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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文人的观点，文章和道德是分不开的，能写的一笔好文章的人必然有良好的道德素养，而道德高尚的人通常总能写出好文章。对于这种观点，钱钟书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透辟入理的分析批评。
钱钟书认为，为文与为人是不一致的。忠厚老实的人写出来的文章可能会浪漫豪放，甚至尖利刻薄。文章写得超凡脱俗，现实生活中却可能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做人需要谨慎持重，做文章则要放荡。此处的放荡不是品行不端之意，而是指写文章要掌握委婉多变的手法。若作文一律提倡忠厚平和，写出的文章则会平淡无味。立身与文章有相通之处但又不尽相同，两者若即若离。所以，首先不能把作品看成作者的身世自道，以文章判断作者的德行善恶，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次，不能把作品的虚构想像和作者的亲身经历混为一谈。
人有时会言行不符，真正了解一个人要从各方面验证观察。但在文字中宣泄和在生活中周旋的人虽然会表里不一，却是“真我”的两个层面，观点虽有差异，文章风格却无法摆脱真实性情的流露，这又是文如其人的一面。对文如其人要有辩证的态度。我们不能用作品判断作者的为人，却可以从中看出作者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自诩是什么样的人。
做人须有道德，作文要有文德。钱钟书对历代的“文德”进行辨析，提出自己的文德观。那就是本着探求真理的精神、严谨科学的态度作文，喜闻过，不向世俗妥协，保持追求真理的勇气。
立身与文章
立身之道，与文章异。做人处世要谨慎老实，文章却应当写得富有机心，委婉多变。刻薄人善做文章。因为文艺标准和道德标准不同，文艺创作离不开虚构，所以总是企图把作品和作者为人相印证的“诗史”传统值得怀疑。鉴赏文学艺术时，要意识到它们独有的标准。
曹丕《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既然文章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写作者就应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这本是无可厚非的观点。但是，为文与为人常常不一致，而且，立身处世与立意作文遵循着不同的准则。
古人曾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钱钟书解释道：“端人不妨做浪子或豪士语。”即是说，端正忠厚的老实人，写起文章来可以很浪漫很豪放。反之，也有“冰雪文出于热中躁进者”的情况，即是说，文章写得超尘绝世，生活中却可能是急功近利的名利之徒。文章写得高妙，道德却可能极其低劣。钱钟书举隋炀帝的例子，隋炀帝的诏书诗文写得古雅博奥，颇有尧舜之风；但是他作恶多端，几乎可以和桀纣“媲美”。这种差别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从中引出作文和做人的不同准则。
钱钟书认为“刻薄人善做文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难道老实的人就写不出文章了吗？他在《管锥编》里引用了《说郛》中的一段话：“盖默写物态，考核事情，几于文致、博会、操切者所为，非精密者不能到；使和缓、长厚、多可为之，则平凡矣。”事态人情委曲多变，心思细密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微妙之处，写文章时才能从细微处着笔，阐发幽微，把其中隐藏的道理一一点拨，用委婉的笔触引人入胜，让读者就好像走进了花园里弯曲的小路，每走几步便能看到一处意想不到的风景，总有惊喜的发现在前面等着。《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为人尖酸刻薄，可是诗情才思却在众人之上。刻薄人对现实常多不满，以挑剔的眼光看待事物，往往精密深刻，会有许多新异之见。性情和缓长厚的人通常容易适应生活，却很少能从平凡中发现惊奇新鲜的感觉，写出的文章容易流于平庸。所以，做人要谨慎持重，作文则要刻薄。钱先生本人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他的著作嬉笑怒骂，放达洒脱，汪洋恣肆，文中处处潜藏着机心；而他的为人却是那样与世无争，有种令人难以企及的脱俗之风。
为什么为人和为文会出现如此差异呢？钱钟书拈出18世纪的一名法国妇女说过的一句妙语：“我的行为中有悖于道德的方面，用言论来补偿”。对于那些文章和道德分离的人来说，这句话道出了他们的典型心理。文艺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其实早就谈到过这个问题，书中说，人的言论和想法往往相反，文章怎能用做考察别人想法的凭证呢？“诗言志”的传统于是被戳了个大窟窿。钱钟书又把这种观点引申一步，指出了修辞文章中的为人之道和人生处世中的为人之道的差异。他说，作文与做人，相通但不相同，两者若即若离，彼此倚伏。人与人不同，文与文不同。即使同一个人所写的文章，也因时因地而异；同时同地所做的文章，也因文体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文体相同，主题的不同还是会带来差异。看到精心构思的文章，就武断地以为是作者在自陈身世，真假不辨，而不考虑到文学本身和作文情境的种种差异，就像“痴人闻梦，死句参禅”一样。钱先生谈到了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李商隐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诗歌，但他自己声称，虽然诗文常涉及到“南国妖姬，丛台名妓”，自己的为人实际上却与风流无涉。
