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政府为推动“可控民主”政治体制，实施了哪些措施？

文丨孙虎的书房

编辑丨孙虎的书房

普京在致选民的公开信中强调：“还有一个我们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那就是我们大家—全体公民和国家机关所应遵循的复杂的、却是公认的游戏规则遵守法律和宪法即国家的法律秩序我认为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这都是今天俄罗斯面临的最大、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在普京首次发表的国情咨文《俄罗斯国家强国之路》中，他同样强调了“国内问题是影响俄罗斯的主要因素、内部目标高于外部目标”的观点。

随后，普京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以整顿国内秩序。

其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总统和中央政府的权力，从而在客观上形成向“可控民主”的过渡。

普京于就任总统之后，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解决，很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他有两种选择：

一是修宪，但代价太大，而且不能确保成功。因为当时的联邦委员会和地方立法权力机关，未必会同意批准有损于地方主权的修正案。

二是可以像美国一样，废除联邦主体通过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规。借助形式上属于中央管辖的司法机构的裁决，加强中央地位。

但是这也需要大量时间，因为在此之前，要先使实际上受到地方当局控制的地方法院保持其独立性，有鉴于此，普京采取了更为灵活的策略。

他将俄罗斯联邦个共和国、边疆区、州和直辖市按地域划分为七个联邦区，并在每个联邦区任命一位直接隶属总统的全权代表。

大致上负责五项任务：

第一，组织实行总统的国内外政策方针。

第二，监督宪法和最高权力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三，确保总统干部政策的实施。

第四，定期向总统汇报联邦区内的国家安全问题、政治、经济、社会情况

第五，控制当地的强力部门。

他们无权干预地方长官的职权，只有法律和赋予他们的权限，才是全权代表们的工作依据。

与此同时，俄罗斯内务部队开始在各联邦区设立分部杜马“审计院”，也向各联邦区派驻了审计代表，以监督和审查各地执行中央预算和财政情况。

随后，普京发表了《告俄罗斯公民书》，并向议会下院提交了三项法案，即： 《联邦委员会上院组成法法案》、《联邦主体国家立法和行政机构组织原则修正案》和《联邦地区自治设置原则修正案》。

规定联邦委员会议员由地方选派，联邦主体行政长官不再兼任此职，总统有权在地方长官及议会不遵守联邦法律时，将其解职或解散。

宪法法院也通过了两个判决，取消了许多地方宪法中存在多年的“主权”条款。

这些措施将使俄罗斯的统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但对于地方长官来说，则意味着：

第一，联邦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将被剥夺，从而不再是国家级政治家。

第二，俄罗斯宪法规定，议员不受指控享有豁免权。

若其上院议员的资格被剥夺，地方长官则失去了豁免权，而且随时可能被总统解职。

因此，他们全力抵制，普京设立“垂直权力机构”的计划被联邦委员会否决。

但普京的计划，得到了当时以主张加强中央权力的俄共及亲政府的“团结”党派成员为主的国家杜马的支持。

而根据俄宪法，国家杜马在对被联邦委员会否决的议案进行复审时，有不少于三分之二的杜马议员对议案投赞成票，便可推翻联邦委员会之前对议案的否决。

国家杜马以压倒多数的优势，通过了剥夺地区行政长官在联邦委员会席位的法案，规定各地两名联邦委员会人选分别由地方领导人委任和地方议会选举产生。

国家杜马通过了修改后的联邦委员会组成方式，法案同时推翻了联邦委员会对总统有权撤消地方领导人法案的否决。

上述法案相继得以签署生效，从此，总统获得了罢免地方行政主体长官的职务、禁止他们自动成为联邦委员会委员的权力。

经过一系列成功的运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

正如普京所说：“国体四分五裂时期已经过去国家分裂趋势已被制止。”

在此基础上，普京于第二任期内提出：将各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由直接选举产生，改由国家元首提名经该联邦主体立法会议批准产生。

在叶利钦执政的八年里，由于其在杜马没有自己的政治党团，而以俄共为代表的左翼政党联合社会上其它左翼力量，在杜马中组成了强大的反对派，使叶利钦提出的许多法案，在第一、二两届杜马中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

在第三届杜马选举中，亲政府的“团结”联盟虽然获得了胜利，占据了第二大党的位置，但是俄共仍然是杜马第一大党，俄共的谢列兹尼奥夫被选为国家杜马主席。

鉴于俄共势力的强大，以及它在群众中的影响，普京在执政初期，对其采取了怀柔和笼络的态度，设法改善同俄共的关系，发生的所谓“杜马丑闻”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俄共当时对普京也采取了合作态度，在杜马中支持了普京提出的一些法案，最为典型的就是在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过程中，俄共坚定地站在了普京这一边。

但是，普京并不愿意保持这种“危险”的平衡。

“团结”联盟在普京的授意下，在克里姆林宫改建为“团结”党。

苏联解体以及俄罗斯独立后，各种政治和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俄罗斯蓬勃发展起来。

《政党法》使得俄罗斯的政党制度更加规范化，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政党成为某个单一利益集团的政治斗争工具的可能性。

