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王韶的谋划，以及王安石写给王韶的几封书信，就知道了熙河的收复，真的是不得已啊！王安石是慈祥的，有一颗恻隐之心，不想看到老百姓生灵涂炭的样子，这种心情也是可以想见的。但是，那些反对他的人仍然闹嚷嚷地以轻易挑起边境事端为由指责王韶，并且以此来指责王安石。什么叫挑起事端？如果敌人没有挑衅而是先由我方引起争端，可以说我方挑起事端。但没有想到，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在六七十年之间不停地用兵，当时执掌国家命运的人，谁曾经挑起事端呢？可见，事端是敌人挑起来的，我们就是想不应战都是不可能的。景祐元年（宋仁宗年号，公元1034年），李元昊攻打环州、庆州、卫州，第二年攻打唃厮啰，夺取了瓜、肃、沙三州之地，李元昊要向南侵扰，担心唃厮啰牵制他的后方，又举兵攻打兰州羌人的各个部落。就在这个时候，好像甲和乙遭遇了，在路上发生争斗，甲知道打不过乙，赶快逃跑，躲开他，锁上门守护在那里，而情绪激动的打人者还等在门口呢。
李德明、李元昊多次攻打唃厮啰，他们的势力已经到达我们的秦、陇地区，与此有什么区别呢？然而，要想抵御西夏，必须占领熙河；而要想占领熙河，就要收服这些羌人。这样才能杜绝西夏人向南侵扰。当时可能有许多事情，但没有比这件事更迫切的了。奇怪的是，这些人不去计较西夏人向南侵扰成为中原的大患，反而责备王韶、王安石挑起事端，那么是不是一定要大开国门把强盗都放进来才能受到他们的赞扬呢？尤其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元祐（宋哲宗年号，公元1086—1094年）初年，司马光执政，王安石的新法几乎都被废止不用了，甚至还想将整个熙河都废弃不要了。当时有个叫孙路的人，拿着地图上奏说：“如果这样做的话，陵西一道就危险了。”司马光才没有这样做。历史上，西汉灵帝时，西羌谋反，韩遂在陇右作乱，司徒崔烈认为应该放弃凉州。傅燮说：“司徒崔烈应该斩首！凉州是天下的要冲，国家的屏障，汉高祖刚兴起的时候，就让郦商另外驻扎在陇右，汉武帝开拓疆土，在这里设置四郡，用它来斩断匈奴的右臂。
如今一州作乱，就想放弃这一方万里疆土，如果让那些北方的蛮族占据了这片土地，那些士兵强悍，甲胄坚固的人，就会在此作乱，这是国家的大患，社稷的忧虑啊。”由此说来，河西是西夏人的必争之地，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这一点很明显。司马光是写过《资治通鉴》的，他怎能不记得傅燮的这些话，就是要放弃这个地方，我真不理解他究竟是何居心。何况崔烈说那番话的时候，不过就是一个人作乱，傅燮尚且认为应该斩首。
熙河的收复，已经十几年了，王安石为了那个地方的善后而出谋划策，即使是赵充国关于在此地屯田的建议，也没法超过他，这从他写给王韶的那些书信中就可以看到。羌人的各个部落归附中原，渐渐地已经被同化了，他们在那些地方耕种、放牧，收入足以供给他们守护那个地方，没有再麻烦朝廷为西部担忧，何必要嫌弃他们，怀疑他们，并且一定要废弃这个地方呢？我推测司马光的意思，不过是说，凡是王安石做过的，我一定将它废除了，然后才感到高兴！啊，这是把国家大计当作自己泄私愤和复仇的工具了，古代大臣中和他相似的人，我还真没听说过。啊，就这一件事已经证明，元祐时的那些人像狗叫一样对新法进行攻击，是如何误国，如何使百姓受到伤害的，从这里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
第二，西南夷之役
