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初，顾羡季先生卒于天津马场道河北大学住所，到现在已经二十年有余了。我总想写一篇纪念文章，也应该写一篇纪念文章。可是风急雨骤，安不下心，又即使写了也不会有地方发表，于是就“沉吟至今”。现在拿笔，当做“琐话”谈谈，变工笔为写意，也许未必合适。但暂时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传记之类，已经有刊在《中国文学家辞典》第二册的一篇（我参加起草），新旧文学作品的释义发微之类，分量太重，我扛不动。不得已，只好舍正路而不由，只说说我自己在交往中的一点点感触。但这也有为难之处，是：谈别人，材料常常有限，唯恐不能成篇，谈顾先生正好相反，材料太多，唯恐一发而不可止。折中之道是大题小作，着重谈谈高文典册中不会记载的。
顾先生名随，字羡季，别署苦水、述堂等，河北省清河县人。他在北京大学是学英语的，毕业正是“五四”时期，自然不能不受“五四”精神的感染。但更重要的是他有才，富于诗情，在学业方面有探险家那样的好奇心。这多种因素相加之和是多方面的成就都很高。他写新小说，鲁迅先生曾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他写旧诗，填词，作曲（剧本），单是出版的就为数不少。词比诗写得更多，风格近于北宋早期。曲也写了几种，有一次他同我说：“不敢说好，反正韵律担保不错。”可见都不是浅尝，而是钻到里边。字学他的老师沈尹默，简直可以乱真。据我看，是锋芒较少而脂泽较多，正是各有千秋。以上都属于文的一面。但他又是深沉的思想家，文论方面的著作不少且不说；值得惊奇的是他不只熟悉儒、道，还通佛学，尤其是其中最难的禅学。关于禅学，下面还要提及。至于资历，如果不算细账，那就很简单，除了早期教几年中学以外，一生都任大学教授，直到归道山的一天。
顾先生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过讲师，也许由于来得较晚吧，我没有听过他的课。推想一定讲得很好，加上人好，学生一定能够深受教益。——也可以说不是推想，因为有人为证。一位是周汝昌先生，同我很熟，每次提到顾先生，他总是既恭敬又感激。另一位是叶嘉莹女士（住加拿大，我没见过），据说也是如此。以下说我亲身经历的。是40年代后期，我主编一种佛学月刊，筹备时期，觉得稿源相当困难，同学李君告诉我，说顾随先生喜欢谈禅，可以找他试试。其时顾先生住在北城前海北岸南官坊口，由他那里往西不远，偏南是辅仁大学，偏北是有人疑为大观园遗址的恭王府。我住后海北岸，走20分钟可以到顾先生住处，于是就去谒见。顾先生身材较高，秀而雅，虽然年已半百，却一点没有老练世故的样子。我说明来意，他客气接待。
稍微谈一会话，我深受感动。他待人，几乎是意外的厚，处处为别人设想，还惟恐别人不满足，受到委屈。关于写稿的事，他谦虚，却完全照请求的答应下来。这之后连续一年多，他写了十二章，成为谈禅的大著《揣籥录》（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顾随文集》）。许多人都知道，中国的子部中，禅宗的著作是最难读的，有关禅的种种是最难索解的。我有时这样比喻，子部许多著述同是高妙，可是性质有别：就说《庄子》《荀子》等等吧，像是四大名旦演出，虽然高不可及，却都有个规矩；禅就不然，像是变戏法（新称呼是魔术），看了也觉得高不可及，却莫明其妙。莫明要使之明，先要自己能明，然后是用文字来表明。在这方面，顾先生的笔下真是神乎技矣，他是用散文，用杂文，用谈家常的形式说了难明之理，难见之境。
我们读禅宗语录，都会感到，这些和尚都有个性，赵州是赵州，马祖是马祖；读顾先生的这部大著，这种印象尤其真切，只要一句半句，就知道这是苦水先生，绝不是别人。世间不少明眼人，第一章“小引”一刊出，就引来各方面的赞扬。这其间，顾先生常常生病，可是他的稀有的诚笃使他不能放下笔，每期总是如期交稿。稿用红格纸，毛笔写，二王风格的小楷，连标点也一笔不苟。十二章，六七万字，一次笔误也没有发现。我有时想，像这样的文稿，可以双料利用之：一是给写字不负责的年轻人甚至有些作家看看，使他们知所取法；二是装裱后悬在壁间，当做艺术品欣赏。遗憾的是，第十二章，也是最后一章的“末后句”，文稿交来，因为月刊不能再出版，竟未得与世人相见。直到80年代初，天气变好，风调雨顺，有机会印全集，我才把珍藏的手稿拿出来，凑成完璧。
