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插话道：“蒋介石时期，他用的是美国人，而我们现在有张光斗这样一批水利专家，他们掌握的正是美国技术，要是苏联专家能帮助，那么我们正好用上了美国和苏联两国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水利工程技术了！”
“那么，大坝坝址你们的意见修在何处更合适？听说美国的那个专家是主张在南津关的。”毛泽东关切地提出了这个核心问题。
“根据我们地质人员在解放前后十几年的艰苦勘测和钻探，他们认为最好的坝址不应该在南津关，而应是三斗坪地区。”林一山说。
“三斗坪的地质情况怎样？”
“三斗坪的地质层是花岗岩的，风化比较严重。”
“这可不是理想的好坝址啊！”
“请主席放心，三斗坪的花岗岩风化层只有三十多米，对大坝坝址没有多大影响。”
毛泽东问完话，直起身子，站在专列的窗口，不再言语了。倒是刘少奇和周恩来吩咐林一山回去后继续抓紧对三峡地区的地质与水文方面的资料收集与分析工作。
1956年夏，毛泽东在广州巡视，住在一个市郊的小岛。南国的夏日，异常燥热。老人家待不住了，提出“换换地方”。
“银桥，我们到长江边，去游长江！”毛泽东对自己的卫士长李银桥说。
“游长江？主席，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李银桥吃惊不小。
“我什么时候说过谎话？”毛泽东一本正经地说道。
可转眼间银桥发现他们到的不是长江边，而是长沙。
“银桥，我们先游湘江，来个‘热身游’。然后再……哟，天机不可泄露啊！”
在长沙的日子里，毛泽东一边巡视，一边会见老同学、老乡亲，气氛亲和随便，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畅想”。突然有一天傍晚，他提出立即起程到武汉。长沙到武汉，乘飞机仅一顿饭的工夫。毛泽东到武汉后心情特别高兴。省委书记王任重也一天到晚忙着给主席安排参观或听汇报。“好像并没有想游长江的意思呀？”公安部长罗瑞卿对李银桥说。
“主席的性格你还不了解？说不定明天就要游了！”李银桥说。
罗瑞卿摇摇头，说：“这样的事最好别出现。”
李银桥看着在千军万马面前从来都是威风凛凛的“罗长子”，此时却是一副无奈的样儿，直想笑，可他不敢，人家是堂堂公安部长。但李银桥知道，在毛泽东面前，这位公安部长“大警卫员”常常被诗人气质的毛泽东弄得无可奈何。
那一天毛泽东在省领导陪同下参观完汉口棉织厂，正巧厂子距长江不远，毛泽东便提出到长江边看看。一到那儿，毛泽东就对李银桥说：“银桥，我们总算到长江了，准备一下，游！”
“主席，您真要游啊？”李银桥虽然早知毛泽东的“意图”，可还是吃惊地问。
“当然，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我不游它，就对不起中华民族哟！”毛泽东开心地说道。
李银桥可着急了，连忙向罗瑞卿和王任重汇报。
“主席，长江是中国第一大天险，水情极为复杂，别看它比海小，可比海险一百倍呀！”王任重第一个反对。
“看来你王任重这个书记对长江还是有不了解的一面啊！”毛泽东幽默地冲湖北省委的“第一把手”说：“你只知其一，尚不知其二。这其二是，长江从来胆怯那些不畏惧它的人，据说在这些人面前，它还是挺温柔的呢！”
“不行不行！主席，我是不同意您游的。我是您的大警卫员，我要对党和人民负责。您要真去游长江我可不答应！”罗瑞卿比谁都着急。
“你可以不负这个责任嘛！”毛泽东回敬道。
“那也不行。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对您的安全要负绝对责任。所以我还是不同意您游长江。”罗瑞卿不退步。
毛泽东的脸色突然变了，“什么大警卫员，去你的，不要来‘禁’我游长江！”
在场的人都知道谁也无法阻止毛泽东游长江的决心。
“毛主席游长江啦！”毛泽东下水不久，这消息就传遍了武汉三镇的每一个角落。长江两岸本无墙遮席挡，所以在毛泽东畅游长江的那一刻，长江两岸站满了围观的群众，足足有几万人。他们既想一睹自己的领袖畅游长江的风采，同时又为他的安全担心。
长江湍急的江水奔腾不息，后浪推着前浪，毛泽东被一个急浪冲出十几米。
“快快，保护主席啊——”岸上惊天的呼声，江中的李银桥等随游人员听得清清楚楚。沿江两岸的人流，随着奔腾而行的江水，伴着毛泽东的一沉一浮，躁动和奔跑着。人们一边沿江岸奔跑，一边不停地喊着，好像要抓住那一泻几百米的长江之水，愿将血肉之躯为自己的领袖筑成安全的拦江大坝。
那场面太壮观，太令人激动。水中的毛泽东也深深地被感动了，他见附近有保护他的小木船向他靠近，便示意小木船停远些。
