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国革命变为拿破仑专制的局面，他很痛心，失望于一切了。这时他的妹妹Dorothy同他的好友Coleridge带他回到诗的园地里去。他们渐渐形成一个理想，那是用睁开的眼睛和敏捷的想象力去观察自然和人。他对于“自然所取的态度和他以前的诗人是完全不同的。他认为自然是个活的东西，具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浸润到花草山水里去，使它们各自具有灵魂。我们的心和自然的灵魂本来有个预先安排好了的和谐，所以自然能够把她的思想传给我们，我们也能深切地去体贴，等到最后自然和我们化为一气了。他这样子将自然人格化，他对于自然正像对于朋友或者对于姊妹那样爱着。这是他对于自然那种亲切的观察，同热情的描写的来源。
他这个崇拜“自然”的宗教有力量来锻炼同安慰人生。他看出简朴生活的可敬，英雄的功业不能打动他的心，他所最赞美的倒是近乎白痴的乡下人和看出自然的神秘的小孩子。他谈着人事时总是这样独具只眼，人生从他的诗里放出一道又清醒又严肃的光辉。
他主张感情要经过一度恬然心境的洗涤后才能人诗，所以他不常做情诗，怕的是情歌的热烈口气会违背了这个原则。但是他那几首情诗是极可爱的，真可惜不曾多做几首。
辜勒律己（Coleridge，1772～1834）——华兹华斯的天才是在于将诗的精神贯注到简明的真理里去，辜勒律己的长处却是使本来有诗意的东西会具有现实的力量，使人们不得不信。他的诗多半是关于缥缈神奇的事情，然而里面的个个意象都这么有生气，我们却觉得这些幻想是比捉摸得住的东西还要更真实些。他使我们在空中楼阁时好像是足踏实地的。这样子他提高了我们的心境，我们能够容纳荒诞的幻想了，不再像从前那么心地褊狭，老执着眼睛看得见的事物。他是个辩才无碍的哲学家，凡是跟他谈话过的人们都震惊于他的娓娓动听的辞令，据说他能将最玄妙的理论说得非常分明。他又是个识见精确的批评家。
有人说他是英国唯一的批评家，他能说出各门文学的精义，他那锐敏的眼光看出作品里的艺术生命，绝不像当时断章取义，肆口谩骂的批评家。他虽然有这么多的天才，可是他的诗篇不多，这一半是因为他对于法国革命的失望，他的身体不康健和他的吃鸦片习惯，一半也是出于他天性里的意志薄弱，缺乏执行的能力，和不能耐劳。所以他自己的成就不多，——这些一点儿的杰作却是极有魔力的诗歌，——而他激发别人的文学天才的功劳是非常大的，华兹华斯就是一个好例子。他的杰作也是当他和华兹华斯同住在一起互相勉励那一年里做成的。此后他和华兹华斯兄妹到德国去，回国后他们同骚西（Southey，他的妻子是骚西妻子的姊妹）同卜居于湖滨。他此时因为生病染上鸦片瘾，这做了他终身的恶魔。他把妻子交给骚西去供给，自己就在英国和大陆游荡一生。华兹华斯说道：“当时别人虽然写有奇异的作品，辜勒律己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奇异的人物。”
Landor（1775～1864）——他是浪漫派里得到古典文学的真精神的诗人。他将浪漫的空气和古典文学的完整，文雅同节制合在一起。他的短诗很有希腊短诗（epigram）的风味，恐怕只有Ben Jonson能够和他相比。他诗里的气魄是任何人都赶不上的，好像盘空的苍松，或者大海的波峰。他一生遭遇多半是不如意，喜欢同人家打官司，他一份很大的家产就在法庭里花去一半，还有一半他挥霍得干净。老年时他的儿子不肯供给他生活费，若是没有白朗宁的殷勤款待，他将受到饥饿的苦痛了。他的诗还不如他的散文那么有名，那也是熔浪漫派的斑斓色调和古典派的优雅均匀于一炉的作品。他替后来散文家辟一条途径，可说是最早的散文革命家。