我主编的佛学月刊，得到许多师友的支援；但由分量重、反响多这方面说，列第一位的是顾先生这一篇。当然，反响中有不少是说难懂的。难懂，是因为顾先生是顺着禅家的路径说禅，或说是在禅堂内说禅。为了化险为夷，顾先生希望我也写一篇，在禅堂外说禅。我很惭愧，学力差，又冗务多，一直拖到50年代初，才勉强凑成一篇，名“传心与破执”，请顾先生看。顾先生还是那样宽厚，没有打叉子，反而写了奖掖的跋语，后来一齐发表于1953年11月号《现代佛学》。
其时顾先生已经迁到天津，任河北大学中文系教授，住在马场道校内一座楼的下层。我有时到天津去，一定去看他。房子很大，靠南窗的大书案上，除书以外，总是摆着端砚之类的小古董。他说，到天津以后，在北京逛小市买小玩意儿那种乐趣没有了，现在偶有所获，都是他女婿曹君送来的。因为我也喜欢逛小市，买小玩意儿，所以他总是把他的新收获一样一样拿给我看。仍是像过去那样关心人，详细问我的境遇。也说他自己，说身体一直不好，背痛，简直干不了什么。
我觉得可惜，像这样一个人，竟不让他有个好身体。我说“像这样一个人”，意思是“罕见”，是“好”的方面的罕见。就学问说，他是集庾信与颜之推于一身。古语提到文人，有时说文人无行。顾先生正好相反，是文人而有高尚的品德。他精通诸子百家，可是用“道”只是待己；待人永远是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加释家的“发大慈悲心，度一切众生”。此外还要加上，他心道学而情不道学，所以能够典重而有风趣，写出那么多缠绵悱恻的诗词曲。我说这些好像是在作颂词，其实我只是想说说自己的心境：因为他为人这样好，学术成就这样高，我常常是想减少一些因怀念而生的怅惘，但做不到。
由怀念自然会想到他的手泽。这可以分作两期：前期是在北京时期，后期是在天津时期。前期都是赠书，共八册，多数是诗词曲的集子。其中两册封面上有题诗，行书劲健流丽，可入妙品。诗不见于《苦水诗存》。一首是七绝，题在《苦水诗存》和《留春词》合册前，诗曰：
禅月空明息世尘 吾衰已久竟谁陈
当前哀乐要须遣 论定千秋自有人
一首是五律，题在《苦水作剧三种》前，诗曰：
未可成新梦 凭教觅旧心
清清零露坠 唧唧夜虫吟
诗思入中晚 生涯一古今
博山烟缕缕 帐底自升沉
这样的诗，这样的字，我每次看到，就禁不住陷入凝思。思什么？引顾先生笔下常见的一句话，不可说，不可说。
到50年代，我颇想集些前辈的手迹，当然不能放过顾先生，于是寄天津四张影印古籍宣笺，请他写。不久寄还，信中说：“……素不喜用宣纸作字，章草所写《心经》似尚可看，自书劣诗殊要不得。……不佞自去岁病起，曾立誓不以诗文字三者应酬朋友，今兹为吾道兄破例矣。呵呵。……”所说诗是五古两首，题目是“癸巳（案为1953年）寒食日用苏东坡黄州寒食诗韵”，诗曰：
三年病垂死，今兹佳眠食。周命方维新，着意自爱惜。相看两白头，静好鼓琴瑟。细雨洒春城，山中乃飞雪。柳垂风有姿，桃开寒无力。朝来水边行，西山头更白。
二月已清明，余寒势渐已。高柳覆丛篁，一庵大城里。西州花已繁，明湖茁新苇。友朋与弟昆，妙词书茧纸。孰云隔影形，天涯若邻里。长吟动肺肝，既卧再三起。
诗雅字美，尤其可珍重的是皆如其人。而万幸，经过文革的大暴风雨，火化的什物不少，这件却安然地闯过来。
然而可惜的是在更重要的方面，听说，印顾先生全集，有不少可收应收的却再也找不到。这是因为顾先生虽已作古，学术权威的称号是大家公认的；而在十年动乱中，学术权威当然是反动的，所以仍须清算。这一清算，纸灰飞作白蝴蝶，飞了就不会再回来。又，听周汝昌先生说，他原来保存不少顾先生著作，某先生借去看看，竟也一去不复返。剩下的，收入全集的，还能有多少呢？每想到这件事，总不免有人琴俱亡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