而是以诗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礼记》中孔子说：“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为也。”意思是说，亲人死了，就以为亲人永远消失了，不必举行丧礼，这是不仁的做法；但如果亲人死了，却以为它的灵魂不灭，以鬼神的方式存在于世间，则又是不理智的做法。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孔子的后学荀子曾作《礼论》来总论儒家的丧祭之礼。他说：丧祭之礼，是用活着的人来修饰死者，在送丧的时候好像死者还活着一样。所以对待亲人，要做到如死如生，如亡如存，善始善终。所以丧祭之礼，没有其他的意义，只是用来表明生和死的道理，当人们送死人而去的时候要满怀哀痛与敬意，使死者终其生命时有所归依。
《礼论》中还说：“丧祭之礼，是表达生者对死者的哀思与爱慕之情的，最能表现儒者的忠信爱敬与礼节文貌。若不是圣人，则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在圣人的倡导下，统治者能安然遵行丧祭之礼，民间则把它当做一种风俗。丧祭之礼在君子那里，表现的是为人之道；而在百姓那里，则是一种迷信，他们真以为人死后灵魂不灭，鬼神存在。所以丧祭之礼的本质，是‘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状乎无形影，然而成文’。”
用孔子的话来讲就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就是说，祭祀祖先要十分诚敬，宛若祖先就在那里。祭神也要十分诚敬，好像神就在眼前。一方面祭祀要郑重其事，另一方面也要知道祭祀的对象是无形无影的，不必执为真有，也未必真的没有。
照荀子这样的解释，丧礼、祭礼完全是就情感方面立论，祭祀之本意，也只以求情感上的安慰。其意义完全是诗的，而不是宗教的。
此外，冯友兰还指出，儒家的祭祀祖先，除了表达“志意思慕之情”外，还具有“崇德报恩之义”。在中国旧社会，各行各业的人，都要供奉行业之神，如木匠供奉鲁班，酒家供奉葛仙。这种做法的本意是：饮水思源，崇德报功，奉祖师为神明，以表达崇敬之意与报恩之情。至于天地星辰、山川草木，儒家也是以崇德报功之义而崇敬之，如《礼记》所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
鬼神与信仰
孔子对于鬼神的态度大概是，不明确地否认鬼神的存在，但也不强调鬼神的存在。
儒家从情感上立论，特别强调丧祭之礼，可是在理智上并不相信鬼神存在。这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按冯友兰的解释，儒家行祭礼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相信鬼神真正存在，当然相信鬼神存在无疑是祭礼的最初原因。行礼只是祭祀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但当时的许多人都不能理解这一点，孔子有个学生叫宰我，他曾经斗胆向孔子建议改变守丧时间。他说：三年的丧祭之礼，时间太长了。君子如果三年不学习，不奉行礼，不制作乐，社会则失去做人之楷模，老百姓将无所适从，长久以往，必致礼崩乐坏无疑，所以守丧一年足矣。孔子就反问他，你平时吃粟米，穿锦衣，能心安理得吗？宰我说心安理得。孔子说，既然你心安理得，你就可以不守丧三年。不过君子守丧期间，内心悲痛，以致茶饭不思，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所以不愿过早地结束丧祭之礼。宰我出去后，孔子感叹到：“予之不仁也！予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则也。”意思是：宰我这人真是不仁啊！父母把他生下来，掌上怀中，膝下背上，辛辛苦苦拉扯了三年，然后才稍稍离开父母羽翼。父母亲死了，做子女的守丧三年，这是天下通行的道德法则，他还觉得吃亏了！实在不怪夫子叹气，宰我是个功利主义者，他认为鬼神既然不存在，就没有必要守丧三年，否则徒然劳民伤财。孔子反问他不守丧三年能否心安理得，是要以此激发他的亲亲之情，孰料宰我竟无动于衷。孔子只得明确地指点宰我：儒家行三年丧祭礼，并非出于理智的考虑，而是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哀思与敬意，安慰生者失去亲人的悲痛的心情。宰我似无感悟之意，看来明师对劣徒也无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