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绪跳跃着。这件事的后果，紧迫的、遥远的，像瀑布一样在我身边串联起来。爸爸血小板数量的惊人的下降意味着他随时都可能再出血。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也意味着沉睡在他体内的白血病巨龙现在已经完全苏醒了，并且打算带走它的下一个受害者。就算医生们不停地给他输入血小板，谁又能保证这些新的血小板最终不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呢？我感到一阵揪心的空旷感渐渐在我的腹中蔓延开来。
然后就是妈妈的问题。妈妈已经再不能照顾自己了。对她的所有护理相当的复杂，需要一名专业人员的流程表。没有爸爸的温柔提醒，妈妈大概会忘记吃饭。没有爸爸，妈妈会变得相当的无助。
“那么，迈克尔，”我问，“爸爸有提到妈妈吗？”
“还没有，”他答道，“我们还没机会交谈呢。”
实际情况是，迈克尔把爸爸丢在了急诊室，在爸爸的坚持下，回家照顾妈妈去了。我的父亲不想让他的妻子一个人待在家里，哪怕是半小时也不行。他担心她会从楼梯上摔下来，或者在卫生间跌倒，或者打开炉子就走开了。哥哥正尽最大努力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试图一边照顾妈妈一边能够陪着爸爸。才过了几个小时就已经很明显了，对他来说这么一直撑着有多么的艰难。
多亏了父亲的精力旺盛，我的父母一直到耄耋之年都在一所房子里独立地生活着。而现在，这种独立的生活方式正处于危险之中。这些年来，我一直很清楚，仅仅是一个小事故——髋部骨折、一种慢性病、甚至是受伤的膝盖就能让我父亲倒下，使他们的纸牌屋一样脆弱的生活倒塌。看起来这一天已经到来了。然而我是一个生性乐观的人，面对严酷的现实，否定可能是一剂甜蜜的麻醉剂。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输注血小板会有效的，那条龙会回去继续冬眠的，最佳情形就是爸爸会完全康复，平安度过明年。他需要的就是安全度过明年。
上一次回家的时候，我在妈妈的床边发现一张圣诞节贺卡。里面是爸爸的笔迹。“最亲爱的露丝，”开头这样写道，“我每天都感谢主能把你赐予我，和这些年来对我俩的福佑。我现在的愿望就是他能保佑你平安、幸福、健康，还要保佑我能一直照顾你。我爱你，露丝。 ——理查德。”
小时候总觉得父亲是战无不胜的，就像一个谦逊的超级英雄一样，任何事也伤害不了他，任何人也不能把他从我身边带走。我长大之后也还是坚信他会一直都活着。小时候的幻想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我希望他能顺应自己最后的愿望。我希望他能待在自己今生最爱的身边，只要她需要他。跟他一样，我也不希望她独自度过没有他的日子。
我和迈克尔一整天都保持着联络。到下午的时候，父亲住进了医院新病区的一个单独病房。电话总机帮我转接，爸爸接过了电话。
“嗨，”我说，“您老这样生病是在打什么主意？”爸爸笑了。“我觉得自己总不知满足，”他说，“我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来丰富我的生活。” “嗯，你的确是那么做的。”我说。
他的声音听起来还像从前那么坚定有力，他安慰我说自己感觉很好，十六个小时之前的大出血后来没再恶化。他感觉很不错，事实上，他说自己就像是在度假。“你真该来看看这个房间，”他滔滔不绝地说道，“我觉得自己就像在旅游胜地！跟宾馆一样。医生们很照顾我。正好可以给我个借口好好休息一下，接着看我的书。”
他是不想让我担心。他从来就不希望我们任何人担心。在他眼里，爸爸总是那个担心别人的人，而用不着别人担心。“我真的好得不能再好了，”他不停地重复着，“那么多病人，而我自己却占着一间又大、又漂亮的病房，我都觉得羞愧了。”
“爸爸，”我小心地试探着说道，“我在想或许我可以回家住几天。”
“噢，你根本没必要那么做，”他说，“见鬼，我想过几天就出院回家呢，迈克尔说他会照顾你妈妈直到我回去，现在我只需要好好躺下休息休息。一切都好。你不必为了我回家。真的。”
