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泰国“为人生”文学思潮如何诞生？

文丨孙虎的书房

编辑丨孙虎的书房

20世纪40年代是披汶元帅掌权时期，他通过庇护制体系的建构赢得了军方的拥戴与效忠，从而掌握了权力之争的制胜关键。

他以“相信领袖，国家就可避免走向覆灭”的口号，通过自己“领袖”形象的建构，在泰国社会上树立起了“领袖权威”的绝对优势。

泰国逐渐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面对西方侵略威胁与内部分裂挑战，如何构建社会凝聚力，抵抗外来的侵略者是披泣政府所面临的首要政治议题。

世界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民主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立。

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获胜，以社会主义路线建立了新中国。

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泰国不得不作出以一种意识形态来指导国家走向的未来道路的选择，最终泰国政府选择了在君宪制下以民主主义为中心建构现代的泰国社会。

披汶元帅执政时，以“独裁者”的强硬立场与各种措施，改变民众生活方式与思想精神，促使泰国以传统到现代的转向道路，但是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几乎没有变化。

片面的改革国家，改善民生政策的成效有限。

二次世战的代价与泰国国内动荡的政治，使泰国百姓深陷生活的困苦，特别是工农等无产阶级，希望在社会上能有一席使自己站稳脚根的地位与舞台，因此不遗余力地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民主、自由、经济福利等而作出斗争。

泰国政治与中国异样的一点就是，军队并不是为建立新统治制度而与泰国百姓结为同盟，而是在历史上扮演领袖的角色，在统掌国家政权的同时，却又给国家、社会与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

因此在漫长时期中，泰国农工、知识分子与军队发生了无数冲突。

此间，泰国进步知识分子、学者、作家、评论家等文化与文艺人士，对军阀独裁统治十分不满，希望能为促进国家发展与人民幸福寻求薪新的政治理念。

他们认为当时民主体制的实际效果不够理想，而社会主义体系则有利于像苏联、中国这样的大国，使他们国内的政治稳定，从而迈向促进国家发展的道路。

“文艺为人生”文学就是在探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摸索阶段中，被引入泰国文坛的一股新潮流。

Treesin Boonkajorn的《小说与泰国社会》为泰国“文艺为人生”文学作出定义：“它是一种以提出社会问题为核心的文学作品，其写作形态反映了社会黑暗面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并解答、剖析某时代问题所在的根源；同情受害者，引发读者深思，启发并指引更好的出路，或鼓励身处黑暗社会中受害者应对未来寄予美好的期望”对“文艺为人生”思潮。”

一位泰国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乃丕认为：“文艺规范原则不是文艺为文艺，文艺是为美好的愿望和合理性生存的，我们要启迪读者的理性与智慧、追求以时代的变迁对自己的文学作品进行改造、创作符合现实生活演变的作品”

气乃不提出人类平等理念，认为不该有“文艺为文艺”的思想，写作人士要向农工劳动者学习，文艺归于大众。

总之，“文艺为人生”文学为泰国文坛的创新带来了新的文学观念、内容、形式等各方面的新理念。

在文学观念上，否定了传统文学一直以来只是为了纯粹消遣的指导思想，而侧重于体现人生、反映时代的真实面貌的文学思想，成为激进文学者的共鸣。

在文学内容上体现着百姓的生活，特别是无产阶级人群，包括为解决生存及社会上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使时代的良知得以觉醒。

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泰国“文艺为人生”文学思潮在整体上经历了酝酿、兴旺到消失的发展运行过程，此间它与泰国政治动荡及政变有密切关联。

泰国“文艺为人生”文学思潮则一直被认为与泰国主流意识形态（民主主义）对抗，并起着宣传政治的作用，不是在促进文学的发展，因此在二十世纪末期其思潮逐渐消失。

“为人生”文学派除了从苏联理论引入的，还有不少的文学思路是受中国新文学的影响。

由于提出这种概念的泰国进步作者，都称他们研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受到了影响，并以其理论来解释当时泰国文学的发展，因此诸多泰国文学家认为“为人生”文学潮流是社会主义的产物。

进步学者、作者、知识分子纷纷提出泰国新文学概念，打破了通俗小说以消遣为创作目标去占领泰国文学市场的传统模式。

从事进步文学创作的知识分子认为“为人生”文学思潮促进泰国文学的发展，使泰国文坛走向成熟的道路。

1950年泰国知名作者兼评论者阿纱昵颇拉军以化名“因特尤”翻译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鲁迅等的文艺理论，在泰国激进杂志陆续刊登。