上面这些议论除了说明作文和做人的不同外，还表现出钱先生对中国传统的“诗史”说法的不满。中国的诗歌历来有比兴传统，用香草美人比喻明君贤臣，用爱情的失意苦闷比喻不为君王赏识，仕途不顺。所以，后人解读李商隐的诗都本着这一宗旨，读诗倒像猜哑谜，像解释隐语。钱先生说，因为这种诗史的成见，诗歌成了历史和政治的附庸，本来是发自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的情感咏叹，全都按整齐划一的“美刺”标准加以衡量、演绎，颇有一批人善做这种捕风捉影的工作，但真正深思明辨的人无法赞同。
钱先生的这两个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诗歌理论的弊端。千百年来，将艺术标准和道德标准混淆，将作文和做人混淆的批评标准，以及香草美人的诗史成见根深蒂固，以至于作者自己也以为其作品乃自报家门，或者认为诗文必须要自道身世，或者希望别人看了自己的文章也会赞赏自己的为人，而“虚构”这一文艺创作的基本手法反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样，钱先生也就指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要点：一是不能只根据作品或者作者自己的话来断真假是非，必须由“行间字外”求得真相；二是要理解虚构想像是文学作品和非文学区分的界限，这虽然是老生常谈，很多读者和研究家却常常在这个问题上误入歧途，经常闹出穿凿附会的笑话。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就是艺术的真实。钱先生认为经验对作品固然重要，而艺术境界的创造又不全依赖经验。宋玉没见过巫山神女而能作《神女赋》，不亲自经历而创造出栩栩如生的境界，才是大家区别于中下之流的地方。如果一定要作家对自己写的事情亲自经历，那么《水浒传》的作者一定得是绿林大盗，《西游记》的作者不是神仙就是妖怪了。杨绛先生也说过：“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像，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像是这个火发出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的大小。”
从作文与做人的不同引申到文学批评应当尊重文学自身的规律，给想像留下充分的空间，钱钟书一步步深入到文学的内部规律中。这种就事论事，坚持文艺自身独立性的态度在现实生活里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大兴文字狱，从秦汉之后乃至文化大革命，被无辜牵连的人不计其数，给人们留下了惨痛的记忆。钱先生尖锐地指出，或者把文章当做罪犯招供的罪状，拿来定案用；或者把文章视做间谍秘密联络的信号，钩沉索引，都不是对待文学的正确态度。前者把文章看做真言实事，后者把文章看做对实事的含沙射影，历史上的冤案多源于此。其实，对文学作品的虚构之言，只要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就可以了。
虽然作文关系到社会教化，文章应有补于人心世道，但这也许更多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客观地讲，艺术和人生，作文和做人有不同的标准，两者相通相异，进行判断时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做人讲诚信，要真实；作文宜虚构，充分发挥想像。掌握了这关键的一点，才能排除道德说教，更好地体会文学的魅力，并使文学评论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驳“文如其人”
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文章呈现出来的作者和真实的作者未必一致，有时甚至恰好相反。但文章中的自己和现实中的自己又的确都是真实的自己，它表明了人的两面性、复杂性。“文如其人”又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文字的格调、境界总是作者的气质、性情的自然流露。能分辨出文和人各有其真，也就大体把握了人的真伪和文的真伪。
西汉文学家扬雄说，书为心画，言为心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文字书法是用心画出的图画，言语文章是心的声音，一个人的言辞文字足以表达他的真实心情，判断他的善恶。后人反驳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文章写得纯正古雅，不见得本人就是正人君子，文章写得绮艳华丽，也不证明作者一定是轻浮之人。钱钟书十分赞同后一种观点，并且驳斥了几乎被世人下为定论的“文如其人”的观念，对文和人的关系做出了科学的解释。
钱钟书指出文章未必和作者一致，历史上大量存在的事实可做证明。钱钟书首先就以扬雄为证，指出他的话和文章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心声心画说出自扬雄的《法言》，事实上，这篇文章并不是作者独出心裁的作品，而是对孔子《论语》的模仿，好比声音的回响，图画的蓝本。尽管扬雄嘲笑别人模仿孔子为披着虎皮的羊，却忘了自己也是这群虚伪的羊中的一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