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事让爸爸放心不下，那就是露丝。爸爸知道即使医生允许他回家，他也没有能力照顾自己，更别说他的老婆了。住院不到一周，爸爸已经发现迈克尔担当不起全职照顾妈妈的工作。那让他措手不及：各种药片、一日三餐、换洗衣服还有尿布。还有一件事他没办法完成：给妈妈洗澡。以往她固执得拒绝请保姆照顾。虽然脑子不好用了，但是她的自尊心很完善，所以她决不允许陌生人看到她的身体。住在一小时车程外的玛丽乔，总是在工作间歇来照顾妈妈的卫生需要。这不是个长久的办法。爸爸知道，我们也知道。
住院期间，爸爸最终做了妈妈体力下降多年来他坚决反对的一件事：他要求申请路德斯养老院，那是一个可爱的养老院，至少作为养老院的可爱之处它都具备了。它由天主教修女管理。坐落在俯瞰庞蒂亚克城外沃特金斯湖的山壁上，距离我家的老宅不到一英里。那是格罗根家族祖先1850年从爱尔兰默里克郡来此的第一个住所。奶奶就是在路德斯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爸爸为了感谢他们对奶奶的悉心照料，在那里捐赠了大量的金钱还有时间。
事实上五年前我母亲的头脑、体力和克制力就开始遗弃她了，那时她就应该住进养老院，或者至少是生活辅助机构。如果不是爸爸一直竭尽全力照顾她，她肯定就去住了。爸爸对养老院充满恐惧就如同一只鹿害怕火那样。那是生命旅程的最后一站，而且入场券要用丢掉一个人终生追寻的一切来换取。现在他发现自己已经别无选择了，至少短期内是这样。他无比珍惜又全力保护的独立生活是要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上的：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并且能够考虑到各方面的事情。他就像护卫女王城堡的骑士，但是现在侵略者夺走了他的宝剑和盾牌。
在化疗恢复期间，爸爸将需要一个提供全天护理的地方，不只是为了他自己，也为了妈妈。路德斯，像他告诉我的，有一间专为夫妻设置的套房。里面包括两间小卧室、一个客厅和一个卫生间。一位退休的神父在楼下的小教堂举行弥撒，每周有两个早晨举行。“那是个完美的地方。”他说。他把那里描述成他们能够搬回家之前的临时落脚处。“就待到我能重新走路。”他说，但是他的声音告诉我他明白我也清楚的事情：养老院很少是临时住所。
养老院也许是个好办法，但是申请过程可能长达几个月。迈克尔照顾妈妈还是力不从心，仍然要在过度疲劳的状态中挣扎。蒂姆在纽约，我在宾夕法尼亚，我俩都有全职的工作。玛丽乔也忙于自己那么多的客户。我们互通电话和邮件，都很担心同一个问题：妈妈怎么办？
从我们的青春期到长大成人，这么多年来，蒂姆是我的朋友胜过是我的哥哥。我们一起出去旅游、一起野营，在对方的家里闲玩，一起用我们的电吉他弹奏旧时的摇滚乐、一起豪饮，向对方吐露心声，几乎是无话不谈，而且帮助对方渡过各种难关。即使在十几岁拼命耍酷的年龄，他也会允许我这个小他六岁的戴眼镜的肥嘟嘟的弟弟当他的跟屁虫，跟他和他朋友们混在一起。我第一次没有爸爸妈妈相伴的旅行就是和蒂姆去的。那时，我在上高一，他在上大学——我们一直钟爱的奇想乐队要来多伦多。尽管需要五个小时的路程，我们才不管。跳进爸爸那辆绿色的雪佛兰新星，不顾他的反对就出发了。“你们这两个畜生！怎么能够跑遍半个国家去看一个摇滚音乐会！”我们从街头票贩子手里买了两张票，音乐会后又加入了央街人潮涌动、激情高涨的互动现场。那天晚上，蒂姆在基督教青年会找到了住处，在那里不知什么时候有个老头儿在我身边晃来晃去，眼里冒着邪恶的光，幸亏蒂姆冲进来保护我，我就再没有见到那双邪恶的眼睛。
我一直觉得哥哥会一辈子打光棍。在经历了几段感情的失败后，他在纽约开始了单身生活，从一个小公寓搬到另一个小公寓，把大量时间用在他的杂志上。他这样独自度过了四十岁到五十岁的日子。但是就在爸爸得病的前一年，有一次他坐在每天上下班的火车上，身边坐着一个来自菲律宾的女人，也正要去上班，她做的工作是保姆。他们开始了一段谈话，然后第二天就一起去了宾州车站喝咖啡。这样一段浪漫故事开始了。当爸爸得知伊丽莎白从某种程度上说服了蒂姆跟她一起参加复活节主日弥撒时，他觉得自己的祷告终于得到主的回应了。
