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大会上作了中心发言。周支书虽然没有文化，但他的讲演口才还是相当出色的。他谈到车间党支部如何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捍卫了“三面红旗”，掀起了“大跃进”的新高潮。推广应用新技术是继续“大跃进”的新特点。它的推广和应用不但提高了产量和质量，更重要的是给车间带来了新面貌、新气象。他说得天花乱坠，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负责主持这次大会的党委袁书记也给了高度的评价。但现场会一结束，这两项新技术的生命也结束了。工人师傅们反映既麻烦又没有作用：特别是导电加工还容易触电麻手。上面硬压下来，下面只好照办；上面说好，下面谁敢说坏。有人来参观检查时，大家都装模作样。参观的人一走，马上就拆掉，弄虚作假，阳奉阴违已成了公开的秘密。客观地说，从技术上看，在四十年前，这是两项在特定的行业和特定的范围中的新技术，并且要用相应的机器，但到了某些当权者手中就把它庸俗化、简单化、万能化了。
一九五九年我们车间是全厂的先进单位。一九六O年春节前开庆功会，表彰了许多有功人员。除夕夜，车间干部、党团骨干和劳动模范欢聚一堂，弄来许多瓜子、花生、塘果、饼干和水果，大家畅谈国家的大好形势，展望更加美好的未来。
大年初一早晨九点多，我随同车间文书小蒋和其他几个干部去周支书家拜年。蒋文书很有心计，昨晚开茶话会的物品，他有意识地截留了一些，用来借花献佛。大家背的背，抬的抬，到了周支书家。周支书有点惊喜：
“这么多的东西，你们从哪里弄来的？”
蒋文书说：“昨晚剩下的！”
周支书恍然大悟：“难怪昨晚不够吃，原来你留了这么 多。”
蒋说：“唉！这年头，就是再多也不够吃，你就别介意了。这些东西就是花钱也买不到。你儿女多，亲戚朋友多，平常工作那么辛苦，这点东西算啥？就算是我们代表全体职工送给你的。”这么一说，周支书就心安理得地笑纳了。
一九六O年七月，全国开展了以反贪污为重点的“新三反”运动。在运动前，各单位的一把手都更换了。新调来的支书姓夏，山东人，是随解放军南下的老军工。他首先组织干部学习有关文件，然后召开动员大会，说明“新三反”运动的清查对象、方针政策和方法步骤，并动员大家背靠背地检举、揭发。不几天，群众检举揭发的焦点就对准了蒋文书。
蒋曾是周支书的“红大”，是头一年才人党的预备党员。周在车间职工大会上不止一次表扬过他，说他是个很有能力，很有办法的好干部，是车间的“红管家”。这句话是有点来由的：一九六O年春节后，全厂取消了加班夜餐。而我们车间仍然有一碗稀饭供应。至于车间主要领导不但夜宵吃得好，还有免费的早点供应，蒋还经常给子女多的周支书家送米、送油。故此周表扬蒋是车间的“红管家”。
当时工厂正处在基建阶段。按照“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职工住房未建好，所有的单身汉都住在厂房里，我与蒋文书住在他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蒋文书看我刚参加工作，忠厚老实，不多言多语，做事从不背着我，他的文件柜里放的全是馒头票和饭菜票。本来按规定晚上的加班只给一个馒头，但蒋往往感情用事，对领导或领导的亲信多给一个半个，另外的人看了眼馋，又伸手向他要，他经常为此吵架或挨骂。当时，我曾劝过他：“蒋文书，你要当心点，这些吃你用你最多的，将来可能是恨你整你最厉害的。”
他不以为然：“我有胃病，自己的粮食都吃不完呢，反正都是车间的人吃了，我又未拿回家。”
“新三反”运动一来，大家纷纷揭发、检举他。其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是克扣女工的粮食定量。以车工为例，本来不分男女都是三十五斤，但女工只发三十二斤饭票，扣下三斤做机动票。第二个问题是利用中心食堂管理的混乱和糊涂，多领了一万八千多斤饭票。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五九年十月底，在领取十一月份饭票时，管理员忘了叫他签字。第二天，这位经办人病了，蒋文书去中心食堂办事时，新上任的管理员催促他领取十一月份的饭票，他吃了一惊，但马上镇静下来，才想起昨天未签字。于是又领了一个月的饭票。他拿回车间后，心里很害怕，深感事关重大，立即向周支书报告了这件事。周叫他别吭气，也不要跟其他人说，留在车间做机动粮。这便是在全厂都取消了加班夜餐后，为什么我们车间仍然能有加班夜餐的来由。这也是周支书称他为“红管家”的来由。这件事只有蒋和周知道。是谁揭发出来的，一直是个谜。在揭发和斗争蒋的大会上，斗他最积极、最尖锐的果然是吃他用他最多的那些人。要他交代那么多的粮食哪 儿去了，为什么要克扣女工的定量，还有人打了他耳光。鲜血从他的嘴角流出来，蒋结结巴巴地说：
“我是老胃病，自己的定量都吃不完，反正我没拿回家……都是车间的人吃了！”
这句话激怒了大家：“你胡说，污蔑我们人民群众！”
紧接着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蒋X 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蒋被吓得面如土色。尽管大家穷追猛打，蒋始终没说是周支书指使他干的，他死死地保住老上司。也许是出于“江湖义气”，也许他认为老上司会来帮助他、解救他。开完斗争会后，蒋被关在车间角落的一个小房里，两个民兵看守着。当晚两个值班民兵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蒋不见时是凌晨两点多了。睡在车间的人都惊慌了，值班领导指挥人四处去寻找，我和另外三个人去周支书家。周支书感到事态严重，他承认蒋在午夜到过他家，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他声明，不知道蒋被看管，更不知道蒋是逃跑出来的。我们赶快回到车间汇报了情况。有人说：“蒋原来在民警队当文书，很可能有枪，也许会找那些斗他的人报仇。”于是派人通知全车间所有的人提高警惕，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木棒或铁棍，弄得全车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一个晚上彻夜未眠。第二天中午，根据当地农民提供的线索，在工厂后边山凹的鱼塘里，找到了蒋的尸体。一些人紧张的神经才松弛下来。
