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革命形势比小镇红火多了。县城大街的墙脚高，标语大，口号的内容五花八门，新鲜、刺激，叫人一看就热血沸腾。街上到处散发着面糊气味，大字报前围着成群的人，个个全神贯注，眼睛闪闪发光。一群人挤在十字街口，默念电线杆上新贴的传单。我踮起脚，伸长脖子。传单的糨糊还没干，洇湿的纸面上字迹模糊。“北京来电……”“揭开……的画皮”“试看……真面目”，油印传单上的消息叫人眼花缭乱。
听见一阵口号声，我把头扭过去。红卫兵押着一群游街示众的人走过来。和小镇相比，县城的牛鬼蛇神才像真正的牛鬼蛇神。他们不是从各村拼凑上来的老头儿、老婆儿、五类分子，不像他们那样邋遢、落泊，土里土气。城里的牛鬼蛇神们虽然面无表情，却并不垂头丧气，走在众人目光里，他们知道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押解他们的红卫兵也气质非凡。他们以坚定有力的姿势把拳头举过头顶，合着节拍，在额头上方挥舞红色的语录本，步伐整齐，目光炯炯，口号响亮，带着强烈的感染力，一看就知道是大城市来的真正的红卫兵。看到他们的旗子，我不由得怦然心动，“首都红卫兵揪叛徒战斗队”，这支来自北京的队伍让我神经紧张。
游行队伍里有一个女生正转身呼口号，她穿着绿军装的背影让我心跳加速，耳边仿佛有一团火燃烧起来，霎时烧红了两颊。四年过去了，如果张丽娅出现在眼前，我能认出她吗？待她转过身看清她的脸，我才长舒了一口气。这张脸并不是张丽娅，可她的身姿和气质勾起了我的想象。我一直盯着她，直到游行人群走近，一个牛鬼蛇神的身影闯进我的眼帘。最初的瞬间，我没能断定她是男人还是女人。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头被剪短的乱发和一个低垂的额头。硬纸板做成的牌子抵着她的脖子，遮住了她的前胸。我没法看清她的脸，只是感觉到她的眼睛闪了一下。我侧一下头才看清纸板上的大字：“叛徒……”谁？这是谁？我好像被雷电击中，几秒钟内失去了意识。我向前追了两步，仔细看这个人，看她胸前纸板上的字。虽然那名字歪写着，上面打了红叉子，我还是看清了那两个字。我的心脏像突然停止了跳动，眼前变得一片茫然。我从人墙中退出来，让自己淹没在人流中。幸亏张丽娅没在这个造反队里，如果她在，我真不知道面前会不会有一道地缝能让我钻进去。
心里的颤栗过后，那瞬间的画面引起了我对头发的思索。
在此之前我没意识到头发对人的意义。嘴巴管吃喝，管说话，当然很重要；我们强调珍惜某个东西时，往往说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眼睛的宝贵不容置疑。至于耳朵、鼻子，乃至手指、脚趾、皮肤……人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都不像头发那样无关紧要，它好像只是个摆设，既不能遮风挡雨，也不能看东西，听声音，闻味道。它只会生脑油，积灰尘，掉雪皮。如果头发里生了小虫子那就更麻烦，小时候我吃过这样的苦头。我伏在娘腿上，让她拿篦子给我刮虱子。娘不断往篦子上吐唾沫，梳不通的头发撕扯着我的头皮，疼得我直叫唤。那时我很可怜那些女孩子，她们每天都要梳头，不知耽搁了多少工夫，受了多少罪。
如果扎辫子，不但要梳，要编，还要为它买头绳，买发卡，把皂角搥烂了在池塘里洗，麻烦死了！小时候在乡下，看到货郎担走村串乡，嘴里喊着“找头发换针——”觉得这是头发惟一的用处。——它能在货郎的担子上换针线。如果有糖果，还能给我换一把糖豆儿吃。而且人因这多余的头发产生了剃头匠、理发店，摆弄头发成为一种职业（现在更成为时尚艺术，消费品质的象征），觉得头发虽然没用，却养活了不少人，也算很有功德。可我没想到头发对人的重要有时会超过有用的器官。革命风暴掀起的时候，红卫兵抓到女牛鬼蛇神，先把她的头发剪去，于是这个女人就等于被枪毙了。没有了头发，就没有了灵魂，人就被彻底打垮。她虽然还活着，也不过是行尸走肉。想打倒一个人，剪头发比打耳光有效多了。我看到母亲被剪光了头发在大街上示众，那瞬间就觉得她不再是一个活人，不再为世人所容，她和我的距离一下子就遥远到恍若隔世。