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是汉族和苗族互相争斗的历史。自女娲、黄帝，直到大禹，仗打了数百年，汉族的地位才开始确定下来。苗族一天天衰落下去，迁徙到江淮以南。以后，又辗转流落到溪峒一带，从此不再敢与中原抗衡了。然而，一个国家之内让语言不通，风俗不同的两大民族，错落相处在一起，终究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所以，安抚苗族人的部落，使他们逐渐同化，实在是中国最重要的基本国策之一，至今尚未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自秦代以后，最能实行这项政策的，前面有汉武帝对西南夷的开发，后面则有清朝两度改土归流，中间就是王安石经略湖川一带的蛮夷。
王安石经略蛮夷分为两路，一路在今天的湖南，一路在今天的四川。湖南那一路的主帅，就是章惇；四川那一路的主帅，就是熊本。现在分别论述：
（甲）湖南路
湖南溪峒各个蛮族，自春秋时起，是楚国的一部分，战国时期，秦国的白起曾攻占这个地方，设置了黔中郡，汉朝改为武陵郡，后汉时期到处劫掠，马援将他们打败了。以后又经历了晋、宋、齐、梁、陈，他们或反叛，或臣服。隋朝设置了辰州，唐朝设置了锦州、溪州、巫州、叙州，基本上以笼络，不使他们绝望为主。唐朝末年，天下大乱，蛮族首领也在当地搞割据，自任为刺史。马希范在湖南的时候，瑶族依山沿江聚众守卫，有十几万人。到了后周之时，周行逢作乱，几次进犯边境，逼近辰州、永州，杀害百姓，劫掠牲畜，几乎没有一年安宁。到了宋朝拥有天下，兵威不能振奋，力量达不到较远的地方，这些蛮族首领就割地据守，自己任命个官职，朝廷也就顺水推舟，承认他们，维持现状，所以，这些人越来越骄横放纵。其中势力比较强大的有北江的彭氏，南江的舒氏、田氏、向氏，梅山的苏氏，诚州的杨氏等。
北江的彭氏，世代占据溪州，州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上、中、下三溪。还占据了龙赐、天赐、忠顺、保静、感化、永顺六个州，以及懿、安、新、远、给、富、来、宁、南、顺、高十一个州，总共是二十个州。南江的各个蛮族，从辰州到长沙，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溪峒，叫做叙、峡、中胜、元的几个地方，是舒氏的领地；叫做奖、锦、懿、晃的几个地方，是田氏的领地；叫做富、鹤、保顺、天赐、古的几个地方，是向氏的领地。他们都刻薄地盘剥自己的民众，而且互相残杀，涂炭生灵，没有一点规矩。他们还屡次侵犯宋朝边境，老百姓为此而感到痛苦异常。到了熙宁（宋神宗年号，公元1068—1077年）初年，湖北提点刑狱赵鼎，上疏说道，峡州蛮族的首领对待老百姓非常刻薄，剥削残酷，蛮族百姓都愿意归附宋朝。辰州百姓张翘也上疏朝廷，言说南江、北江的利害，当时的宋神宗和王安石正想着要以武力震慑四方夷族。于是，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七月，派遣章惇任察访荆湖北路，解决蛮族的问题。
这一年的十一月，章惇招降了梅山的溪峒蛮族首领苏氏。梅山过去与中原不相同，其地东边与潭州相接，南边与邵州相接，西边与辰州相接，北边与鼎州、澧州相接。章惇把他们招降后，登记当地的百姓共有一万四千八百余户，田地二十六万四百余亩，都为他们制定了税额，每年缴纳一次，并修筑武阳、开峡二城，设置安化县，就是今天的长沙府安化县和宝庆府新化县。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十月，南江的蛮族向永晤、舒光银二人，各自献出他们的土地，向章惇投降。只有田氏仗着他有几个勇猛的人，表现得非常桀骜不驯。章惇发兵攻打懿州，南江各州的溪峒陆续加以平定，于是在这里设置了沅州，以懿州新城作为沅州的治所。后来又有诚州、徽州的蛮族首领杨光富，率领他的族姓二十三州溪峒归附宋朝，于是设置了诚州。沅州就是今天的沅州府，诚州就是今天的靖州，而徽州就是今天靖州所属的绥宁县。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正月，章惇又招降了下溪的蛮族彭师晏。最初，彭氏世代统辖五溪，自己册封为刺史，已经过去好几代了，朝廷没有人敢于过问。章惇平定南江之后，师晏感到很恐惧，章惇就与湖北提刑李平招降了他。他所辖二十个州都归入宋朝版图，就是今天的辰州府。于是，宋神宗下诏在这里建筑下溪城，赐名“会溪”，派兵在那里驻守，隶属于辰州，要求他们和那里的汉人一样缴纳租赋。
