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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是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但是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读者该如何选择,怎样才能寻得读书的真谛?而唯一的答案就是要求我们不能盲目地读书,要有目的,讲求方法。
钱钟书先生便是一个会读书的人。他博览群书,却没有被书海淹没,而是从中汲取营养,用自己的精神陶冶熔铸,筑起一道巍巍的文化昆仑。书滋养了他的灵魂,他手中的书也幸逢知音,展现出为前人所未参透的神奇魅力。人与书的水乳相融,使读书与人生达到了几近完美的境界。
钱先生读书讲技法,颇有自己的心得,这里将钱先生的读书心得总结为“热读”和“冷读”。热读即快读,不求甚解地读。冷读即慢读,逐字逐句,且琢且磨地读。就算是需要仔细把玩的书籍,也有可以草草翻过的部分。读书的精粗阔略没有定法,无论热读还是冷读都要“因时因事而宜”。读书的关键是“消纳”。消纳即消化,是说读书像吃饭,书中的营养要化为自己的精神和血肉。而这“化”的秘诀就在于用“心”去读书。读书不限于篇章字句,要凭一双慧眼悟到字里行间蕴藏的诗心和文心,因为人的精神无论古今中外总有相通之处。找到这亘古不变的精神,使自己的心灵面对一个陡然开阔的境界,才算找到了读书的真谛。于是,读书,就成了阅读人生。而像钱先生那样,深刻体味人生,与前人书中阐明的道理暗合,人生,也就成了一部精彩的大书。
热读与冷读
读书,要讲技法。这里将钱先生的读书心得总结为“热读”和“冷读”。热读,就是快读,但快不同于马虎,快读也要抓住文章的精髓和大意。冷读是逐字逐句地慢读。热读和冷读不是机械的规定,要因人因时因事而宜。这实际上是要告诉我们读书也有技巧,不能平均用力,要掌握灵活的方法。
书籍,是整个人类的记忆。还是在茹毛饮血的年代里,人们就开始结绳记事或者以图记事。正是这种保留种族经验的强烈愿望,使得人类成为地球上最富有智慧的一个物种。随着文字的诞生,书籍出现了。每当在博物馆走过,看到那些刻满文字的散落的竹简、残破的丝帛和坚固的碑石,我们不得不慨叹祖先们传承人类文明的苦心。
没有书,我们的头脑将是一片空白;没有书,也许历史还在混沌未开的蒙昧中徘徊;没有书,人类的一切创造将会缺乏根基,我们也不会拥有现代生活的一切便利。读书,让绵延的时光穿越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后耸立起人类文化的巨石;读书,让几千年来积淀的智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里汩汩流淌着。钱钟书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文化巨匠,除了天赋和才气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博闻强记,无论诸子百家、文艺小说、哲学理论、国文西文,全在他的阅读之列,古雅如《古文词类纂》,通俗如侦探小说,钱先生读来都兴致盎然。只要看看他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和《七缀集》等书,便可以发现钱先生读书之多。
但是,读书破万卷谈何容易。有许多人皓首穷经,结果只做了泛黄的书页中的尘埃。前人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读书万卷真须破,念佛千声好是空。多少英雄齐下泪,一生缠死笔头中。”而对于这种感叹,钱先生也许会做拈花微笑状的。
