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萧红（节选）
姜德明
重要的叮嘱
萧红在上海举目无亲，生活是没有着落的。那时候，她常常冒着小雨，在落满了枯叶的环龙路上寂寞地走着。有时也到灯红酒绿的南京路上去看看。当她在永安公司看到那五光十色的化妆品，还有进口的巴黎香水的时候，她厌恶地说：“我一辈子也不会用那有臭味的水！”
当她实在忍受不住饥饿的时候，她在想：为了自己的创作，已经给鲁迅先生增加了负担；为了吃饭，难道还要麻烦鲁迅先生吗？最后，虽然难于启口，还是向先生提出想借一点钱。
11月17日，鲁迅先生慷慨地回答：“我可以预备着的，不成问题。”鲁迅先生也想早一点同她相见，两天以后便在信中说：“许多事情一言难尽，我想我们还是在月底谈一谈好……说话总能比写信讲得清楚些。”
就在这封信里，鲁迅知道萧红他们住在霞飞路一带，因为这是白俄的聚居区，他马上叮嘱萧红：“现在我要赶紧通知你的，居霞飞路的那些俄国男女，几乎全是白俄，你万不可以跟他们说俄国话，否则怕他们会疑心你是留学生，招出麻烦来。他们之中以告密为生的人们很不少。”鲁迅先生想得多么周到，他以为萧红来自最北边的哈尔滨，那里正是白俄的第二故乡，她很可能懂几句俄文。如果稍不注意，便有可能被特务告发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共产党，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当时这样被害的青年，鲁迅先生已经看到不少了。
鲁迅先生在百忙中特意安排好时间，正式约定与萧红见面。鲁迅在信中说：“本月三十日(星期五)午后两点钟，你们两位可以到书店来一趟吗？小说如已抄好，也就带来，我当在那里等候。”小说，指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书店，当然指的是内山书店。鲁迅先生还细心地给年轻人开列详细的乘车路线：“那书店，坐第一路电车可到。就是坐到终点(靶子场)下车，往回走，三四十步就到了。”
多么想早一点看到先生啊。
在这以前，萧红还天真地问过鲁迅先生是否有着当先生和教授那样的架子，讲不讲什么规矩？鲁迅曾经诚恳地回答：“我的确当过多年先生和教授，但我并没忘记我是学生出身，所以并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的。”
马上就要见到鲁迅先生了。萧红的心猛烈地跳动着，她不安地盼望着30日早一点到来。30日，好容易又从早上盼到了下午两点钟。
难忘的会见
1934年11月30日下午两点钟，萧红按照鲁迅指引的路线，准时来到了内山书店。
她轻轻地推开了书店的门，心里激动得怦怦地跳着，两只眼睛紧紧寻觅着一位老人……在这一天的《鲁迅日记》上则仅仅写着：“萧军、悄吟来访。”
日夜想念的鲁迅先生就站在跟前，现在该有多少心事，多少委屈向先生倾诉呢……
她从鲁迅文章的战斗锋芒里，一直想象着鲁迅先生一定会有着巨人的体魄，壮伟的风采。万没有想到先生却是一位身材矮小，面目清癯的老人，甚至有点不修边幅，样子朴素平凡得很。
鲁迅一见他们来了，手里拿起一顶旧毡帽，腋下夹着一个红底黑花格的布包，先开了口：“我们走吧！”说完便带头走出了内山书店。
事后，萧红向先生讲了她原来对先生的想象，以及她第一次见到先生时的惊愕和意外。鲁迅释然地回信说：“我知道我们见面之后，是会使你们悲哀的；我想，你们单看我的文章，不会料到我已这么衰老。但这是自然的法则，无可如何……”
在街上，鲁迅先生健步走在前面，最后走进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鲁迅领着一对年轻人找到一个角落里坐下来，要了一壶红茶。
这家小店里的座位并不太多，光线也不充足，简直显得有点冷清。鲁迅先生倒是常到这里来，然而并不是为了喝咖啡。因为店主人可能是个犹太人，中国话听不太懂，而且只要客人一到，他就打开唱机放起音乐来。这样，谈起话来是很方便的。鲁迅先生经常在这里同左联的一些朋友们商议事情。
