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离校前有关方面的交代，我们到长沙后去该厂办事处联系。长沙以后的行程由办事处安排。办事处与工厂联系后，叫我们不要去湘西老厂了，直接到湘潭新厂报到。这使我们喜出望外。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这个厂在湘西的一个山沟里，是抗日战争时期汉阳兵工厂西迁的一部分，解放后经过整顿和发展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实力。一九五七年在“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指导下，开始生产水力发电机组、电动机、变压器等民用产品。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不适应生产的发展，借助“大跃进”的风潮，从一九五八年开始，逐步迁厂到湘潭。新厂名叫湖南水力发电设备厂。
一九五九年九月八日，我等七人到了该厂干部科报到。我学的是工具专业，被分配到工具科。接待我的徐科长是东北大连人，瘦高个儿，四十多岁。看了我的介绍信后说：“哦，你是重庆一机校毕业的。去年我出差去过你们学校，正是大炼钢铁的时候。为了凑数字把学校的铁栏杆、铁门都砸碎了。真荒唐，不像话！……”我听了这突如其来的对母校的批评，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看到我尴尬的样子，马上换了语气：“不过，这是当权者的事，与你没关系。欢迎你！欢迎欢迎！”按国家规定：刚工作的大专毕业生都要实习一年以上。我实习时首先干的是车工。我的师傅姓张，五十岁左右，从事车工已三十多年。早在汉阳兵工厂时就是一名车工师傅了，一九三八年随厂迁到这里，他经历了这个厂的沧桑变化。
因工作需要，不到两星期就将我调到办公室。给我安排的工作有两项：一是帮助那些搞技术革新的工人画图；二是统计车间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的数据，并上报到厂“双革”（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简称）办公室。
一九五九年“大跃进”中的弄虚作假、浮夸虚夸、蛮干瞎干所带来的苦果已初露端倪，人们正在怀疑和反思。大家都以为持续的高烧应该降温了。
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八届八中全会。出现了反击“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反对“三面红旗”的政治事件。如同以往的政治运动一样，上层出现了问题，要在各级地方找根源，挖基础，肃清“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流毒和影响。厂里全体党员和干部除了正常上班外，每天晚上七至十点要开会学习。第一步叫“务虚”，学习《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其他有关文件，学习党报党刊有关文章，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认清“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本质。第二步是揭发和批判本单位领导班子里怀疑和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和行动。一转人第二步就将矛头对准行政一把手徐科长。揭发出来的主要事实有三点。第一是反对党的领导，长期与党支部一把手周支书闹矛盾，公开辱骂周支书吹牛皮、说假话。
第二是反对在车间敲锣打鼓，说会影响质量和安全；反对在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第三是反对大炼钢铁，污蔑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其反动言论与彭德怀互相呼应，如出一辙，是彭德怀在我车间的爪牙。帽子大得吓人，是可以置徐科长于死地的。这些罪状有多大的真实性尚不清楚。我是刚来的，对这六百来人的车间人际关系，个人恩怨，一无所知。不过从总体形势看：发言积极，批判尖锐的大多是党团骨干；管技术抓生产的很少人发言，就是发言，也是谈些鸡毛蒜皮。徐科长与我第一次见面时，对于母校大炼钢铁的批评，没有被检举揭发，因为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我也不想落井下石。我虽然刚来不久，但对这位说话直率的领导却有几分同情和尊敬。第一件事是我从车间抽到办公室不久，他亲自交给我一项任务：有个产品的毛坯是铸造的，其中有少数是白口铁，不能加工，要求我用退火的办法，将硬度降下来。
他分析了这种想法的可行性，他从铸铁的成分谈到分子、原子的结构和金相组织，再谈到铁碳平衡。我发现这位工人出身的领导竟有这么高的技术理论知识，在这以“工农兵大老粗”为荣的时代里是不多见的。第二件事是在十天前，车间电线突然起火，全车间的工人在“失火啦！失火啦！”的惊叫声中向外奔逃。周支书和办公室的人也纷纷争先逃命，徐科长跑出来一看，立即到值班室从自己的床上抱起棉被向着火点跑去，迅即断开电源开关，然后三蹿两跳站在着火点下面的机器顶面上，将棉被盖在正在燃烧的电线上，并用手死死地捂住。火很快就熄灭了。站在车间外面的周支书和车间职工们看得目瞪口呆。由于徐科长的沉着和勇敢才避免了一场大火灾的发生，没有使价值数百万的机器化为废铁。他使车间避免了一场火灾，却逃不过“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革命烈火。人们对他进行无情地揭发，无限地上纲，尖锐地批判和严肃地斗争。面对这些昔日的同事和下属泼来的污水，他木然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痛苦地抽着烟。他作了三次检讨，挨了三次批斗才勉 强过关。