曾经在中国生活并受“延安”精神的影响的泰国作家乌栋·斯素瓦也在《从文学看社会、从社会看文学》的文章中，对泰国文坛提出“文艺为人生”的口号，他认为西方文艺分成两种类型：文艺为文艺、文艺为人生。

乌栋建议，现阶段泰国作家应以“文艺为人生“为主导理念创作自己的作品。

他在文章中表示：“作家应看破人性，并通过自己的写作呼吁社会和民众，取得他们的同情与帮助，共同揭露社会的种种丑恶、黑暗和腐败；他们将以文学作为争夺公正与自由的工具、引导大众走向避免人与人之间压迫和歧视的方向”。

乌栋借鉴中国与西方文艺思潮的理论解释文学使命的文章，对当时泰国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引起当时泰国文坛的争论，认为他偏重社会主义思想或有意传播其思想，反对泰国主张的民主主义主流文化。

另一方面，很多泰国激进作家对这种观念表示认同与接受，开始起步并走上了文艺为人生创作的道路。

这表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对泰国“为人生”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以农工劳苦民众为核心的创作理念，对泰国“为人生”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此之后，很多泰国进步作者的文学作品转变了一直以来的作法，改为取材于工农生活，着重探讨他们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和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及受到官方不公正对待等案例。

作品中出现的这些“新”人物，是泰国文学；历史上的一次大调整。

工农百姓成为主要描写的对象，开创了泰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文艺与工农相结合的热潮。

素·古拉玛洛赫的一些后期小说如《拉亚》、《蓝色雪》与《红色血》的主人公都是农村男孩。

作品描述这些农民年轻人反贪污腐败、反官方恶劣势力的斗争。

栾文华对《拉亚》的评价是：“作者想给泰国人和世界上的朋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指定一条出路，这就是自由经济主义或者叫合作主义，以解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剥削问题虽然这部作品从总的倾向上看只是作者政治观点、政治主张的一种图解，在艺术上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东西，但去掉那些宣传气味，有些人物的塑造对认识泰国社会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泰国“为人生”文学的一位骨干社尼绍瓦蓬的著名小说《婉拉雅的爱》的女主人公也处于社会底层，家庭贫穷，但是靠出众才华获得政府奖学金去法国攻读研究生，回国后选择去农村生活，与贫穷农民在一起，帮助百姓改善他们的生活。

社尼另一部代表著作《魔鬼》以一个农家子弟作为男主人公，求学成为一名律师，独具慧眼看透了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并认为阶级地位与阶级利益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

许多泰国文学评论家称赞《魔鬼》对泰国文坛做出了很大贡献。

他们认为这部小说是描写泰国无产阶级的起点，也是泰国作家第一次通过象征性标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撰写的著作。

《魔鬼》是一部将文艺审美与政治倾向性较好地融合起来的代表小说。

作者运用“魔鬼”的形象来象征各种事物，作品中的各类人物对魔鬼的作为，有着不同的感受。

小说中，偷日本军队干粮的泰国人被日本军人称为“魔鬼”；抚养男主人公的长辈称男主人公为“魔鬼”，意思是“不孝顺的孩子”，因为男主人公向法庭投诉养父放高利贷，而农民还不起债。

封建社会培养出来的女主人公的父母认为男主人公是个“魔鬼”，因为他带来了“进步思想”，试图改变现存的生活、社会状况，使长辈无法接受。

“魔鬼”代表“进步思想”是作者需要强调的思想，因为社尼要通过作品来体现反对传统的思想、人生观、价值观的态度，认为人们要改变封建社会“吃人”的体系，才能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才能激发对未来的憧慑，通过奋斗过上美好的生活。

综上所述的文学作品，均显示出泰国新文学的特色，突破了以往陈旧的写法、内容及对现实人生的描写。

泰国激进作者和民众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尽力描述劳动者和下层社会的生活，并提出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特别是《魔鬼》被泰国文学研宄者视为一部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经典小说。

那段时期，泰国文学领域出现了“作家联合会”的文学社团，对泰国文学界影响颇大，为“为人生”文学思潮的诞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作家联合会是在一位出版社兼报刊的老板阿利·里为拉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为文学创作者提供了发表园地，主要成员为研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新闻工作者、作者、知识分子。

阿利里为拉（曾经翻译过鲁迅的《狂人日记》。

《娱乐期刊》是该文学社团的刊物，此刊物成为当时传播社团会员思想的园地。

此文学社团的初期目标是为激进作者之间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通过平台使读者认识到作者为社会服务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