坐了不大一会儿，许广平领着海婴也来了。她是为了照顾鲁迅先生的安全而来，同时也是为了看看萧红，她同鲁迅先生一样，也很关切这个东北姑娘的命运。一见面，许广平就笑着问萧红：“看我像个交际花吗？”因为在这以前，萧红听到一个谣言，说鲁迅的夫人是一名交际花。她还在信中向鲁迅先先报告过这件事。
多年以后，许广平在《忆萧红》里写到同她初次相见的感受：“……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著，战斗，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
鲁迅耐心地听着年轻人的叙述，临别的时候，许广平握住萧红的手，依依不舍地说：“见一次真是不容易啊！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再见了？”
鲁迅怕萧红一时还不能领会许广平这话的含义，紧跟着便向萧红解释：“他们(指国民党反动当局)已经通缉我四年了。”那时由于环境所迫，鲁迅先生不得不过着半公开半隐匿的生活，这次相见就显得更珍贵了，鲁迅先生是冒了危险来看这两个东北流亡青年的。萧红以感激的眼神深情地望着先生。
最后，鲁迅掏出早已准备好了的二十元钱，这正是萧红他们来信要借的。
接过了这二十元钱，一股酸楚的感情袭上年轻人的心头。萧红在流浪生活中看够了人间冷酷的面孔，而这位第一次见面的老人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安慰和温暖……她还看到，在这阴冷的初冬天气里，鲁迅先生只穿着一件单薄的旧棉袍，脚下穿着一双旧的胶底帆布鞋，脖子上连一条围巾也没有。
在路上，萧红又想起刚刚交给鲁迅先生的那厚厚一叠《八月的乡村》的原稿，那是她替萧军抄写的。萧红后悔自己一向写不来大字，埋怨自己写的密密麻麻的小字，不知要使先生看起来多么费力。她是用复写纸抄的，有的简直模糊得无法辨认了。
回到住处，萧红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马上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流露了见到先生以后的不安和自谴的心情，以及拿到鲁迅的钱以后内心多么矛盾，更没有想到先生竟被迫害到这种程度，连行动的自由都很有限。
12月6日，鲁迅先生在回信中反转过来安慰萧红：“来信上说到用我这里拿去的钱时，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俄国一个卢布，日本的金元，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接着，鲁迅又宽慰萧红，不必为他的安危顾虑。鲁迅说：“来信又愤怒于他们之迫害我。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还能做什么别的？我究竟还要说话。你看老百姓一声不响，将血汗贡献出来，自己弄到无衣无食，他们不是还要老百姓的性命吗？”鲁迅的心里装着整个民族的忧乐，他的心同所有被压迫的人们的心一起跳动着。
爱护这文苑新秀
萧红决定留在上海，尝试着要闯入那门禁森严的文坛。现在她已经找到了最可信任的老师，有了依靠，有了勇气。
她开始写作，关在屋里一时竟烦躁得静不下来，好像什么也写不出似的。鲁迅先生知道了这情况以后，马上写信来开导她：“一个人离开故土，到一处生地方，还不发生关系，就是还没有在这土里下根，很容易有这一种情境。……我看你们的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
与此同时，鲁迅开始看萧红的中篇《生死场》，他吃惊于萧红对生活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更吃惊于看上去还有点纤弱的萧红，却能把“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描绘得“力透纸背”。鲁迅欣喜地发现了一个新人，看到在文学队伍里又将站出一个威武的新兵。许广平回忆说，当时鲁迅先生“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的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这自然是同萧军来作比较，因为鲁迅以为：“手法的生动，《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觉得成熟些”。（景宋：《追忆萧红》）