“那好吧，不过你得让我知道，好吗？”我说，“你需要我的时候你得让我知道。”第二天打电话的时候，爸爸告诉我他的白血病专家去看望他
了，并准备为他实施之前他拒绝过的新型化学疗法。延迟的期限到了。疗程将持续六周，还要伴随使用一个疗程的激素，他说激素会帮助重造他的血小板。“医生说这个疗法会花很多钱，”爸爸说，“但是他希望能缓解我的白血病，以便我能好起来。”
先发制人地制伏这个沉睡的魔鬼的机会已经错过了，现在魔鬼已经醒过来并站了起来——准备恶毒地打一仗。
那几天爸爸住在坐落于庞蒂亚克的圣约瑟夫慈爱医院的那间布置精美的私人病房里，但并不像他最初想象的那样是在豪华度假。他才在那间病房住了一天，他的主治专家——血液肿瘤专家富兰克林医生就为他进行了脊椎穿刺，爸爸把穿刺的过程低调地描述为 “生命中不太愉快的经历”。穿刺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取一小点骨髓样本，以更好地了解白血病扩散得有多厉害。白血病的秘密就隐藏在骨髓中。最糟糕的不是穿刺本身，而是之后漫长的等待过程。富兰克林医生保证说会在下午回来，而爸爸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病房里，眼睛始终盯着钟表，凝聚所有的力量来接受他的病状预断。我下午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我一个下午都坐在这儿等着医生回来，结果他们现在却跟我说得等到晚上了。”
于是爸爸只好又打起精神勉强熬到了晚餐时间。和晚餐一起到来的是富兰克林医生已经回家的消息。护士一再跟他保证说医生会在明早一查房时就过来。爸爸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焦急地等着天亮。天亮了，医生却还是没来。接下来的一天也是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的。这种始终崩在弦上的感觉对于一个徘徊在生死边缘的人来说好比判刑之前的煎熬，是被现代社会所禁止的精神虐待。我每给他打一个电话，他听起来就一次比一次绝望。“他们什么也不告诉我，”他说，“我就只能坐在这儿。”他盼着能等来白血病在控制范围内的消息，盼着类固醇配合输血治疗增加了他的血小板数量，那么他就能回家了。“我就等着出院了。”他说。
富兰克林医生终于出现了，却并没有带来父亲希望看到的检验报告。他先送来了一个好消息：爸爸的血小板数量的确在上升，从开始的1500上升到4000，这个数字仍然很低但是至少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医生不再为爸爸设定可以出院的确切的血小板临界值了，他现在只是简单地说，在考虑让爸爸出院之前他想看到血小板数量 “继续得到显著增长”。他报告里的另一个消息，我们后来了解到，是他拖这么长时间才出结果的原因。弗兰克林医生寻求了其他人的意见来证明他的发现：爸爸的白血病正在急剧恶化，疯狂地在血液中肆虐。是时候反击了。
那项他在几个月之前跟爸爸商量过的新的化疗方案，仍然是控制病情的最佳方法，他说他们很快就开始实施这个方案。晚些时候，爸爸在电话中向我描述了这件事，我们俩都觉得这个方案听起来够直接。每周做六次快速无痛治疗。如果他的血小板数量继续上升的话，他就能回家养病了，只需作为门诊病人定期接受化疗。除此之外，他只需好好休息，让药物来发挥作用。医生解释过，化疗过程将会有累积作用，对抗癌细胞的力量一周比一周强劲。同时医生也警告说副作用也会翻倍地增长，然而这也是治疗的代价。“我想过段时间我有得熬了。”爸爸说。但是熬过六个星期，他就可以把它抛在身后了。六个星期不算长。
我自己也有消息要告诉他，他很高兴不用谈他的病情了。“你知道我一直在写的那本书吗？”我问他。
“关于你和马利的那本吗？”他说。
“是啊，你猜怎么着，我周末把它卖出去了，卖给了纽约的一个出版商。”
“不是开玩笑吧，”爸爸说，他的音调明朗起来，“快跟我说说。”
前几个月，我在我们每周一次打电话的时候给他描述了一下这本书的基本结构。《马利和我》写的是我自己的故事，讲的是新婚时期的我和珍妮，还有那条闯入并改变我们生活的桀骜不驯的拉布拉多寻回犬。