在一条远离毛泽东的小船上，站着一位女同志，她就是摄影家侯波同志。正是她的勇敢，我们才可以看到毛泽东此次畅游长江时的那张珍贵的江中之照，以及主席站在敞篷船上的精彩留影。
毛泽东在此次畅游长江后，写下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这首气势恢弘的诗篇。他牵挂的还是“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三峡梦”。
毛泽东总是把自己伟大的政治抱负融入他那诗一般的境界之中。
两年后的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设三峡的议题，可想不到在党内遇到了阻力。
为了听取不同意见，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把林一山接来”，同时又批示：“将李锐一起接来。”在三峡工程问题上，林一山“主上”，李锐“反对”，形成了著名的“林李双雄之争”。
李锐和林一山是同一天赶到南宁的。当晚毛泽东就将他们召去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听两位不同意见的同志述说自己对三峡工程的看法。”毛泽东向政治局的同志说完这句话后，便问林一山：“你要讲多少时间？”
林一山：“两个小时。”
“你呢？”毛泽东转问李锐。
“半小时。”
毛泽东对李锐有了第一次好的印象。半小时，干脆利落嘛！
林、李发完言后，毛泽东没有放过他们：“光讲还不算，你们每人各写一篇文章，这回长点没有关系，三天交卷。”
林一山和李锐不曾想到主席还有这项任务交代，于是只好连夜奋战。
这下可苦了林一山，他一则感到手头资料不足，事先没有想到要他写文章；二则他的右手在解放前的一次战役中被敌人的子弹打残过，写东西很吃力。然而林一山毕竟是位为党为人民干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士，他凭着惊人的毅力和平时积累的长江水利知识与有关三峡的第一手资料，仅用两天时间就洋洋洒洒写了两万余字，提前交了卷。
李锐是孤身一人来到南宁的，但他才思敏捷，文采飞扬，虽只有八千字，文品却深得毛泽东的赞赏——这是李锐后来成为毛泽东秘书的直接原因。
林、李文章各有所长，政治局领导全都认真阅读了。最后，毛泽东说：“三峡问题还需多方听取意见，不过中央得有个意见。总之，今后三峡的事，交给恩来同志管吧！”
周恩来一听，忙说：“还是主席管吧，你对三峡的见识和判断比我们都高出一筹。”
毛泽东哈哈一笑，“没有那回事，我也会经常过问三峡问题嘛！”说完，毛泽东认真地看着周恩来，伸出四个手指，说：“你一年至少要管4次！”
此后，周恩来便开始直接领导起有关三峡问题的工作，这一传统延续到现在，三届国务院总理都是三峡工程的最高领导者。
由周恩来主持的第一次三峡工程工作会议就在南宁会议之后的一个多月召开，会址在那艘“峡江”号客轮上。与会人员除总理外，还有李先念、李富春、国务院各部委和相关省区的领导，还有中苏两国专家共100余人。这次会议为中共中央“成都会议”研究三峡工程建设问题，做了准备。成都会议形成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后简称“三峡决议”）。毛泽东在“决议”上批了八个字：“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决议”上有这么一段话：“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成都会议”过去几十年后，在三峡工程正式上马的那些日子里，一些老同志感慨万千地回忆起毛泽东对三峡问题的决策，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成都会议”，因为大家始终认为，“成都会议”上的那个“三峡决议”的指导思想，对日后几十年上不上“三峡工程”起着长远的指导作用，今天正在进行的三峡工程建设的原则精神基本继承了“成都会议”精神。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充分说明了毛泽东时代在“三峡工程问题”上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客观规律而作出的科学决策。
但由于国际国内的多重因素，中国人继续做着“三峡梦”，在这个问题上似乎缺少了一点“只争朝夕”的精神。1969年10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体学耐不住性子了，当着毛泽东的面请求上马三峡工程，老人家慢悠悠地对他说：“现在如果准备打仗，你脑壳上顶着200亿方水怕不怕？”