鲁迅先生高兴地把这陌生的新人引进文艺界。许广平说：“流亡到来的两颗倔犟的心，生疏，落寞，用作欢迎的热情，希望，换不来宿食。这境遇，如果延长得过久，是可怕的必然会消蚀了他们的。因此，为了给他们介绍可以接谈的朋友，在鲁迅邀请的一个宴会里，我们又相见了。”（景宋：《忆萧红》）
1934年12月17日，鲁迅与许广平联名邀请萧红于19日下午六时，在梁园豫菜馆吃饭。12月18日的《鲁迅日记》上记载着，鲁迅在这天的午后，亲自“往梁园豫菜馆定菜”。在邀请信中还告诉萧红：“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随便谈天的。”鲁迅又细心地介绍了去菜馆的路线图，唯恐她人地生疏不易找到：“梁园的地址，是广西路三三二号。广西路是二马路与三马路之间的一条横街，若从二马路弯进去，比较的近。”捧着信，泪水模糊了萧红的眼睛。
19日黄昏，萧红应邀赴宴。这是鲁迅专为一对文学新人举行的宴会。鲁迅先生特地邀请了茅盾先生，这也是一位一向关心青年的前辈作家。鲁迅有意让茅盾见见这位有希望的青年女作家。从此，萧红又有幸结识了茅盾先生，并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鼓舞。在座的“可以随便谈天的”人当中，还有叶紫和聂绀弩等人。这是萧红第一次同上海文艺界人士正式接触。她该怎样感激鲁迅先生这种用心周到的安排呢！作为饮宴的主人，看到萧红已经开始迈步文苑，那种喜悦的心情也是难以描述的。饮宴开始的时候，许广平还出去看了一转，回来在鲁迅先生耳边说了一句什么。原来鲁迅先生让她去看一看有没有特务在盯梢。这是多么不平常的一次饮宴啊！
当萧红从家乡流浪出来的时候，她随身带了件小玩意儿。那是用来活动手部筋骨的两只光滑的核桃，不知经过多少年代，用手滚弄得已经变成了紫红色。这是萧红心爱的东西，因为是祖父留给她的纪念品。流浪生活中，实在悲戚难忍的时候，她常常摆弄着它们，想念着祖父。祖父是自己的亲人，祖父心爱的小物件曾经给她带来不少的安慰，如今她觉得又找到了亲人，好像连这小东西也找到了它的去处。萧红便把这珍贵的纪念品在宴席上送给了海婴。细心的许广平为之感动地说，萧红“把这些患难中的随身伴侣，或传家宝见赠了。”
选自《新文学史料》第四辑，1978年8月
和萧红偶然相识
萧 军
到了哈尔滨正式开始文笔生涯
到了哈尔滨以后，我把妻子打发回故乡去了（随后我给她写了一封信，说明我此后不知要到何方去，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来，请她不必再等待我了，另行改嫁吧），陪伴着我的身边唯一的“财产”只剩下了一支手枪了。
由于生活所迫，我开始用了一些笔名试着向几家报社投了一些短稿。这些报社文章是登出来了，但他们是不给稿费的。
这时哈尔滨像点样的只有一家《国际协报》，它是民办的，那时还没被日本人所收买。
我投了一篇稿子去，同时给编辑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困境，希望能够获得一些稿费。这时我和一位朋友F住在道外一家小旅馆中。
稿子登出来了，过了一两天忽然来了一个人，声称是报社编辑派他来的，带来了一封信和五元钱。
信是约我到报社去一次见见面；钱是他个人的一点敬意，是谈不上给稿费的。
五元钱虽然数目不算大，但对当时我们的处境来说却是相当顶用的。
我到报社去了，和编辑见了面。这是一位身材瘦小，脸色苍白，带眼镜的，操着江浙口音，态度很热情而谦逊的人，他就是裴馨园（笔名老斐），《国际协报》的副刊部主编，从此我们就成了朋友。
F也到一家报社做编辑去了，我就搬到了裴家，食宿在那里，我助理他编一些“儿童特刊”之类，一面继续写些各样稿子发表在副刊上。