此后读了一些书，知道原来中国人本来就很看重头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身上的每根毛发都神圣不可侵犯，动了头发，就动了人的尊严。明朝末年，清兵攻陷扬州，尽管发布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严酷命令，还是有不少人为了保卫头发宁肯舍弃自己的脑袋。小时候听娘说，剃头挑子上那根高挑的杆子，就是为了警告不肯剃头的人，谁敢不剃发，就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上面。而到了清朝末年，民国革命又从剪辫子开始，拥护民国还是忠于大清，就表现在要不要辫子上。红卫兵的灵感也许就来自中国历史上有关头发的壮烈故事，他们懂得，抓住头发就抓住了四旧的核心。于是剪辫子成为革命浪潮。不管你是不是牛鬼蛇神，只要你留着辫子走过大街，就会有红卫兵将民国初年的故事重演，突然揪住你，伸出剪刀，毫不客气地咔嚓一下，剪掉你的四旧，为你剪除封、资、修的余孽。于是我也明白了囚犯进入监狱为什么首先要剃光头。
叛徒和母亲，这两个在我心里相距甚远、无论如何也没法拼接的词汇，在那个上午，在一个被剪了头发的不男不女的牛鬼蛇神身上浑然一体地连结在一起。“叛徒曾超”这四个字与当时的情景很吻合，它们看起来一点也不荒谬，一点也不矛盾，好像叛徒就是这样。不只面目可憎，而且有一种令人生畏的恐怖感。
让我感到安慰的是鲁新华遇到了同样问题。读高中的时候，鲁新华把他的户口迁进县城，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游街示众的牛鬼蛇神中有个被剪了头发又剪了胡须的老头儿，他就是鲁新华的爷爷。他脖子里挂的牌子上写着“汉奸……”如果说叛徒让人觉得可怕、可憎，汉奸则让人觉得可耻、可怜。叛徒是把一个人从人群中剥离出去，让大家唾弃；汉奸则是把他放在脚下，让大家去践踏。鲁新华的爷爷在日本人侵占县城时做了半年维持会长，他的汉奸身份谁都知道。对于鲁新华，这只是旧伤，比我受的新伤也许会好受些。可既然他爷爷已经被揪出来，他的黑五类身份就昭然若揭，他还能不能去揪斗校长就成了问题。
那个中午，我和鲁新华的友谊升了一级，不仅是同病相怜，更有相濡以沫的意味。在红卫兵接待站吃饭的时候，我们俩像刚办完丧事的小弟兄，凑在屋檐下，碗和碗放在一起，头和头互相抵着，默默吃饭，相对无语。吃过饭，我们俩都为要不要回家犯难。既然看到了这场面，那就不应该回家。两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革命造反派，能和阶级敌人在同一个屋檐下和平共处吗？
就在这严峻考验的时刻，娘来了。娘的脸和她的眼睛使我的革命意志出现了动摇。
安，你为啥不回家？我剁好了鸡蛋韭菜馅，掺了粉条，在隔壁借了平底锅，打算给你做水煎包吃呢。
我们战斗队在这儿。接待站的饭挺好的。
半年没回家，你不想回去看看你妈？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
我还没把这段最高指示背出来，娘一把抓住我的手，不容分说，推着我的肩膀走出去。
“你娘推开门。你走在前面，你娘跟在后面。叶子跳过去拉着你的手，我冲你笑了一下。我很少对你笑。不知道这一笑会不会让你觉得奇怪？街上的情景吓住你了吗？你看到我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你。这场面已经被你看到，我只能装作没事儿的样子。做母亲的，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必须挺起腰杆，不能叫孩子受刺激。现在我才知道，人的承受力超出了自己的想象。脸皮撕破一次，下次就没什么可怕。在街上游过几次，人已经疲塌了，不像第一次觉得天塌地陷，受了奇耻大辱，没法见人。反正没地方讲理，只能随他的便。他们越这样折腾，我反而越不在乎。不是倔强，是为了让你和叶子不受伤害。是你和叶子让我变得怯懦、自私，也是你和叶子让我坚强。”
母亲站在屋子深处的暗影里，待她走近我才看清她的脸。除了她裹着的头巾有点特别（大热天显然不是包头巾的季节），人有点憔悴，脸上的表情还算自然。在我看她的头巾时，她的微笑有点尴尬，我赶快把目光移开去。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没有戴过头巾，更不会在夏季裹着头。这副形象加深了我对头发的重要性的思考。
“我的目光随着你的目光转。虽然你娘早已打扫整理过，可屋里还是处处留着抄家后的零乱景象。挂在墙上的照片没了，打碎的玻璃划出星星点点的斑痕，镜框留下的灰白色印迹把墙壁衬得丑陋不堪。家具搬离了原位。条几上的雕花牙子被砸掉，露出断裂的木头茬子。柜门耷拉下来，柜子里一片狼藉。收音机没了，你娘把它藏进屋角的纸箱里，怕它惹出麻烦来。待会儿你上了楼会发现楼上的景象更惨。箱子柜子都翻空了，书柜里的书也没了。我并不可惜那身旗袍，它的式样陈旧，一直压在箱底，要不是红卫兵把它抖出来，我早已记不起了。想不到他们会拿到批斗会上当作我梦想变天的罪证。这让我觉得可笑。我怎么会怀念从前呢？过去的岁月对我只是噩梦，我连想都不愿想它。最舍不得的是书柜里那些三十年代的诗集，英中对照版的外国名著、名曲、乐谱……看着它们被扯掉封皮扔进大街上的火堆里，我真想扑上去和那些书同归于尽。你的目光最后停留在那个硬纸牌子上，我的心被你脸上的表情刺疼了。”