Moore（1779～1852）——他和Landor刚是相反，他没有什么学问，他的诗的唯一长处是流利可歌。肤浅是他最大的毛病，但是自伊利沙白时代以来，很少诗人的抒情诗有像他的那样宜于乐谱。在这个偏重光怪陆离的美和玄妙的思索的时代，有这么一个平易的歌者，唱出悦耳的歌声，很可以一休息我们紧张太过的神经，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拜伦（Byron，1788～1824）——他的父亲是一个有名的无赖。他的母亲是一个愚蠢的女人，他这个男爵是从他的叔祖，一个坏爵士，世袭来的。他十九岁出有一部诗集，被当时批评家痛骂一阵，二十四岁他出版他的《Childe Harold》的前两部，据他自己说，睡一晚上，第二早起来就已成名了。他后来娶一位Milbonke女士。刚刚一年就离婚了，有人说是出于Byron行为的卑劣。到底实情如何现在还是一段公案，总之他为英国社会所不容，于1816春天离英国，就永不生还了。他在南欧流荡了七八年，最后助希腊独立，还没有成功他就死了。拜伦在外国的荣誉远胜过本国人历来对于他的批评。法，德，意，俄，西班牙新浪漫文学全受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歌德，泰纳，以及许多大文学家对于他都是万分倾倒，几乎认为英国最大的诗人。他介绍许多新的意境，新的观念到英诗里去。但是他最大的长处是他那种烈火般的力气，使他的诗含有无限的生气，无论哪个读者都会受感动。他是个嫉俗愤世的人，尤其恨传统的观念，他所渴望的是自由，是这个组织严整的社会里所不能得到的自由。他的诗因此充满了社会革命的呐喊声音，他的作风是直截痛快，慷慨激昂的。我们读时还隐约地看出一个眉飞色舞的英雄独自凄凉地悲歌。但是他的诗有一个致命的毛病。那是他的情感常是不诚恳的，使读者觉得这些无非信口唱着的好听句子，并不是从心里流出的。所以许多人对于他的诗怀一种不能压下的厌恶，装腔作势的确是他的大弱点，所以不管他的诗是多么气雄万夫，我们总觉得有些美中不足。
雪莱（Shelley，1792～1822）——拜伦和雪莱人们常常合在一起批评，他们的确都是爱自由的诗人，破除社会习俗的健将，同是为当时规矩的绅士淑女们所侧目的，他们个人方面也是好朋友，然而他们的性格却有天壤之分。拜伦是自私自利，常带着十八世纪诗人尖酸刻薄的作风，并且常作厌世之言。摆出那种看透了人生一切，在旁边说风凉话的冷酷态度，使有些读者对他觉得心寒。雪莱却是慷慨得叫人惊奇，他始终保持着他的童心，好像是住在缥缈世界里的神仙。然而他对于人间世的事情，却不胜其愤激，那一种勇往直前的乐观精神是这么可亲可敬，他的诗的确可以提高我们的心情。总之，拜伦是以理智精锐见长的，雪莱却是想象的化身。
他是一个最会做梦，最善于描摹梦的情调的浪漫作家。他的长诗全是带有梦的色彩的《Prometheus Unbound》是用戏剧的形式来写梦，《The Witch of Atlas》是用叙事的体裁来写梦，Kpiphychidion可说是纯粹精神恋爱（所谓柏拉图式的恋爱Platonic Love）的梦。梦是浪漫派作家最喜欢的东西，作《一个吃鸦片人的忏悔录》的De Quincey就是整个人浸在梦的情绪里的人。雪莱既然是逍遥在梦的国土，所以他的诗是最有诗意的，是纯净诗的结晶，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诗，我们只要细读一下雪莱的短诗，立刻会了解什么是诗。
他的诗正如虹霓一样的光芒四射，也是同样的不沾尘土，同样的神秘不可测，那种微妙轻灵是读者只能感到，而说不出的。他将人心更微妙的地方这么深切地领悟了，他甚至于常用抽象的东西来形容目前的风光，而使我们对于自然得到深一层的了解。他和华兹华斯一样认为自然是活的，但是华兹华斯只把自然看做是思索的源泉，雪莱却将自然当做爱的表现了。至于他音调的销魂，描写的有生气，那虽然是末节，也是许多诗人所赶不上的。他出身贵族，年轻的时候，在大学做一篇《无神论的必然》，被学校开除了。他娶一位年轻的姑娘，后来离婚了，又和Godwin的女儿结婚。他一生行事多半是随着冲动，所以有些可以指摘的地方，但是他的心老是洁白的。他后来因为坐小艇漫游，葬身于波涛之中。据说他最喜欢放纸船，到壮年还是如此，他这缥缈的生涯真可说是池中一条浮荡着的纸船，是一条未登彼岸就翻船的纸船。
济慈（Keats，1795～1821）——这位诗人本来是学医的，后来看出自己的诗才，就专心做诗，不幸才二十多岁就害肺病死了。他是接浪漫派的心传，开了维多利亚时代作风的诗人。他不像前面两位那样热心于当时的社会情形和政治状态。他的心都寄托在希腊和中古时代，他歌咏他们的神话和传说，他直觉地体贴出他们的生活和精神，所以一个不通古典文学的人说出古代的情调时，能令许多渊博的学者心折。他富有希腊人爱美的习气，美是他一生唯一的追求。他从光荣的过去历史里去找出许多美的材料和色彩，这做了后来诗人的模范。
