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易学

最新研究成果认为：《论语》是孔子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忆记录 ，严格讲，《论语》中许多观点都是孔子没有会通天道之前的空洞的礼仪说教，是谈不上什么“体系”的。孔子的思想精髓在《易经》。

王国维先生早已指出：神话传说背后，往往有着史实的素地（背景）。不仅如此，神话传说背后往往蕴含着古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哲学思考，我国古代先贤始终有着高明的哲学。

从盘古开天地起，立于天地之间的就是大写的人。人文始祖伏羲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发现世界万物都是由阴阳这对矛盾构成的，并剔开天机，画出了— —和——两个符号代表阴阳，创制八卦以为民用；神话传说讲五帝时代的颛顼、共工大战，共工怒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地覆东南。”这其实是在告诉后人：他们发现了“天道左行，地道右迁，人道尚中”的规律（《象·讼》说“天与水违行”思想于此一脉相承）。舜帝“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最新证据——清华简《保训》语）。舜帝重八卦为六十四卦，决策稽疑，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飞跃。然而，此时人们还停留在天、地、人各行其道的认识水平上；周室发现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真谛，提出“荷天瞿”、“法地理”的思想，追求“恐以守功，智以避患，敬以承业”目标。孔子老而好《易》，发现了人道可以学习天道、地道，会通天人，可以改变命运的规律，作《易传》，号召人们法天正己，尊时守位，知常明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由此看来，我国圣贤的哲思自古以来就是成体系的，这个体系正体现在《易经》之中。

大易医国，大易医人。

在医人方面，孔子建构了仁、义，礼、智对举的哲学范畴（“立人之道曰仁曰义”、“智崇礼卑”）。孟子高举的义旗，就是对孔子仁学的节度。孟子大骂墨家“兼爱思想”，就是依据易经原理对兼爱（泛仁、泛爱）思想的节制。孔子讲“圣”，所谓“圣”其实就是指人们会通天人的本事。因此儒家讲人人可以成圣，人人皆尧舜。

在医国方面，《易经》强调“王用三驱”的厚生、博爱思想；强调“方其正也，直其义也”的公平、正义思想；强调一言九鼎的诚实、守信思想；强调“天道下济而光明”、“天下文明”、“万国咸宁”等文明、和谐思想，强调“革取故也”，“鼎取新也”的革故、鼎新思想；强调人道、人文的民主和“革命”思想（《彖·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即民可以做主革去怙恶不逡帝王之命）。《易传》提出了著名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著名命题。按照继善成性的性善论这一法治的人文起点，《易传》诠释六十四卦，竟有十一卦讲到法治问题：如在立法环节要“明罚敕法”，在执法环节要“明慎用刑”，要“赦过宥罪”、“议狱缓死”等，强调“刑罚清而民服”！这一切都是孔子在帛书易《要》篇所说的“观其德义”的成果。李学勤先生一再强调：孔子所观“德义”绝不是我们今天的伦理道德层面所讲的德义，它是哲学范畴。这个德义，用《童子问易》的话说就是孔子建构的“德道”：即博爱、厚生，公平、正义，诚实、守信，文明、和谐，革故、鼎新，民主、法治之道。这些业已成为我们树立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石。《童子问易》指出：“内圣外王”思想绝不是儒家真传。”这种由道家庄子提出，宋儒导入，清儒发阐，现代新儒家精心进行体系建构的所谓“王道”思想，是宣扬帝王将相的思想，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道的思想，是鼓吹人治，反对法治的思想。中华思想的精髓是来自于易经的德道。

孔子认为“天下殊途同归”，君子“以同而异”。这些思想精华是我们加强国家交流，建设保和太和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

孔子的经济思想在《易传》中有充分、系统地表述：有“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朴素市场经济思想；有“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富与其邻”的公平分配思想；有“以美利利天下”的打造儒商队伍的远见卓识。

孔子率先提出了见仁见智，但“美在其中”的美学命题。

春秋时期，是我国文明的轴心时期。然而，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其思想来源都是大易。《易经》的前身是商朝的《归藏》（又叫坤乾）。老子尚柔、守阴，这一思想来源于以坤为首卦的《坤乾》，老子认为阴阳存在于事物外部（“负阴抱阳”靠“充气”才能和）。老子提出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思想，就是认为“三才”生万物，扬雄按着老子这种宇宙论，作了《太玄》，太玄以三进制的形式，搞了一个九九八十一赞；孔子崇阳尚刚，这一思想来源于以乾为首卦的《周易》。孔子认为阴阳是事物内部属性（“美在其中”），认为阴阳不离，阴阳相倚，阴阳和合。孔子“复，见天地之心”，在顺推、逆衍中发现了太极。孔子用乾坤运行来描摹宇宙的运行机制，制作了一个“《易》与天地准”的宇宙模型。孔子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孔子的宇宙论是生生不息的“二进制”的宇宙本体论。他认为是两仪四象生万物。这个“两仪”就是阴阳，“四象”就是老阴（6）、少阴（8），老阳（9）、少阳（7），四象遵循着由量变到质变的七上八下规律运行。老子认为世界来自于“无”，孔子认为世界来自于“有”。庄子一语道破“《易》以道阴阳”，庄子的天籁、地籁、人籁“三籁”思想就是《易经》天道、地道、人道思想的另一说法。苏东坡曾指出：庄子对儒家是“阳挤而阴助之”。道家另一代表人物，魏晋的王弼曾在与裴徽书信交谈中说：老子是把不能言说的“无”当“有”来说了；而孔子不说“无”，只谈可以言说的“有”。儒道互补，一脉相承。

儒家告诉人们要担得起；道家告诉人们要放得下；佛家告诉人们要想得开。

儒家向上看，道家视而不见，佛家转圈看，易学家内外看、正反看（辩证地看）

讲儒家必谈孔孟。其实，孟子也是一位大易学家。关于这一点，清儒杭辛斋早有揭示。杭氏认为：谈易不在于口言乾坤坎离，而在于心法天道德义。孟子得了孔子“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和“继善成性”的真传。孟子的大义，来自《易经》；孟子的“性善论”来自于《易经》；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来自于《易经》的“革命”理论！

《易经》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以易经为代表的优秀中华文化，有着多次西进的经历：西汉有之，中西的丝绸贸易几乎掏空了古罗马的国家财政，大汉民族因此得名；唐朝通过阿拉伯人有之，阿拉伯人借之发明了“回回炮”；宋朝有之，china（瓷器）因此得名。据美国著名史学家顾立雅考证：我国一些先进思想和管理制度通过阿拉伯人传到了西西里的罗杰二世朝廷和英格兰的亨利二世朝廷，为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送去了人道主义思想精髓（傅斯年先生曾指出：“春秋时期，人道主义固以发达”）；大元帝国有之；最深刻的交流在于十七、十八世纪。传教士捆绑式地把中华文化翻译给西方，法国的思想家们从中发现了观念论和无神论；德国的思想家从中发现了唯物辩证法，大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还受邵雍先天卦位图启发“发明了”二进制，进而为近代数码科技奠了基。《童子问易》指出：是封建的孔子启蒙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欧洲！儒家的德道思想是普世的。

我们重新诠释儒家思想体系的目的，并不在于向世界邀功，我们只是为我们对世界做出的贡献正名。我们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贵中贱西。《易传》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建设太和世界不是靠武力，而是文化。当今世界秩序正在重建，而最终较量的还是文化。我们要革故鼎新，适时之变，兼容并蓄，努力创造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文化。

我们今天的使命就是把原本属于世界的孔子归还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