这就是我正式从事文学事业，以卖文为生的开端。笔名就用“三郎”了。
至于我为什么要用“三郎”做笔名呢？由于我曾经有过两位好朋友，他们比我大一些，我排行第三位，并非我真正从我亲弟兄那里排行过来的。我的亲母生了我一个就死了，我父亲又是他们弟兄中的老大，结婚早，我的前面就没有哥哥。
其实，这“三郎”上面还有“酡颜”两个字，最近一位老朋友忽然发现我这个老名字，就开始在信中公然称呼起来了。
我在青年时期是喜欢喝喝酒的，酒量并不大，只要喝上一杯，脸色马上就要红涨起来。加上我的皮肤本来就近于红色的，所以喝过点酒以后就被人们讽为“关公下凡”了(传说《三国》蜀将关羽的脸色是红的，所谓“面如重枣”)。
一次，偶尔翻读《楚辞》，在一处文字中看到了：“玉人欲醉，朱颜酡些。”为了解嘲自己，就用了“酡颜”二字加上了“三郎”，还把“酡颜三郎”这四个字篆凿在自己练武术用的剑身上。
我还为自己取过一个“辽西醉侠”的诨号，还请人给刻了一颗大印章。但是人们却把“醉侠”不怀好意地叫做“醉虾”，我就弃而不用了。其实我喝过酒的颜色确是和煮熟了的蟹虾很相似的。如今年龄大了，也无兴趣再喝酒了，喝了以后并不感到再有什么愉快，所以就干脆(并非绝对)戒了它。
我的第一篇发表在《国际协报》上的文章名叫《飘落的樱花》，其次是《桃色的线》和《孤雏》，……这些文章的具体内容早已经忘却了。
由于在报上不断刊载文章，就成了“知名人士”。在读者的眼睛里，有些文章写得还不错，从思想、感情上能够给与人一些启示、动力和慰藉……所以就结识了一些青年的友人。
那时我的年龄约有二十四五岁，所结识的朋友中他们大部分全比我要年轻几岁，譬如：舒群、金剑啸、罗烽、白朗、金人……他们有的是十九，二十二三岁上下。
和萧红偶然相识
人生是很难于排除偶然的遇合或分离的。尽管在这偶然的遇合或分离的后面是存在它的必然规律，但偶然究竟也还是“偶然”。
1932年夏季间，这时我正流浪在哈尔滨，为一家私人经营的报纸——《国际协报》撰写一些零星小稿，借以维持起码的生活。同时也辅助该报副刊主编裴馨园编一些儿童特刊之类。
一天，老斐（裴馨园）收到一位女性读者来信，请求他给以帮助，能够为她寄去几本文艺读物，因为她是被旅馆所幽禁的人，没有外出的自由……
信是写得很凄切动人的。
老斐和我商量一下，要我去看看情况是否属实，我同意了。由他写了一封“介绍信”，附上了几本书，在一个快近黄昏的时候，我到了哈尔滨道外正阳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
由于我是以报馆编辑名义前来的，旅馆对于那时的报馆还是存有一定“戒心”的，不能不让我去见她。
旅馆人员一直领我走到长长甬道尽头一间屋子前面，对我说：
“她就住在这间屋子里，你自己去敲门吧。”这人就走了。
我敲了两下门，没有动静，稍待片刻我又敲了两下，这时门扇忽然打开了，一个模糊的人影在门口中间直直地出现了。由于甬道上的灯光是昏暗的，屋内并没有灯光，因此我只能看到一个女人似的轮廓出现在我的眼前，半长的头发敞散地披挂在肩头前后，一张近于圆形的苍白的脸幅嵌在头发的中间，有一双特大的闪亮眼睛直直地盯视着我，声音显得受了惊愕似的微微有些颤抖地问着：
“您找谁？”
“张迺莹。”
“唔！……”
我不等待邀请就走进了这个一股霉气冲鼻的昏暗的房间，这时她拉开了灯，灯光也是昏黄的。
寻了靠窗的一只椅子我坐下来，把带去的书放在椅边一张桌子上，同时把老斐的“介绍信”递给了她，什么话也没说。在她看信的过程中，我把这整个的房间扫瞄了一下，由诸种征候来看，可以断定这是一间不久以前曾做过储藏室一类的地方，那股冲鼻的霉气就是由此而发的。
她双眼定定地似乎把那信不止看过一次。她站在地中央屋顶上灯光直射下来的地方，我发觉她那擎举着信纸的手指纤长，蜡型似的双手有着明显的颤动……
她整身只穿了一件原来是蓝色如今显得褪了色的单长衫，“开气”有一边已裂开到膝盖以上了，小腿和脚是光赤着的，拖了一双变了型的女鞋；使我惊讶的是，她的散发中间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再就是她那怀有身孕的体形，看来不久就可能到临产期了……