从我们第一天把马利带回家就发现这只狗不同于以往我们养过的任何宠物。他大张旗鼓地展开了自己的生活，表现了绝对旺盛的精力和无拘无束的脾性，给家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欢乐。很早的时候，我就发现它是个故事库。晚餐会上、工作间歇，以及后来在我的专栏里，我都不厌其烦地讲述马利不凡的滑稽举动和恶作剧，听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但是马利不仅仅是开心果，他渐渐成为我家重要的一员。虽然我们力争教导他遵从我们的规则，但是却被他征服了。像其他记者一样，很多年来我都梦想着写一本书。但我一直试图从别人的生活中搜索话题——一些确实重要得值得写成书的话题。后来才慢慢发觉我要写的书就活生生地躺在我的脚边。于是，2004年年初，也就是跟马利做最后的道别不久，我开始坐下来写这本书。
那一年当我利用清晨上班之前的几个小时进行写作的时候，我的信念有时会变得不坚定。有些时候我真的很难想象除了朋友和家人之外还会有谁想读它。尽管如此，爸爸的信心却从未减退，他始终是我最大的鼓舞者。
“六家出版公司为这本书竞价，爸爸。”我说。
“我太高兴了。”他说。
这是何其讽刺，我想，在爸爸得到他生命中最坏的消息的几个小时中，我却迎来我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消息。我的内心百感交集。
“太棒了，约翰，”他临挂电话的时候说道，“真的，真的是棒极了！”
我们几乎每天都通电话。我向他报告我的书的最新进度，他则告诉我最新的治疗情况。他说，第一轮的化疗进行得很好，他没有感觉到任何副作用。“这没有什么。”他说。而用的那些药物，却使他很兴奋，使他尽情地向我表达他的观点。他整天在医院待着，看报纸、新闻，对将要进行的总统选举也越来越上心。据我所知，爸爸一生从来没有投票选举过一个民主党人，他总是把政治观点隐藏在心里。这次却不一样。他讨厌他的天主教兄弟约翰·克里，把他看成正在摧毁这个国家的世俗无神论和自由主义的代表。爸爸向他的四个孩子发送情绪激昂的信件。他知道我们都倾向于自由主义，知道我们认为布什的第一任期是个灾难：难以置信的无能又极度的傲慢。但是他相信，选举不是要根据思想和能力，而要根据那个人是善是恶、有无信仰。在10月26日的一封信中，他写道：这是美国灵魂之战！道德和精神价值与腐朽文化的对峙。如果克里赢了，我们的国家将会重蹈罗马帝国的灭亡之路。
他让迈克尔复制那封信发给我们几个。哥哥在信中加了些内容：他在医院百无聊赖只能看新闻，看到情绪暴涨。我想他能振作起来写这封信表达他的观点是个好现象——在等待他自己命运的判定时。所以请你们从这方面看待这封信吧。我的确也这么想的，同样的，玛丽乔和蒂姆也是。
小时候，我们在父母的传统观念中长大，他们的观点如同一面不可拒绝的镜子，我们只能透过镜子看世界。堕胎是谋杀，节育违反天意，性是婚后才能有的，而且担负着神圣的生育职责，同性恋是一种丑恶的行为。长大后，我们几个都不同程度地反对那些信条。然而由于他们的信条教育满怀情感，这么多年来，我们就学会了简单敷衍。如果爸爸要通过选举释放情绪，我们觉得没什么。这对于我们家是无关紧要的。布什还是克里，谁在乎呢？我们只是想让爸爸快点好起来回家。
等到爸爸不再热衷于政治选举和西方文明的衰落，他开始整理那些突然看起来很重要了的个人问题。就在医院的病床上，他跟他的律师重新拟了遗嘱，指明迈克尔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和医疗监护人，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他突然病重无法自己作决定。他还填写了一份文件交给医院，那里面明确地讲了我们都不希望触碰的话题：如何结束生命。根据他的天主教信仰，他不希望任何非自然因素缩短他的生命。但是他也清楚如果那一刻真的来临，如果没有任何希望了，他不想用任何极端的、特别的措施来维持生命。他会为生命不遗余力地战斗，仅此而已。他坚定地相信天堂和地狱，也确信自己是善良和高尚地走完人生。当离开这个世界的钟声敲响，召唤他进入天堂，他绝不会说：“对不起，主，我还没有准备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