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周叔迦先生有多年交往，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断了音信。有时遇见与佛教界有关的人，我总是探听他的消息。多数答不知道；只有一次，说是在西四丁字街居士林团煤球，一起劳动的还有巨赞法师等。其时我正在同一些也是半老朽的人清扫院落，自然不敢起看看他的念头，但知道他还在世，也就勉强安心了。时间过得也慢也快，我南北、城乡流转，一晃就到了70年代中期，风雨渐停，我还探听他的消息。这次很确实，是70年代前期作古了。他的年龄与公元后两个数字相同，总算超过古稀了。
周先生的出身，说是“世家”还不够确切，应该说是“富家”。他父亲周学熙，北洋政府时期是财阀，并经营新时代的实业，最出名的是唐山启新洋灰公司。手中有钱，人人会从其所好。且说周先生这一辈，他老兄周叔弢是走绛云楼、海源阁那条路，搜罗善本书籍。周先生却相当怪，公子王孙，偏偏不声色狗马，而走入佛学。
30年代初，我上北京大学时期，周先生是哲学系的讲师。其时我在故纸堆中翻腾，范围还限于本土的正宗，所以没有去听周先生的课，不知道他讲些什么。离开北京大学以后，一阵心理的风把我吹到儒家的圣贤以外，我暂时放下司空图而念柏拉图，放下四书五经而念《六祖坛经》。这其间我还编过一种佛学月刊，于是同周先生的交往就多起来。日久天长，了解也就多起来。他为人严谨谦和，生活朴素，待人诚而敬，总是惟恐别人疑为怠慢的样子。佛学造诣很深，知识博不稀奇，可贵的是能信，也就是并非“文字般若”。著作不少，秦火之余，我还存有《虫叶集》和《因明新例》两种。
学佛，能信，好不好？这个问题很复杂。大致说包括两个性质不同的方面：一是所信的价值如何；二是能信的价值如何。前一个问题又是很复杂。这里可以大题小作，佛教教义之本是求解脱，尤其大乘，还要度人。这由现在看，都过于幻想。但也不能说毫无理想成分。单就这理想的一点点说，纵使未必可能，却也不能说是坏。后一个问题简单得多，只要所信是出自诚心，出自好心，而又不用暴力侵害别人的福利，真信并力行之当然是对的。周先生就是真信而能行。在佛教界，他是有名的檀越，为佛教事业花了大量的钱，例如设在北京北城瑞应寺的中国佛教学院，图书馆里很多书都是他捐赠的。
他没有出家，所以佛教界通称为周居士。是50年代前期，《现代佛学》月刊改制，旧新交替之际，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森隆饭庄吃一桌纪念餐，周先生和我都以编委身份参加了。森隆是有名的餐馆，能做中西餐、荤素菜，素菜尤其出色。这一次因为人兼僧俗，所以菜兼荤素。我注意座上客的表现，有的出家人喝了酒，也吃了荤菜；周先生却严守优婆塞的戒律，既不喝酒，又不吃荤。席散后我想，周居士名实相符，可算是真信；至于有些人，那就是自郐以下了。
还有一件小事，不只可以说明周先生的“信”，还可以说明周先生的“受”，这所谓受是得受用。周先生不爱货财，不聚珍异，这是佛学看世事的眼在生活中起了作用。周先生有个侄子，是某大学的教授，好古董，尤其爱古砚，不惜用重价搜罗。有一次，周先生同我闲谈，提到他侄子藏古砚的事，他说：“玩古董玩到我侄儿那样算是最高了。”我以为周先生是推崇他侄子的眼力，赶紧问其底细。周先生说：“他不久前来北京，下车就往琉璃厂逛古董铺，遇见一方很久无人问津的端砚，他看是宋砚，买了。很得意，装在书包里，见谁向谁夸耀。可是看见的人都说是假的。我侄儿一点不泄气，说一定是真的。你想，玩古董，能够自己骗自己，得到满足，真假又有什么关系？这不是最高了吗？”显然，这笑谈是出自佛理，即所谓“境由心造”。
谈到这里，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也有砚癖，却未能以境由心造之理，破真真假假之惑，这是过宝山而空手回了。——勉强说有所得，是由周先生的督促而写了一本小书。那是50年代后期，锡兰（即后来的斯里兰卡）百科全书的中国佛教部分委托中国佛教协会选题组稿，题目中有一条“佛教与中国文学”，没有人写，周先生来找我，用半命令的口气说，愿意写也得写，不愿意写也得写。我只好遵命，问要求，说要充畅，多到几万字也无妨。于是我以几个月之力，写了五万字，交稿。不知道是周先生记错了还是计划改变了，审稿人嫌字数太多，不能容纳。因为无心改，稿一直放在存旧物的柜子里，到80年代，出版事业大发展，才想起它，拿出来出版了。可惜不能送请周先生指教，更谈不到请他写序文了。
又是一晃，周先生下世十年左右了。我常常想起老一辈的高风，就说末节的所谓礼尚往来吧，周先生是老师行辈，本来可以减少一些谦恭客气，可是不然，例如春节，你只要去贺年，他一定来回拜。他住在西城，距我住的北城相当远，我很不安，可是又没有其他阻拦的办法，后来只好以“无礼”破“多礼”，索性不去贺年。这之后，尤其我迁到西郊之后，门前就不再有长者车辙，这使我常常不免有幻灭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