在她看信的过程中，我是沉默地观察着一切，研究一切，判断一切……
“我原先以为您是我在北京的朋友J君托来看我的，……原来您是报馆的，您就是三郎先生，我将将读过您的这篇文章，……可惜没能读完全……”
她从一张空荡荡的双人床上，扯过一张旧报纸指点着：
“我读的就是这篇文章……”
我看了一下那报纸，上面正是连载我的一篇题名为《孤雏》的短篇小说中的一段。原来在老斐信中他提过我的名字。
站起身来，我指一指桌子上那几本书说：
“这是老斐先生托我给您带来的，我要走了。”我是准备要走了。
“我们谈一谈，……好吗？”
迟疑了一下，我终于又坐了下来，点了点头说：
“好。请您谈吧！”
她很坦率、流畅而快速地述说了她的过去人生历程以及目前的处境……我静静地听取着。
“由于我欠了他们六百几十元钱，还不上，他们不让我再在原来的房间里住下去了，竟把我挪来这间预备客房，做过储藏室的屋子来住了，又阴暗，又霉气！他妈的！……”
在她述说过程中，无意间我把散落在床上的几张信纸顺手拿过来看了一下，因为那上面画有一张图案式的花纹和些紫色铅笔写下的字迹，还有仿照魏碑《郑文公》字体勾下的几个“双钩”的较大的字，我问着她：
“这是谁画的图案？”
“是我无聊时干的。……就是用这段铅笔头画的……”她从床上寻到一段约有一寸长短的紫色铅笔头举给我看。
“这些‘双钩’的字呢？”
“也是，……”
“你写过《郑文公》吗？”
“还是在学校学画时学的……”
接着我又指点那字迹写得很工整的几节短诗问着她：
“这些诗句呢？”
“也是！……”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了，一抹淡红的血色竟浮上了她那苍白的双颊！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与我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全消泯了……在我面前的只剩下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
我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
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是我的义务……
这些诗句，我今天大致还记忆着：
这边树叶绿了，
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
春天到了。……
去年在北平，
正是吃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
比青杏还酸！
……
她说：“当我读着您的文章时，我想这位作者决不会和我的命运相像的，一定是西装革履的快乐的生活在什么地方！想不到您竟也是这般落拓啊！”
事实上我当时的生活处境也确是不比她强多少的，仅从衣着上来对比，我当时只是穿了一件褪了颜色的粗布蓝色的学生装，一条有了补钉的灰色裤子，一双开了绽口的破皮鞋，没有袜子，一头蓬乱短发……而已，她那“西装革履”的设想破灭了。
临行时我指着桌上用一片纸盖着的那半碗高梁米饭问着她：
“这就是您的饭食吗？”
她漠然地点了点头，一股森凉的酸楚的要流出来的泪水冲到我的眼睛里来了，我装作寻找衣袋里什么东西低下头来……
终于我把衣装中的五角钱放在了桌子上，勉强地说：
“留着买点什么吃吧！”就匆匆地向她道别了。
这仅有的五角钱，是我的车钱，这时我只有步行了约十里路的归程。
在临离开那家旅馆时，我到了账房了解一下她的具体情况。
据旅馆人员说，她和她的“丈夫”汪××在这旅馆已住了半年有余，除开房金以外还要供给他们的饮食，有时还要借钱使用，因此计算到现在已经欠了六百余元。一个月以前，汪某说回家去取钱，至今未回，信也没有，……我们只能把她作为“人质”留在旅馆里，等待她丈夫回来还了钱，她就可以随便走了，……
旅馆并不知道他们还是“未婚”的关系，我也没必要向他们说明他们真正的关系，只是警告他们说：
“钱不会少了你们的，但是你们不能够存心不良，别有打算的！……我警告你们！”
