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庄稼在晨风里喧响，曙光从林梢透出。当云霞溢满天空时，太阳滴滴溜溜从灰蒙蒙的田野上慢慢升起来。
我把谱好的曲子拿给鲁新华看。他不懂五线谱，我只能低声哼给他听。
他说，这不是《北京的金山上》吗？
他的话让我泄气。这是我创作的第一首乐曲，经他这么一说，再读一下谱子，真的很像。我的灵机动了一下，不如干脆找几个女同学伴唱《北京的金山上》。
我给你加上笛子咋样？
鲁新华的笛子吹得不错，从前他在宣传队吹笛子。虽然用笛子给提琴伴奏有点不伦不类，可说不定也很好玩。
得给它起个名字吧？
我心里已经给它起好了名字，叫《想望北京》吧。
他看看我的脸，是不是因为张丽娅在北京啊？
你胡扯什么呀？张丽娅跟我有什么关系？
还嘴硬？那时候星期日张丽娅从家里回学校，你经常到北河渡口去接她，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没否认，也没承认。也许张丽娅今生今世和我再没什么关系。她和我的距离越来越远，像两颗飞向不同方向的流星，不知还有没有相聚的机会。
现在鲁新华已经不只是一个往日的同学，他身上带着张丽娅的影子，常常不经意间透露出张丽娅的消息。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我脑子里会突然冒出一些想象，眼前闪现出一座村庄，一条村路，场院里的碾盘和草垛……张丽娅已经展翅高飞，她把这幅图画留在了家乡。只要我把提琴托起来，琴弓举起来，这幅图画就在我眼前浮动。
“你拉琴很投入。尽管你拉得很幼稚，很粗糙，我还是被你感动了。你身子随着琴弓摇动，脸上的表情很动人。我想给你指导，可不忍心让你停下来。看着你那全身心投入的样子，听着你的琴声，我觉得这一生什么磨难都算不了什么，为你做什么都值得。
“直到晌午，你娘把饭摆到桌上，你才想起问：我爸呢？
“你娘说，吃饭吧。下午你不是还得早点回学校吗？
“你看看叶子，看看我。妈，我爸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我把他留下的信拿给你。你默默看完，抬起头说，他没说到哪儿去了？
“孩儿，别替他操心！你爸这个浑货现在会种菜，会养鱼，在外边饿不住。
“他也没来信？
“该来信的时候就来了。你只管好好学习，别管他。
“你父亲像我一样任性，像我一样要面子。我带叶子入学的时候他远远跟在后面，给叶子买文具盒，给她买冰棍，像亲生父亲一样。他说，我这个父亲已经影响了安，不能再影响叶子。为了孩子，我们还是离婚吧。当初是我提出和他结婚，现在我不能随便答应离婚。第二天你爸就留下这封信走了。你娘坚持要继续留在这儿，她说她走了怕叶子吃不好饭。我猜想她是要证明你爸出走跟她没什么关系。”
我把提琴收进盒里，转过身瞪着母亲：想怎么样随你们便，我压根儿不想上什么大学！现在把叶子也扯进来。我看不如全都下乡种地，你们就省心了！
“你口气凶狠，眼神可怕，我真的被你吓住了。要不是你娘拦着，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安！别说这些不争气话！你爸你妈不都是为你好？”
我说的是真心话。大学在我心里已经没什么意义！我宁肯到乡下种地，也不愿为上这样的狗屁大学去费力！我瞧不起它。我鄙视它。
我提上琴往外走。跨过门槛，我回过头说，你们真自私！想把我和叶子推上绝路！
“我追出来，一手拉着你，一手把粮票和钱往你手里塞。你在大街上和我撕扯，把东西扔到地上，我把它捡起来，硬塞在你手里。你一手提琴，一手攥着那卷东西，满脸屈辱、愤怒。
“看着你离去的身影，一种歉意在我心里翻腾。你的话触动了我，让我愧疚不安。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你说得不错，一家人守在乡下种地，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烦恼。如果我没出生在那样的家庭，没受过那样的教育，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听天由命地活着，也许一家人会过得更安稳，孩子也会少受些折磨吧？”
父亲给我写了信，还寄了钱。我无法评价他的行为，是勇敢，还是怯懦？是牺牲，还是逃跑？是爱，还是伤害？在我拉琴的时候，我会想起他，想象他的生活，想象自己如父亲一样，在偏远的山乡，守着一片池塘，披着簔笠，蹲在细雨中，抽着烟，看着鱼苗在水面上倏倏来往。