在他眼里诗情是最重要的，他到处寻讨诗情，他自己创造了许多新的诗情。他是为美而去求美的，是真正的爱美者，不像许多诗人专拿美来做宣传主张的工具。有人说他与人离得太远了，这也许是因为他才二十五岁就去世了，所以他的诗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发展，但是拿他所成就的来论，他在他着力的那方面的确已很成熟了。他说出他喜欢的东西的美而是跑到那东西心里，好似是那东西自己在那里说话似的。他的辞藻极艳丽，可是一点也没有堆砌的毛病，这是因为他个个字都是从热烈的情感里迸出，天下绝没有惨淡无光的火花。他不单赞美普通人所认为美的东西，而且从许多愁闷不堪的境地里也能找出美的鲜花来，这是他的新贡献。
Hood（1799～1845）——他是一个处在极苦的环境里而自得其乐的人。他善用双关语做滑稽诗，又是凄凉辛酸的诗的能手。他能用诗情贯注到人道主义里去，他常用巧妙轻盈的句子来写极刺心的事件，因此更显出内中的悲惨。爱伦·坡（E.A.Poe）对于他的《缝衣曲》（Song of the Shirt）同《叹息之桥》非常激赏，说这首诗的韵律和这疯狂的题目恰好相合。他和济慈一样也是死于肺病的。
二、维多利亚时代
维多利亚时代是社会改革，平民主义盛行和科学发达，进化论出世的时期。所以那时的人心是被种种复杂的思想所扰乱，人们对于政治，科学，宗教各方面都有须要改弦更张的趋向，诗人自然是更灵敏地反映出这个纷纭错杂和人生鹄的之追求。因此他们的诗不如浪漫派时代那么鼓着浩然之气，痛快淋漓他说出缥缈的幻梦。他们要了解这顽铁也似的现实，想用思想来调剂这个现实。他们不望着天空低吟高歌，却是看到地上的无穷纷乱，拿诗情来对付现实。因此他们的态度比前时代更慎重，他们的口气更认真，他们具有一种严肃的气象，当时的学者对于宗教，人类和宇宙的起源既有深刻的研究，普通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免不了为之动摇，这时代里最伟大的诗人丁尼生和白朗宁就着力于从这些已破的残垒里建起一座信仰的宫殿。他们用深沉的情感，来发挥人和神的关系，和悲哀同永生的关系。他们浓厚地染上玄学的色彩，但是他们先从男人同女人的性格看出人生的真谛，他们借人们的身世来表现玄妙的神秘。
人生始终是他们的题材，他们却是从人生里去找出一个人生观，后面现出一个玄学的影子。不是先有个宇宙论，然后再演绎出一个人生哲学。所以他们的诗不流于理障，不是哲学的散文，却是充满人生意义的杰作。然而人们不久也厌倦于这样子去探讨一切事物的究竟了，于是现出精神的不安，怅惘和失望，有的逃于专赖意志力的自己忍痛的Stoic派思想”，有的向美的国土里一息疲累的心儿，安诺德（Arnold）就是前一种人，罗赛谛（Rossettis）兄妹，Morris，史文朋（Swinburne），是第二种人。这般从美得到安慰的人物是神往于中古时代传说的浪漫情调，和万籁俱寂的宗教生涯。他们还向希腊罗马和意大利的但丁去找灵感，总之凡是可以引人暂忘人间世的苦闷烦恼的意思，他们都用那曼声轻圆，凄迷婉转的音调描摹下来。浪漫派时期是始于狂风怒涛，终于济慈的沉醉于美这个酒杯里，维多利亚时代同样地始于虔诚真挚，终于睡在美这个摇篮里，天下的事物永远是兜着一样的圈子跑，所差的是圈子不同而已。我们现在也正在另一个圈子里兜着哩。
白朗宁夫人（Mrs. Browning，1806～1861）——她年轻时候，是一个喜欢读书同做诗的姑娘。但是她身体太弱，三十多岁时她的兄弟死了，她受了很大的刺戟，过了六年寂寞静默的病室生活，她的诗里满眼清泪的神情大概是受这种生活的影响。她四十岁时和Browning一见倾心，违了她顽梗父亲的意思，跟这位少年诗人偷跑了。她的诗最大的毛病是音节不谐，但是她的情感，却丰富得够使人忘记了这个弱点，她最有名的诗是《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那是叙述她和白朗宁恋爱时她内心的波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