章惇经营治理蛮族之事，三年多的时间，招降的蛮族大首领就有几十人，土地有四十余州，相当于今天的四个州府。他还从广西融州开辟道路，到达诚州府，在浔江等地增设了城堡。融州就是今天的柳州府融县。元祐（宋哲宗年号，公元1086—1094年）初年，傅尧俞、王岩叟二人请求全部废弃熙宁（宋神宗年号，公元1068—1077年）年间设置的新的州郡，只是因为考虑到蛮族民众归附已久，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才没有完全废弃，就废弃了诚州，而保留了沅州。章惇所开辟的道路，所建的城堡，全部拆毁，从此以后，五溪一带的郡县，再也没有人过问了。
王夫之曾对此加以评论，他说：“章惇经制湖北的蛮族，试探神宗有用兵的想法，希望能因此而邀功请赏，似乎应该受到所有人的指责。但是，澧、沅、辰、靖之间，蛮族不再骚扰内地，而安化、靖州等州县，至今仍是经过文教礼乐治理的地方，并与湖北、湖南的其他郡县唇齿相依，他的功绩难道是可以埋没的吗？章惇的事业没有最终完成，在麻阳以西，沅溆以南的广大地区，苗民仍然作乱，至今仍然是当地的祸患。住地接近蛮族的百姓，他们的性命和妻子儿女，以及牲畜粮食，都没有办法得到保护。这样看来，章惇是有功还是有罪，已经非常明显了，为什么喜欢议论别人的过错，自己却不反思呢？如果用国家大义来衡量，那么，他的功劳还不仅这一点呢！《论语》上说：‘王者不治理夷狄。’这里说的恐怕是九州以外吧。如果是在九州以内，被高山险阻、沟壑隔绝的民族，它的中间是华夏，它的外面就是夷狄；它的外面是华夏，它的中间就是夷狄，相互连接，却又相互隔绝，就像胸、腋、肘、臂，互相庇护却又互不了解。
这些地方不是不可治理，也不是不应当治理，然而却没有得到治理，那么，所谓君天下又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呢！君天下，就是行仁义于天下；行仁义于天下，最重要的，就是将别人当作禽兽的人，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生命的尊贵。那些苗民部落的首领，在自己管辖的土地上作威作福，用粗暴乖戾的手段对付他的百姓，使他们像禽兽一样生活，而且搜刮剥削、诛杀屠戮，没有亲与疏的区别。仁人一定不忍心看到这一切，就要诛杀他们的首领，平定这些地方，让他们向国家缴纳固定的赋税，洗去他们身上的污秽，让他们穿上衣服，逐渐使他们得到改变，使得诗书礼义也能在那里产生影响，发挥作用，在这种条件下，忠孝、廉节、文章、政事等方面的人才，也就在这种气氛中生长出来了。
这难道不是以仁治天下的人最大的心愿吗？只有这样，夺取蛮族的土地，在那里设置郡县，他的功劳才是博大的，他的品德才是端正的，他的仁政也才能行于天下。况且，辰、沅、澧、靖的高山峡谷有险要可以阻挡进兵，难道不是汉唐时期政治教化推广实施的好地方吗？就好像出于污泥，而一步登天，虽然有所杀戮，仁人也是不避讳的。军队很辛苦，粮草也消耗很多，但这都是为了保境安民，使得生活在边境地区的妇女儿童不受伤害。一劳永逸，即使有怨言和诽谤，可以不必答理他。这是君天下者应该履行的天职。章惇的心思，是想逢迎君主去做事，并以此邀功，他其实不必这样。但他把事做成了，也就有他的功劳。既然有功劳，那么，最终就不该加罪于他。直到今天，他所建的那些州县，保存下来的还历历在目。沿袭下来的设施，就像城步、天柱这些堡寨，星罗棋布，也还历历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