寒假的时候我和鲁新华没回家。学校组织了宣传队，跟随宣传队演出比回家快乐多了。每场演出我都和鲁新华合奏《想望北京》。四个女同学组成的小合唱为这首乐曲伴唱。当她们唱“多么温暖，多么慈祥……”的时候，我为这歌声感动，感觉到一种深情在我周身流动。我在琴弓上投入了全部的情感，把我的乐曲献给我的张丽娅（她在我心中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符号，一个影子，一份失落的寄托），献给我的父亲（一个遥远世界的想象），献给我的两个母亲（两种不同的母爱），献给我自己（一个自我陶醉的人对自己内心的想念）。如果有一座金色的山，放射着光芒……如果有一轮金色的太阳，照耀着宽广无边的天空……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的心儿照亮！
娘来看我，给我带了锅贴和豆包馍。
在县城演出的时候，我看见母亲的身影。演出结束后，她站在人群后默默看着我，没走过来和我打招呼。
“其实我天天都在想你，挂念你。为了不给你惹麻烦，我不能随便去看你，你演出的时候我也不想在同学们面前露面。你不知道，每个星期天，我都提一包点心走八里路到魏老师家去。他是你爸的姨夫，你们学校的教导主任。从他那儿我详细打听你在学校的情况，把你每次考试的成绩记下来。
“一年时间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转眼麦田黄了梢，大路上出现了城里下乡收麦的队伍。高考又要来了。我的心绷得更紧，你娘往魏姨夫家跑得更多。每次到他家去，她都会动了心思给他捎礼物。你娘拜托他，请他操心你的毕业鉴定，留心你的档案，希望不要像去年那样，在政审这一关出错儿。今年的高考就指望魏姨夫了。”
从二月到六月，我只回了一趟家。虽然我对功课不感兴趣，可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借口——高考复习开始了。其实那些课本我连翻也懒得翻。我冷眼看着班里的同学起早睡晚，梦里还在念念有词地背东西，只觉得可怜可笑。我不知道天底下还有什么比高考复习更让人腻歪、更摧残人了。早已熟悉的东西被强制着一遍一遍复习，嚼得没有味道的剩饭被强迫着反反复复咀嚼，嚼烂到让人恶心，呕吐。
就在高考复习最紧张的时刻，有一天老师突然在课堂上说，今天不复习了，大家学篇社论吧。
他把报纸交给班干部，班干部开始给大家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读报虽然枯燥，比复习轻松多了。更叫人高兴的是，读完这篇文章，我们就不再上课，大家可以在教室里大声喧哗。各年级的课程都停下来。白天讨论，晚自习也讨论，讨论完写决心书，贴在教室后墙上，然后抄在大红纸上，贴到校园里。老师集中到会议室学习。他们脸上现出不同寻常的亮光，人人都显得亢奋、热烈。教室里的奴隶们从钟声里解放出来，校园里弥漫着过年、过节的喜庆气氛。女孩儿们尤其显得轻松快活，她们又笑又唱，叽叽喳喳到处招摇。男孩儿们脸上现出好斗的红云，每天沉浸在演讲和辩论的激情里。大家一团一伙到街上去游行，喊口号。
我喜欢刷标语，刷标语特别过瘾。到伙房去打一桶面糊，把笤帚插进去，搅和一下，看哪面墙招眼，刷上面糊，把整张大纸糊上去。大刷子在墨桶里使劲一蘸，就墙写上：谁……就砸烂他的狗头！不但能随意使用食堂的面粉，不必掏钱掏粮票，还能毫不吝惜地挟着整捆的纸，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每个字撑满天地，写它半个桌面大，气势恢宏，震撼人心，充分满足发疯、挥霍的快感。
迫在眉睫的高考变得遥远了。那些开惯夜车的用功的同学一时感到茫然。就像短跑运动员听到“各就位”的口令站到了起跑线上，正在活动腿脚，准备蹲下，忽然找不到裁判了，不知道这场比赛还要不要进行。
傍晚时分，学校门口小饭店里的女人来找我。她带我穿过她的店房。走进院子，看见娘在院里等我。她把我拉近她身边，好像久别重逢似的，凑近我的脸，疼爱地看着我。
安，学校成立红卫兵了？
成立了。
出去破四旧了？
出去了。
你没参加吧？
我在宣传队排节目，没顾上。
孩儿，你可千万别跟着瞎哄哄！扒牌坊，推石碑，砸人家房上的兽头。
娘，这都是四旧啊！
管他四舅还是五舅，这都是犯忌讳的事！既是停了课，你不如跟我回家吧。
停课又不是放假，我们宣传队忙着呢。