读书,实际上是要讲求技法的,而不是一味地盲读。钱钟书读书的一条捷径就是把读书霏微“热读”和“冷读”。虽然前人也曾意识到读书方法有快慢精粗之分,但没有更精微透彻地把握住读书的奥妙所在。例如,朱熹曾说过:“《论语》要冷看,《孟子》要熟读。”并把熟读比做鸡孵蛋。钱先生对此就提出了疑义。同样作为儒家的经典之作,为什么对两者要采取不同的态度呢?按道理讲,《论语》是孔子的著述,更应当熟读啊!所以,“熟”字用在此处是不准确的。朱熹的本意应理解为:对《论语》要字斟句酌,认真研读,因为这部书微言大义,每一句话都蕴涵着深厚的道理;而文字则简洁平实,所以尤其需要读者细细领会。而《孟子》的行文则以浩大的气势取胜,如滔滔江水,一泻千里,围绕着一个论点,作者会打比方,发议论,层层深入,层层展开,直到这个论点被阐发得淋漓尽致,正如潮水叠涌,观潮要观其浩瀚之姿;而读《孟子》也要紧跟作者的思路、情感的跌宕起伏,从整体上领会全文的意思。因此,钱先生认为这里用“热”字更加恰当。热,更侧重速度,一气呵成,如写草书。熟,只能说明对一本书掌握的程度。
对陶渊明两句话的理解,更能把握其中的含义。陶渊明曾说:“好读书不求甚解”,又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既然不求甚解,为什么还要对疑难之意细细分析呢?钱先生解释道,“不求甚解”是指“读书难字过”,即有的书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疑义相与析”是指“重与细论文”,即有的书需要细细领会其中的含义。这是对待不同类型的书的不同态度。对于冷热二字的含义,钱先生曾引用一个英国人比较英法两国人吃牛肉的例子,进一步形象说明:“法国人热吃冷牛肉,英国人冷吃热牛肉。”法国人有激情,对面前的美味可以大快朵颐,吃得痛快淋漓。而英国人讲究绅士风度,面对热气腾腾的牛肉,更要吃得慢条斯理,细细品味。掌握了冷读和热读的秘诀,则可以质量和速度兼具,深度和广度兼具,既能开阔视野,又能磨砺思想。
当然,“热”也不是马马虎虎、囫囵吞枣。否则,法国人热吃冷牛肉除了充饥,还有什么兴致可言?朱熹读《孟子》不求甚解,又怎能成为一代理学宗师呢?热,一方面强调读书的速度,一方面还要讲究质量,或者实现了情感的陶冶,或者抓住了文章的关键,找到了通畅透彻的感觉。文艺作品可以热读。譬如诗文通常以整体的意境和气势取胜,掌握了贯穿全文的情感意绪,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心世界,才算是掌握了诗文的妙处。尤其是中国的诗歌,更是追求一种朦胧含蓄的境界,如镜花水月,只是一个个美丽的幻影,却万万不能拆解。对于这样的作品,当然应如欣赏怀素的书法,在笔画的钩连、布局中做整体赏析。如果十目一行,字字分析,就会拆碎不成片段。钱先生讲过一个笑话,陶渊明在《与子严书》里有一句话“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意”,本意是说他的几个儿子虽然不是同时出生,但要团结友爱,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况是亲骨肉呢。后世的学究们却穿凿附会,猜测陶渊明有妻有妾,或者说他的妻子死后又续娶了一房,或者说他有两个孪生的儿子,这岂不可笑!但如果是做学问,进行考据,则又要一丝不苟地冷读了。
培根说过:“有的书只需要染指,有的要囫囵吞枣,有的则要咀嚼消化。”这话还有要补充的地方。事实是,即使需要仔细分析的书,在阅读过程中,也有可以不求甚解的时候。钱先生说:“一人之身,读书之阔略不拘与精细不苟,因时因事而宜矣。”就是说,同一个人读同一本书,冷热精粗也要根据时间、目的、环境的不同而不同。这正是钱先生高出前人的地方。读一部文学作品,可以翻看取其大意,又可以在通读后掉过头来,对精彩的部分细细研读。如果只是为了扩大知识面,可以广泛涉猎,不求甚解。如果是认为对自己的人生大有裨益的书,可以做笔记,写感想,甚至反复阅读。读书的目的不同,即使同一本书对不同的人讲也有不同的读法,这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样看小说,以娱乐为目的的人可以热读,而以赏析和研究为目的的人却需冷读。
可见,冷读和热读,并不是为了制订某种标准,而是提醒我们读书一定要讲究技巧,只有掌握了这种灵活的观念才是找到了读书的方法。
读书“消纳”说
消纳即消化吸收,指的是读书既要博采众长,又要善于消化。像蜜蜂把花粉酿成蜂蜜一样,经消化吸收后的知识也改变了原来的形态,成为个人才智的一部分。消化同时也是创造。掌握了消纳的真谛,日常生活也能成为艺术创造和知识积累的源头。