2004年的秋天，爸爸住院的两个月前，他领着伊丽莎白走过圣母庇护所的通道，把她的手交给自己的大儿子开始了这场婚礼。婚礼由温神父主持，迈克尔和我做伴郎，玛丽乔做伴娘。妈妈和珍妮还有我们的孩子坐在最前排，妈妈的脸上笑开了花。那真是快乐的一天。全家人聚在一起，这在很多年来已经得之不易了。蒂姆，这个多年的光棍，家里最被担心的一个，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女人，两个人将开始他们崭新的生活。
爸爸非常喜欢伊丽莎白，她不像他自己那些孩子，她是一个绝对的天主教徒，就像他那样遵守天主教的教义和法令。她的传统价值观跟爸爸步调一致，所以他坚信是主有意把她带到了那个远离天主教的儿子身边。“那不是巧合。”他第一次见到她就这么说。
正当爸爸住院，怎么照顾妈妈的问题越来越急迫时，伊丽莎白帮了大忙。2004年11月3日，伊丽莎白结婚后不到两个月，也就是爸爸住院后两周，她就飞到底特律照顾我妈妈了。我们都很感激，但是爸爸认为那不只是一个好人的慷慨行动。是主，他坚信是主派来一位守护天使，为了蒂姆，也为了他。
大多数时候珍妮看着我手足无措，却只能当旁观者。这是我的爸爸，不是她的，她不想插手，但是我可以看出她对我的犹豫不决越来越着急。爸爸已经进医院三个星期了，但我仍然拖延着不飞回去看他。我坚持等待合适的时机，最好的时机。也许11月下旬不错，也许在圣诞节过后，圣诞节不能使他高兴起来吗？也许等新年过后我们过假期的时候。珍妮掩藏不住她的失望。很明显，如果那是她的父亲，她早就坐上飞机回去了。
最后，在一天早上喝咖啡的时候，她爆发了：“你能清醒了吗？你在等什么？难道你想等到他去世，然后下半辈子活在后悔当中？主啊，睁大你的眼睛，约翰。”她声音柔和了下来。“听着，我知道你希望他能战胜病魔，我们大家都希望那样。但是，哎，万一他不能呢？”
她是对的。我一直努力地让自己相信，爸会永远活着，他能振作起来。他总能够成功地击退困难。我总试图说服自己他也能渡过这个难关。但是她提出一个合理的问题：我到底在等什么？去医院看望他并不代表承认他不行了，不是吗？
在开车去费城上班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那个问题。突然我想起很久前在1987年冬天的一段时光。那时我还是单身，刚到佛罗里达的劳德代尔堡的报社履职。几星期后，珍妮就来这边找到她的工作了，但是那时我还是独自一人，我并不知道我们的将来会是什么样。那是我第一次住得离家这么远，而且我连一个人也不认识。但是，我那永远疼爱儿子的爸妈不久就开着房车来了。他们驾车数百里来帮助小儿子——据妈妈说，那个孩子在第一年参加野外露营时，想家想得睡不着觉——安顿下来。他们在那待了两星期，驻扎在距离我公寓几公里的房车公园。每天傍晚下班后我都会直接开车去那里，一起坐在房车的小餐室里，边吃妈妈做的烘肉卷，边告诉他们我新工作中的点点滴滴。我被雇来做世上最无聊的报道：运输。但是他们抓住每一个字眼不放，就好像我刚从迷人的国外冒险回来一样。妈妈把我的每一篇文章都裱在剪贴簿里，爸爸则把每一篇都读了又读，好准备问我关于棕榈滩郡公路建设的内部工作、收费站和车流量的问题。
那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愉快的闲谈，也是最后他们把我看成他们最疼爱的儿子。在那两个星期里，我仍然是听他们话的小儿子。不久，珍妮和我就同居了，然后结婚生子，一切都永远地改变了。我想念当时的我的父母，也知道他们想念当年的小儿子。
那天晚上我下班回家，我说：“我在考虑飞回底特律待几天。” “我认为那非常好。”珍妮说。
化疗对我爸爸起作用了。在我们平时的电话里，他继续保持不错的状态。病房就像一个度假胜地，护士们正在服侍他，饭菜还真的不错。但我能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来，因为它已经变得愈加尖细和虚弱了。声音中旺盛的自信消失了。他告诉我治疗不让他感觉有多恶心，但是它们已经使他元气大伤，四肢感觉起来十分沉重，有时像读书这样简单的动作也会让他筋疲力尽。一天他承认自己有多衰弱了，连自己从床上挣扎起来去厕所都不能做到，所以不得不叫一个护士来帮他。他一辈子从没感觉到如此的无助。