挂在母亲胸前的硬纸板静悄悄地靠在墙角边。大约害怕红卫兵会突然闯进来，它字面朝上，随时都能顺手拿起来挂到脖子上。“叛徒曾超”上的红叉子在屋里比在大街上更显眼，我一时没法明白，母亲的名字为什么会和这样丑陋的牌子，这样粗鲁的墨迹搅混在一起？
“你回过头看着我，妈，这是咋回事？
“我的喉咙突然哽住了。从被揪斗到现在，我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我掏出手绢，搌掉眼角的泪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那年我和你爸往解放区去，你大舅向民团告密抓了我，他替我写了一份‘自新声明’登在报上，把我保释出来，强迫我回家和孙家成亲。
“他不知道这是叛变吗？
“为了阻挠我和你爸的婚姻，他什么都不顾。
“我这个大舅，他在哪儿？我怎么没听你说过？
“眼泪再一次涌上来，模糊了我的眼睛。”
当我走出家门时，我觉得伟大领袖的话太英明了。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吃了一顿水煎包，肚里热热乎乎很舒坦，我的革命意志被消解得恍惚不定，阶级立场也变得模糊不清了。母亲不光是叛徒，她还是逃兵。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她的解释？她说只是在行军途中拉肚子，迷路掉了队。向我解释这些事情时，她像个做错事的小姑娘，满面羞惭，说话小声小气，一边说一边看我的脸色。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母亲的弱小，感觉到自己已经是一个男子汉。在我面前她不再是一个强者，在她面前我也不再是一个弱者。
“夜里，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兰姐从楼下悄悄走上来。我翻身坐起，让她靠着床沿坐在我身边。
“春如，你就这样待在家里，让他们天天折腾？
“我掉过头看着她。
“我看你还是赶快走吧。出去躲躲。
“我不是叛徒，也不是逃兵，为什么要逃跑？
“傻妞！光棍不吃眼前亏，这个道理你不懂？如果他们把你送回旗杆寨，交给贫下中农批斗，那时候你跟谁讲理去？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说要自己解放自己吗？不想任这些毛孩子摆布，你就自己解放自己去。
“我惊疑地抬头看着她，想不到兰姐嘴里还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把叶子交给我，只管走。
“还有长安，我最不放心。
“我把他带回乡下，不让他出去。她抓住我的手，把我拉下床。
“现在就走？
“既走还不趁早？明天谁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来？
“我走了，他们会不会找你麻烦？
“我带上孩子回乡下去。我是贫下中农，谁敢把我怎么样？
“兰姐从箱子里把我的旧军装找出来，用剪刀把我的头发修剪整齐，给我戴上一顶绿军帽，把一个红袖章套在我胳膊上。
“这不是冒充红卫兵吗？
“穿上军装，戴上红袖章，你就不用掏钱买车票，接待站的饭也能随便吃。躲过这阵风，等局势平静了再回来。
“抗战流亡的时候我和文昌坐船南下，现在河里已经不能行船，码头早已荒废，要搭上铁路线，只能出东门，沿当年复员回来的路到驻马店。可搭上火车去哪儿？北京？武汉？那样的大城市现在正闹得厉害。打一面旗子，像串联的红卫兵一样，徒步去韶山，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看看决定我们命运的伟大领袖是怎样在那里诞生的？二十年岁月消磨了我的意志，我不再是当年那个小女生，县城蹲久了，外面的世界让我恐惧。走近门口，我脑子里忽然闪出一个地方。
“你还记得史云山吧？冬天提一袋茯苓来看我的那个学生。
“他家在三棵松吧？你想到那儿去躲躲？
“城里太乱，远乡会不会安静些？
“那地方是够偏僻的，离马武镇还有二十多里，进趟城恐怕得半夜起身，顶着星星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