是啊，浓厚的战争意识、人为的阶级斗争现实、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老大哥”的背信弃义，主观的客观的麻烦事就够操心了，哪里顾得上三峡这样世界级的水利工程？想有所为而力不从心啊。
历史的车轮前进到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执政的时代，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实行改革开放的时代。
邓小平的务实作风与他的理论精髓完全吻合。当中国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浩劫后，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了经济建设上。创造宽松环境，实行开放政策，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他后半生的全部心血。
邓小平对世界形势作出了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我们有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可以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
东方巨龙再次被唤醒，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国家向现代化目标奋进的号角，响彻中华大地。
那一年，邓小平复出不久，他到湖北视察工作，接替林一山出任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的魏廷铮向邓小平汇报三峡工程情况。末了说：
“小平同志，三峡工程建设，从孙中山先生提出，到旧中国几上几下，解放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又多次提出要建设三峡，可三峡建设到现在为止还是一场梦，我们不清楚这样的梦还要做到什么时候？”
邓小平说：“三峡工程的事我是知道的，争论了几十年，毛主席为此也操了几十年的心。三峡工程一旦建成了，能防洪、发电，又能促进旅游业，带动长江中下游经济，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干？”
太好了！有邓小平这个态度，魏廷铮高兴得恨不得蹦起来。
1979年11月，由国家计委牵头的三峡选坝址会议在河北廊坊召开，这是“文革”后国家出面召开的第一次有关三峡工程的重要会议，会议正式确定了三峡大坝坝址，即由我们中国地质和水利技术人员自己确定的三斗坪坝址。
大坝坝址一定下，这就意味着“三峡梦”要付诸实施了，三峡工程要动了。这之后的几年里，国家全面拨乱反正，三峡工程建设上过去存在的一切不确定性的争议也慢慢云开雾散，逐步取得“上马”的共识。
1984年，国务院原则上批准兴建三峡工程，并立即进入施工准备，相继成立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并开始筹备三峡行政特区（即筹建三峡省），以及专门从事三峡工程建设的三峡开发总公司。
从此，伟大的三峡工程建设伴随着共和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雄伟步伐，蓬勃展开！
特殊见证人
1992年4月3日，对于许多人来说也许是个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的日子，但对居住在万里长江上至四川江津（现改属重庆市），下至湖北宜昌的全长662.9公里一带的千百万人来说，可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一个让亿万中国人梦想了近百年，仅工程论证就长达四十载，上与不上争执了三十余年的跨世纪宏伟工程，终于要上马了！
然而，居住在三峡库区的人们等待三峡工程上马的日子实在是太久太久，他们不明白先是广州（孙中山时期）再是南京（蒋介石时期）后是北京（毛泽东时期）的人怎么就一直定不下这个日子。
中国历代领导人做了近百年的“三峡梦”，三峡人听了近百年“三峡修坝”的神话。做梦的人永远有个“梦境”悬在那儿可以让人憧憬，而神话则会使人发生宗教式的迷信。
我在三峡库区就遇见这样一个人，她的名字叫王作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