对于蒋的死，众说不一：有人说他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死有余辜；有人说，他弄来的饭票是给大家吃掉的，车间领导吃得最多，为什么要他一人顶罪！他死得太冤了。蒋文书的亲属更是不服，要替蒋申冤，说对于蒋的死，周支书是有罪的，周是教唆犯，是周毁了他，多领的那一万多斤饭票只有蒋和周知道。周从调离车间那一刻开始就预感形势不妙，他怕将来被揭发出来影响自己的前程，对蒋的这致命一击正是周先发制人开的黑枪。从周以往的为人处世来看，车间里很多人都相信蒋文书亲属的说法。后来的调查表明：蒋逃跑出来到周家里是抱着很大希望的。他满怀希望地恳求这位老上级，要求周给他作证，说明事实真相。如果周还有良知的话，把责任承担起来，至多不过是犯了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的错误，最多也就是个检讨而已。但周这时想到的只是自己的仕途不应有半点污迹，毫不犹豫地要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就官腔十足地叫蒋老老实实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蒋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他感到自己被欺骗、被愚弄了。他恨这个残忍、可耻的世界，一池塘水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蒋文书一死，我们车间的“新三反”运动也结束了。太阳照样从东方升起，湘江水依然向北流去，有谁还能忆起这昨日的落花？悲乎？哀哉！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由于主要的劳力和领导们的精力都用去炼钢和吹牛了，大批粮食烂在地里，粮食丰产不丰收。一九五九年继续“大跃进”更加重了粮食危机。秋收时节，当地政府要求工厂支援秋收。这种苦差使自然落在学徒工和刚参加工作的大专毕业生头上了。由共青团组织的支农突击队，高举着红旗，浩浩荡荡到了指定的生产队里。九点多钟了，队长才刚起床，伸了伸懒腰，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镰刀，把我们带到稻田边，用手一指：“喏！就割这一片，我还没吃饭呢。”然后就走了。稻田里的杂草比稻子长得还高、还多。我们从草丛中找稻子，队长再也没来过。他不担心工人老大哥会偷粮食，也不管这些不花钱的劳动力是否要茶水喝。其实我们早餐只吃了一个二两粮的馒头，谁都没带水来，现在又渴又饿。十一点刚过大家把镰刀往箩筐里一扔，就班师回朝了。在回厂的路上，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今天割的稻谷价值，还没有我们的工资多。”
有人说：“从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来看，劳动价值都不够，哪来的剩余价值？！”
还有人说：“稻田的草割下来卖了，可能比稻谷还值钱。正因为如此，农民兄弟不给茶水喝就是理所当然了。”
大家七嘴八舌说着牢骚话，可这确是事实。在“一大二公”的公社里，多劳不多得，少劳可以图个舒服，何必那么费力操心呢！
全国实行“公社化”后，把土地、劳动力、耕牛和农具都拢在一起了。昔日里被称为分散的、落后的、自私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严重的小生产者，顷刻间成了所谓有高度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公社社员。锄头变成了创造奇迹的“金箍棒”。
领导们没有做踏踏实实的工作，没有进行细致的、深入的管理和教育。实际上很多人心里都明白，当时的生产力、生产工具是落后的、原始的，使用这些生产工具的劳动者的觉悟也没有根本的提高，但领导们夸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当官的只知耍嘴皮，全国上下吹牛皮，农民都在哄地皮，于是乎弄得全国饿肚皮。
如果说，农民原本是一群分散、自私、保守的小生产者，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城市里的工业、手工业的情况该好些吧。其实也是一样，我为补鞋一事写了首打油诗—《补鞋有感》：补鞋店里去补鞋，说定次日拿回来。头次去拿还未动，二次去拿人不在。三次去拿师傅病，四次去拿遭训斥。你是得了急性病？补鞋哪有这么快。
在这种形势下，全国性的、全面性的物资短缺便是自然而然的结局。只是湖南实行对熟食品要粮票的政策，比全国大部分地区晚半年以＿上。自古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一说。这是指自然条件而言的。人为的政策性破坏令鱼米之乡也变成灾难之乡，何以足天下？于是乎，大面积、长时间的大饥荒笼罩着全中国了。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年自然灾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