“我们没什么‘存心不良’，只是要欠债还钱。谁把钱给了，谁就可以领她走……”
我明知他们是“瞧我不起的”，但他们表面上还表示“客气”，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吃“报饭”的，轻易是不愿得罪的。
那时期一些在大都市里开设旅馆或饭店的人，他们绝大部分是地痞、恶棍一流，和官府、流氓……全有勾结，有的就是“一家人”。后来从侧面听说，他们待一个时期汪某再不回来，就要把她卖进“圈儿楼”（当时哈尔滨道外妓馆区），而且说她是自愿“押身还债”的，这就是当时可怕的处境。
幼年时期她的生活是黯淡的，孤零的，无助的；在精神上不被理解的。既无母爱，也无父爱，几乎等于生活在瑟瑟秋风的荒原上或沙漠中一株荏弱的小树！或者是生活在冰天雪地里一只畸零的小鸟！
稍稍长大以后，由于有了思想，有了意志……就要和腐朽的、顽固的家庭，学校，社会……作斗争！由于本身是无力的、孤单的、无助的……结果是失败了！遍体伤痕地失败了！几乎被拖进了万丈深渊，可怕的黑色地狱！
我们遇合了，我们结合了……就共同从事文学生涯。
这就是我和她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相结合在一起的“偶然姻缘”！
1932年终，报社要在新年出版一份“新年征文”的特刊，我和其他朋友们全鼓励她写一写，起始她是谦逊的，缺乏自信的……好则，这特刊是由熟人所编，文章不会落选，于是她就写了《王阿嫂的死》这个短篇被刊载了，受到朋友们的鼓励了……这就是她从事文学事业正式的开始。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东北各省以后，首先是忙于军事征伐和建立伪政权的组织，对于文化方面的镇压和统治还没有提到首要日程上来，因此在哈尔滨还有着几家私营报纸和印刷业得以残存着。利用这一可乘的间隙，我们还可以尽可能开展一些文化、文艺方面的活动。
当时我们这些青年人，尽管有的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成员，有的是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各自参加的地下组织都各有各自的体系，在思想意识上也各有各自的观点，存在着认识现实的差异和距离。但在“反满抗日”这一共同的目的上是同一的。
在《国际协报》上开辟了一个每周一次的“文艺”副刊。还在“满洲国”的国报《大同报》上办了一个名为《夜哨》的每周一次的副刊。
组织了一个“星星剧团”。
创办了一个“维纳斯画会”。
《国际协报》的副刊和星期副刊，那时由白朗（刘莉）负责编辑。
《夜哨》由我集稿而后寄给《大同报》副刊主编陈华，由他来选取。这副刊出到了二十一期因被发现有暴露日本兵在乡村“讨伐”过程中的恶行，被报馆当局勒令停刊了。
“星星剧团”导演是金剑啸，我是演员之一。
“维纳斯画会”主持者是金剑啸。会员有冯咏秋、白涛、萧红……我也是会员之一。
1933年秋，我把自己和萧红写过的文章，选拔了一下，出了一本小说、散文集名为《跋涉》。这里收有我的六篇文章，她的五篇文章。
随着一些反满抗日的以及中共地下组织接连被破坏，白色政治恐怖气氛一天比一天浓重起来。随着《夜哨》的被停刊，剧团的一个团员被捕了，从民教馆借用的画会房子也被收回了，展览会也无地可开了，只好把剧团解散，画会解散，加强个人写作的活动。捕人的事情，杀人的消息，经常发生，我们这些人在生活上、工作上，全进入了一种紧张的、时时刻刻做着有被逮捕可能的准备，很有点“朝不保夕”、“日不保夜”的趋势。
有的朋友一再地警告我们，敦促我们，应该赶快离开哈尔滨。
但是，我们投奔哪里去，投奔谁呢？怎样走法呢（这要一笔路费呀！）？单独我一个人还是方便的，萧红该怎么办呢？能丢下她不管吗？她的身体弱而多病，又无生活能力，……一切陷在无法解决的矛盾中。
选自《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萧军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