这场运动的结果是有的人倒了，有的人升了，有的人降了。徐科长因出身好、根子正，十几岁在大连工厂里当学徒时就参加了地下党，是随大军南下接收兵工厂的元老，所以还未受到严厉的处分，仅免除了科长职务，调到了地方小厂去了。原来与他关系密切的生产和技术骨干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批评和教育，有的还写了检讨。我又看到了一场政治斗争。这场运动的最大赢家是周支书，他提拔了几个听话的亲信，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他成了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的人物。在年底的厂党代会上他又晋升为党委委员，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据说，解放前他是一个游民无产者，在这个兵工厂附近县城的一家牛皮店里当学徒。刚解放他就进了这个兵工厂做杂工。他能说会道，善辨风向，又善交朋友，巴结上司，很快就人了党，当了领导，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都有出色的表现。本来工具科是全厂‘比较难搞的单位。伪兵工厂的留用人员多，高级技工多，技术人员多，不听话、不好管的特别多。
他当支部书记后，发挥党团骨干的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反右运动”中把牢骚怪话多，不听话的两个技工打成坏分子，降级降薪，监督劳动改造，真正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把全车间的人弄得服服帖帖的。除了徐科长外，没有人敢不听他的话。如今通过“反右倾”，搬掉了最后一个绊脚石，他的地位空前提高，威望空前提高，可以不受制约地为所欲为了。通过“反右倾”，本来有所降温的“大跃进”又沸腾起来。他的最大长处就是抓宣传，造声势。六百来人的车间里，脱产专业搞宣传的就有六七个。“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把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三面红旗万岁”的横幅、标语到处都是。
彩色的标语，红色的横幅，把整个车间布置得五彩缤纷，如同马戏团的竞技场一样。宝塔式的生产擂台，彩绘在车间当头的墙上。生产能手按完成的工时定额依序排位。最高者有一人一月完成一千二百多个小时的，相当于一个月做了半年的活。这里面有多么大的真实性，只有天晓得了。工段之间、个人之间都在展开劳动竞赛。各工段经常敲锣打鼓向党报喜—“敬爱的党支部：在您的正确、英明的领导下，我们乘着继续‘大跃进’的东风，发挥了冲天的干劲，男的赛过小罗成，女的赛过穆桂英……”比去年我们在学校的报捷书还肉麻，还牛皮。整个车间从早到晚都捷报频传，热火朝天。这些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和热烈场面使周支书很高兴，他沉浸在无限的喜悦中。
每天下班前，我都要将当天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的数量汇总统计，经车间领导审核签字后，再上报厂“双革”办公室。周支书每次都要将数字加大一些，我每次都遵照执行了。任何资源都有枯竭的时候，尽管人们绞尽了脑汁，我搜集到的建议数量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统计合理化建议的数量只有十二条，将报表送给周支书签字时，他一看就皱起了眉头，说：“怎么才这么点，我所知道的就不止这么点。”马上拿起笔来，在十二的后面加了个0。我发愣似的瞪大了眼睛望着他：“周支书，有那么多？”他马上训斥我：“你还没当官，就官僚主义十足，你不深人群众，不了解情况！”我还想辩解，他又批评了：“你这人真笨，将来没出息。”将报表往桌上一扔，扬长而去。
我这人真是没出息。第二天他就通知我，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的统计和上报工作不用我管了。协助老工人画图的工作还是由我负责，另外加了一项图纸资料的管理工作。这对我来说既是一种解脱，又是一个不祥之兆。
一九五九年底全国重点推广了几项新技术：一是导电加工，就是用三十六伏的安全电压接在被加工零件上进行机械加工（车、铣、刨、镗) ，霎时间库房里的照明变压器全部领光了。全国都在推广这项新技术，全国的市场都脱销了。第二项新技术是超声波加工。当时湘潭市有关部门组织我们到搞得好的单位，如湘潭电机厂、湘潭钢铁公司、江南机器厂去参观。在我参观的项目中，最可笑的是超声波去锈、去毛刺了。本来正常的做法是用电动机带动钢丝轮旋转来去锈或去毛刺。现在改用鼓风机的风吹动一个叶轮，与叶轮同轴的钢丝轮旋转，这样的工艺叫超声波加工？叫人看＿r啼笑皆非。据说为了推广这项新技术，全国的鼓风机、空压机都卖光了。为了争当推广新技术的排头兵，我们车间自力更生，由李工程师负责，自己设计制造小型空压机。这两项新技术在我们车间推广得最快，推广得最好。厂党委决定在我们车间开现场会。周支书像办大喜事一样搞得隆重而热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