当我告诉他我已经订好票的时候，他的声音兴奋了起来：“我真高兴你要回家了，约翰。” “爸爸，我也很高兴。”
在我计划到达的前一周，爸爸收到一个惊喜，他可以出院了。他的血小板数量依然不多，但是通过化学疗法、输血和类固醇治疗，它们已经稳定上升了，富兰克林医生相信爸爸可以出院回家静养了。他不再血流不止，马上就回家了，但是必须避免去公众场合以及接触陌生人。化疗已经连累到他的免疫系统，富兰克林医生不想让他暴露在细菌下，他不能对付它们。余下的三周他得每周去医院做一次化疗和血样抽检，除了那个，他就可以自由地在家活动了。伊丽莎白对于家务、三餐和妈妈的护理已经做得得心应手了。同时，她也让爸爸明白看护他让她感到非常荣幸。他那时已经很虚弱，不能再骄傲了，于是心怀感激地接受了。
“与其在这儿躺着，我还不如躺在自己的床上，”他说，“当然，我必须悠着点。”
“哦，您意思是您不用再做重活了？”我问，“您不会再爬到屋顶上清理排水沟了？”
“最近不会。”他说。
“您最好还是慢慢来，先生，”我劝他，“不然等我回家了，您就得和我吵架了。”透过电话线，我能感觉到他的微笑。
感恩节后的那个早晨我搭乘的飞机降落在底特律都市机场，
我在行李领取处见到了迈克尔。 “爸爸怎么样？”在阴冷的小雨中开车回家时我问。 “情况还可以。”迈克尔用他那让人气愤的含含糊糊的说话方式
说道。 “那是什么意思？”我问。 “仍然稳定，”他说，“当然，化疗的副作用开始发作了。” “怎么个发作法？”
他犹豫了一下，好像在考虑从哪儿说起，然后只是说：“唉，你看见就知道了。”
当我从车库走到洗衣房的时候，我从记忆里拖出一种我们家乡的粗鲁的打招呼的方式，每当一个亲密的朋友或者邻居来了都会这么说。“哎哟，哎哟，”我喊道，“瞧，狗狗拖了个什么东西！”
“露丝，他到家了！”我从隔壁房间听到了爸爸的声音。过了一段时间，比我想象的要长，他从角落里绕过来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几乎认不出来那是我爸爸了。他穿着睡衣裤，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向我走来，穿着拖鞋的双脚就没离开过地面。我一直以
来腰板挺直、健步如飞、惜时如金的爸爸驼背了，他用那种只能描述为蹒跚的方式向前挪动。可是，最让我吃惊的是他的脸。那脸像气球一样膨胀，皮肤绷得很紧就好像要裂开了。他曾告诉我日常的类固醇治疗导致他保留了体液，然后水肿，但我没想到会是这样。我发现他的手腕和手也是肿着的。
“约翰，你回家啦！”他高兴地说，但是声音比我认为的还要微
弱。我把他的手抓在我的双手里，给了我们家族式的握手。 “我回家了，爸爸，”我说，“能见到您真好。” “嗨，现在我没什么可看的，”他说，“我还挺好的。快进来向
你妈妈问好。”我跟在他后面缓缓走进客厅。妈妈坐在窗前，拐杖放在她的膝盖上。“露丝，看看谁来了。”他说。 “您好，妈妈。”我说，我单腿下跪在她面前，这样我可以和她四目相对。“我是约翰。”
“你想我认为会是谁，”她冲我回了一句，“送奶工吗？”我看见她眼里一亮，然后我笑了。“过来亲下你老妈。”她说，我先亲了下她额头，然后又亲了下脸颊。
“珍妮和孩子们呢？”
“忘了么妈妈？这次我是自己回来的，”我说，“换个方式，这次你的孩子只属于你。”为了达到效果，我揽住了她的肩膀，我自己拿着劲儿假装坐在她的膝盖上。
“哦，你曾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孩子啊。”她一脸惊讶，轻拍着我
的腿。 “那是件好事，”我说，“或许您该让我下来了。” “你是我拿破仑最喜爱的小手枪。”她说。
我们闲谈着我的航班、房子和院子里要清扫的落叶。
“我们这正处于危急状态，”爸爸说，“因为这个可恶的癌症和医院以及杂七杂八的事儿，我放弃了所有秋天里的活。我只能让一切顺其自然。”
“别担心那个了，爸爸，”我说，“救兵来了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