给我好好听着！打人，抄家，砸东西，这些事不准干！祸害人的事，不能干！
黑影里走出一个人。原来母亲一直站在屋檐下。在昏暗的暮色里，她显得很憔悴。瞬间的感觉让我觉得母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你叫了一声妈，走过来拉住我的手。那一刻眼泪在我眼窝里打转。你不在县城，不知道城里的运动搞成了什么样子。我不想告诉你，让你分心。我双手握着你的手，用力揉搓着。安，你娘的话你要记住了。
“你点点头，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妈，你没事吧？
“我凑近你的脸，看着你的眼睛，你爸给你写信没？
“写了。
“他还好吧？
“你不用担心他，妈！
“安，运动来了，我最不放心你，也不放心你爸。你在学校里一定要少参加活动，少惹事儿。”
第二天，红卫兵战斗队揪出一群牛鬼蛇神，把他们押到街上去游街示众。我没去。不是我记住了娘的教诲，是我觉得这群老头子、老婆子、男男女女很晦气，一个个垂头丧气，像落水狗、落汤鸡，灰溜溜的惹人讨厌，看着不舒服，不如躲在宿舍后面拉琴。那是一个偏僻角落，红卫兵出去后，这儿很安静。我有很好的借口不去参加活动，我在为宣传队排节目。
鲁新华从墙角那儿转过来，手里抖着一张报纸。
知道吗？高考停了。
什么意思？
就是说大学停办了，不招生了。他指着报纸上的文章让我看。
读完那段最高指示，我激动地拍一下手掌。万岁——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咱们上不了大学了。肖长安。
让那些狗屁大学下地狱吧！
可是，可是……
鲁新华那丧气的样子让我觉得很好笑。“可是”什么呀？伙计，咱们再不用受高考的苦！再不用受高考的污辱、捉弄了！该死的高考！把它扫进历史的垃圾箱！把它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我知道这对母亲是很大的打击，可我还是禁不住跳脚欢呼。这是那个夏天我听到的最鼓舞人心的消息，是伟大领袖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最激动人心的决定！此后几天我都沉浸在轻松、兴奋的心情里，脑子里不断响着一句歌词：雪山点头笑咧彩云把路开——混蛋高考停咧奴隶站起来——
我和鲁新华坐在栏杆上，两腿在空中荡悠，望着楼下乱哄哄的人群。一队红卫兵押着校长、副校长从操场上走过去。
咱们是不是也组织个战斗队？
好啊！咱们到北京、上海串联去！
把县中转过来的同学拉到一起，回县城造反。
我转头看着他，我知道他想干什么。
找曹龟孙算账！问问他，凭什么不让咱们上大学？
找曹校长一个人能算清这笔账吗？表格是自己填的，鉴定是团支部、班干部、班主任写的。你知道究竟是谁在毕业档案里装进了那些玩艺儿，让咱们进不了大学？
那就把团委书记、班主任一起揪出来！
这家伙的计划很诱人。如果说小学老师没给我留下太恶劣的印象，从初中到高中，老师、校长在我的记忆里没一个好东西，全都是法西斯！我的班主任看起来那么和善，有教养，我一直很崇拜她，很喜欢她，可毕业时我才知道她对我一点也不客气。既不看母亲的面子，也不念我学习那么努力，对她那么尊敬。如果她手下留情，替我减去些重料，把那些致命的东西弄得含糊点，给我写个好鉴定，也许我就不至于落榜。她使我一想起老师就感到恐惧。老师捏住我们的命运，不光每学期给我打操行等级，下评语，还负责我的毕业鉴定和档案，老师们的目光让我提心吊胆，我不知道他们那琢磨不透的眼神背后藏着什么玄机，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会怎样摆布我。为了表示认真、负责，这些老师在我们的操行品德、政治表现、社会关系里仔细扒拉，不挑出点毛病好像就便宜了我们。我怀疑母亲对我的严厉、苛刻与她的教师职业有关。在三年高中时间里，我一直生活在母亲精心编织的网里。所有的老师都是她的眼线。哪次考试有什么失误，哪次课堂没用心听讲，哪次活动和同学闹了矛盾，消息会随时传到母亲耳朵里，立刻反应在她脸上。
组织个战斗队，拉到县城，杀回母校，把那些法西斯老师揪出来修理修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看看他们的狼狈相，那是多么痛快的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