读书虽有冷读和热读之分,但这只是阅读方法上的差异。若是逐字逐句地冷读,却不懂得思考和理解,就像在名胜古迹的瓦砾堆里捡了些残砖断瓦回来,对于真正的风景却视而不见。若是大刀阔斧地热读,却不懂得有选择的记忆和吸收,正如风卷残云,大风过后,所有千姿百态的云彩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关键还要看读书的效果,看怎样才能有所心得。钱钟书先生提出的“消纳说”正如停在书和人之间的一只轻舟,引我们渡河,去看山那边一片豁然开朗的风光。
消纳即消化吸收。在钱先生之前,人们就经常把读书比做吃饭,把消纳用于读书明理、修身养性方面。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曾说:“凡饮食只要养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积蓄在肚里,便成瘤子了,如何长得肌肤。后世学者博学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也曾说:“取眼前事物为己有,犹吞噬而消纳之,化无机体为有机体。”清代有名的古文作家袁枚说过的一段话更是为钱先生所赏识。他说,蚕吃桑叶,但吐出的是蚕丝而不是桑叶,蜜蜂采花,但酿出的是蜂蜜而不是花。读书就像吃饭,会吃的人吃下去长精神,不会吃的人,吃不好反倒在肚子里长出痰瘤来了。钱先生将这段话誉为“明通之论”,并进一步把它上升到“为词章说法”,也就是文艺创作的高度。
钱先生论读书消纳法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意思是要像蜜蜂采花那样博取众长。这层意思常常被人们忽略。人们读书往往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加以选择,像挑食的孩子,喜爱文学书籍的,认为自然科学书籍寡淡无味;喜欢自然科学的,又认为诗歌小说瞎编乱造,对生活毫无用处。长此以往,视野变得偏狭,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情感素质和心理世界也会变得不那么健全。正像吃饭,缺少维生素会影响人的发育,缺少微量元素会导致骨骼疏松,过多又会造成消化不良。兼吃五谷杂粮是保证肌体健康,营养均衡的前提。而博览群书则是保证心智健全,形成良好的鉴赏趣味的基础。钱先生曾引一位哲学家教育后辈作文的话说:“当以蜂为模范,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成面目。”还援引英国哲学家蒙田的观点,认为在教育儿童读书时,应当让他们随意浏览。儿童的个性趣味尚未定型,广泛阅读才会渐渐发现自己的爱好所在,这种通过有比较有鉴别的选择建立起来的欣赏趣味,要比长辈强加灌输的要科学得多。钱先生幼年时涉猎极其广泛,正是这种从小培养起来的旺盛的求知欲,以及后来建立在丰厚的知识积淀上的洞察力和鉴别力,使他成为一代学贯中西的大家。
读书消纳说的第二层含义是要善于消化。理解消化要注意两点,一是被消化之物往往要改变形态,二是消化之后应当“物化归我”,本来作为对象而存在的东西,现在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他的很多著作都引经据典,后来有些研究钱学的人就不辞辛苦将其引用的典籍分门别类,岂不知这些材料都经过先生自己的理解消化,使用起来都别具慧心,在这些引证材料背后闪闪发亮的是钱先生独到的见解,因此后人的研究已是走上偏路了。即使有分类的必要,对待同一则材料,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运用的角度不同,所属的类别也会不同,忽视了这一点,这种分类工作也就费力不讨好了。钱先生似乎早有先见之明,好像早知道会有人这样读他的书,在文章中借了歌德的话说,有些学究谈艺术的时候,不去领会艺术家的别具匠心之处,偏偏去考究人家的渊源师承,这就好像见了身强力壮的人,便跑到他吃的羊群、猪群、牛群那里一一追问:这个人的力量是从你们中间的哪一个身上来的?实在是太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