更加重要的是，《政党法》关于成员人数和组织数量等方面的硬性规定，大大提高了“政党”本身的门槛。

根据《政党法》的相关规定，各政党立即开始发展新党员和建立新的地区组织，出现了对政党进行改组、联合或建立新党的高潮。

“团结”党与“祖国”运动组成“团结—祖国联盟”，并建立了全俄罗斯“团结—祖国”党。

“团结—祖国”党举行第一届全俄代表大会，改称“统一的俄罗斯”党，并完成了在司法部的登记手续。

这样一来，中派政党实现了联合实力的大大增强。不仅如此，俄共的内部也发生了分化。

随后，普京不仅对俄共的决议予以批评，还与其它政党一起表示，继续支持谢列兹尼奥夫留任杜马主席，直到新一届杜马选举为止。

这次事件使得俄共在群众中的形象大受损害，而且也是俄共分裂和实力大幅度下降的重要标志。

通过这一系列的“整党”活动，国家杜马的组成己经大大有利于政府的要求，俄共等反对党团如果要阻止克里姆林宫提出的法案在杜马中获得通过，己经非常困难。

普京过去常常同包括俄共在内的各党派领导人会晤，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在 “整党”之后，他往往只会会见中派政党的领导人，基本上不再听取别的党派、特别是俄共领导人的看法，杜马终于成为了普京可以控制的“橡皮图章”。

在其第二任期内，普京接连推出三项措施，以提升政党作用、推动政党建设。

普京借此也凝聚了国内更多的政治资源，俄罗斯政坛以总统为绝对权威的“三架马车”，开始按照普京的意愿有效的行驶和运转，并促使俄罗斯政治体制更加稳定地发展。

寡头在自身势力急剧膨胀之后，开始控制国家经济干预政府决策，左右社会舆论，成为叶利钦执政时期的一大祸害，并企图继续左右普京政府，从而引起了各派政党和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

普京主政后，立即从三个方面着手对寡头势力进行了严厉打击，取得了明显成效。

第一，经济上惩罚。

叶利钦时期“七巨头”聚敛了大量财富，大约控制着全国的经济。

普京很清楚，正是由于寡头们拥有巨大的财力资源，所以才能够呼风唤雨。

因此，要对其进行打击，必须首先通过法律手段抓到其违法的证据，然后通过刑事诉讼大力挤压其势力范围，迫使其交出聚敛的财富，同时也把财源抓到政府的手中。

普京首先拿古辛斯基开刀，执法部门强行搜查了其执掌的“桥”集团的办公地点，随后中央银行开始在“桥”银行掺沙子，任命了临时负责人。

俄当局以涉嫌诈骗罪和盗窃罪将古辛斯基拘捕，并查封了他的部分财产。

与此同时，责令波塔宁向国库上缴美元，以补偿国家的一个镍厂在私有化中蒙受的损失，并对阿列克佩罗夫的“卢克石油公司”以及别列佐夫斯基的“伏尔加汽车公司”进行了调查，指控他们有巨额偷税行为。

寡头们被迫吐出部分财产，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第二，政治上打压。

俄当局对古辛斯基发出国际通缉令，古辛斯基在西班牙落网，但是俄罗斯政府的引渡要求遭到拒绝。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俄罗斯总检察院继续坚持要求引渡。

另一方面俄罗斯有关部门开始对“桥”集团，尤其是其下属的“桥”媒介控股集团公司的国内外资产进行彻底清算，并宣布该集团资不抵债，同时宣布将追回古辛斯基在海外的资产。

俄当局以洗钱的新罪名再次对古辛斯基发出国际通缉令，迫使其长期寄居美国，惶惶不可终日。

接着就是自诩为普京总统仕途上的“伯乐”的别列佐夫斯基，他曾经出巨资支持普京竞选总统。

普京当选总统后，他认为没有得到“回报”，所以在车臣战争、联邦体制改革等问题上带头反对普京。

较之其他寡头，别列佐夫斯基非常特别，他与叶利钦政府的许多官员，乃至叶利钦家族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如果深挖到底则牵涉面就会太大，这样一来反而不利于国家和政府的稳定。

因此，对付别列佐夫斯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其放逐国外，并造成强大的威慑力和压力，使其不敢再跑回来兴风作浪。

俄当局施加强大压力，迫使其辞去国家杜马议员职务。俄当局以涉嫌盗用巨额资金罪名，对其发出“国内通缉令”。

结果，与古辛斯基一样，别列佐夫斯基长期滞留国外，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成了“在莫斯科无家可归的人”。

第三，舆论上封杀。

在叶利钦执政时期，新闻媒体在的寡头们的操纵下，基本上失去了表达公正社会舆论的功能，而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普京担任总统之后，寡头们仍然通过控制主流媒体操纵舆论，公然同政府对抗，造成了极其消极的影响。

此后，政府继续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逐渐将全俄最大的三家电视台—“公共电视台”、“独立电视台”和一直由政府所主导的“莫斯科电视台”全部控制起来，从而夺回了舆论主导权。

如果说之前打击寡头行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内，那么普京对于俄罗斯首富霍尔多科夫斯基的整治，则同时在国内和国际造成了震动。

以“消藩’、“整党”、打击寡头这三大举措为核心，普京政府同时进行了以精简人员和机构、反腐败为主要目标的行政改革，加深了司法改革的力度，而且通过建立国家调控体系和自由的经营环境，来大力振兴经济。

除此之外，普京政府还同以车臣非法武装分子为代表的三股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

以上这些措施主次分明，而且又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普京政府打下了坚实的民众基础，并将俄罗斯稳步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