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各路部队渡江后，按照预定的路线，向昌都挺进。
开始几天，部队行动比较顺利，后来越走困难越大。
气候恶劣，空气稀薄，大雪封山，道路艰险，不少地方甚至无路可走。
部队带的给养不多，有的分队已经断粮。
资本家做的代饭粉因偷工减料，不符合质量，发霉变质，不能食用。
牦牛队一时又跟不上来，饥饿严重地威胁着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各级领导一方面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鼓励大家发扬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顽强精神，度过难关；一方面号召大家节约用粮，互相支援，组织人力采集代食品。
156团的不少战士饿得昏倒了，醒来后，喝几口水，吃几把雪，又一步一喘地继续前进。
10月14日，我军到达生达。
驻守该地的敌人第3代本，已在我军到达之前闻风逃窜。
为了追歼逃敌，师首长命令156团派出侦察排乘马疾进，抓住敌人不放，其他部队昼夜不停地前进。
一天下午，部队走到崎岖的山间小路上，突然前面的人停了下来。
前卫部队的同志们告诉师首长：侦察排在海拔5000多米的小乌拉山腰上同一股敌人打上了。
“立即消灭这股敌人。”师首长大声命令着。
饥饿和疲劳的战士见到了敌人，顿时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炮兵接到命令，迅速占领了山头，“轰隆、轰隆、轰隆”，十几门炮同时发射，敌人连同他们据守的临时工事一起坐上了“土飞机”。
我军的机枪、步枪子弹暴雨般地一齐倾泻在敌人的阵地上。
正当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时，我156团的战士们像猛虎一样扑上山腰，占领了敌人的阵地。
敌人狼狈溃逃，小乌拉战斗胜利结束。
第二天，天灰蒙蒙的，很快又要下大雪了。
战士们收拾好帐篷，每人喝了两碗野菜粥，开始翻越两天前就看到的大雪山。
山上的积雪很厚，上面一层是刚落下来的雪花，底下是坚冰，加上山坡陡峭，行动更是困难，半山以上简真无路可走。
部队就组织人用锹镐掘开冻冰，一边开路，一边前进。
战士们扛着炮弹、炮身、驮子，前拉后推地往上爬。
越往上走，山势越陡，空气越稀薄，人们的胸口上好像压着大石头，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喘喘气。
部队快到山顶时，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
狂风把雪片卷到半空中，飞舞了一阵，又猛烈地倾泻下来，人几乎睁不开眼。
指战员的身上全白了，外衣结了一层冰，一敲“嘣嘣”发响。
大家穿的衣服本来就不多，刚才爬山时由于一身汗，现在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冻得大家的牙直打架，手脚也麻木了。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坚持就是胜利！下午2点钟，部队顶着风雪登上山顶。
大家多高兴啊，抬头远眺，一片奇景呈现在眼前：茫茫的西藏高原，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连绵起伏的群山，像一条条竞相舞动的银蛇直奔远方。
指战员们无不为祖国有如此壮丽的山河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各路大军在西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像一把把钢刀直插昌都。
左路侦察营、工兵营于16日在足雍以西15公里处歼敌百余人后，迅速向昌都攻击前进；中路担任小迂回的155团于16日以木排强渡扎曲渡，昼夜兼程向洞竹卡攻击前进，于17日攻占洞洞竹卡，歼守敌一部后向昌都疾进；右路迂回的154团、师骑兵侦察连，从邓柯渡江后，经玉树西南与骑兵支队会合，出敌不意歼灭甲藏卡、类乌齐的守敌后，立即向恩达进击。
南线兄弟部队157团于七八两日分批渡江，从两翼迁回，钳击宁静之敌。
12日，迫使敌第9代本主官格桑旺堆率官兵400余人起义。
15日向帮达、八宿方向疾进，堵截昌都之敌南逃。
此时，我云南部队已占领土门、盐井，劝降地方民团500余名。
新疆部队已翻越昆仑山，正向改则地区推进。
被我人民解放军击溃的昌都外围之敌，惶惶若惊弓之鸟，急急如漏网之鱼，狼狈逃进昌都。
昌都守敌面对大军压境的局势，如坐针毯，惊慌失措。
为了防止昌都守敌西逃，我军一方面命令右路迂回部队迅速抢占恩达，阻敌退路；一方面命令156团9连作为解放昌都的前卫连队。
右路迂回部队接到命令后，在154团掉队1／3，骑兵支队跑垮战马300余匹，只剩骑兵百余人和弃马步行的百余人的情况下，以日行85公里的速度于18日先敌4小时抢占了恩达。
156团9连接到命令后，急行军60公里，于19日上午到达昌都，迅速占领了昌都城东的山头，控制了整个市区。
我各路大军对昌都向心进击，对守敌形成瓮中捉鳖之势。
昌都守敌见大势已去，一部弃城西逃，一部只好放下武器投降。
弃城逃跑之敌刚到恩达，就遭到我右路军的阻击。
他们一发现退路被切断，就掉头向南，退到拉贡拉时，又受到我骑兵的阻击。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敌人只好躲进了拉贡拉以东的竹角寺山沟里。
当我52师参谋长李明带着部队搜山到竹角寺时，发现敌人正在森林中向天祈祷。
经侦察发现昌都西逃的敌人都躲在这座寺庙和附近森林中。
我军迅速占领有利地形，把敌人包围起来后，立即组织一些人向他们进行阵前喊话，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
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新任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率2700余名官兵和英、印特务放下武器，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昌都战役从我军发起进攻之日算起，历时18天，经过大小战斗20余次，全歼昌都边使总署及3、7、8、10等6个代本全部和2、4、6代本大部，并争取第9代本起义，共歼敌5700余人。
昌都战役的胜利，基本上消灭了藏军，粉碎了帝国主义和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妄图分裂祖国的政治阴谋，对于统一祖国，和平解放西藏，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我军的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十一、高原放歌——西藏和平解放西藏雄踞中国西南边陲，平均海拔4000多米，境内的喜马拉雅山素有“世界屋脊”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不断插手西藏内部事物，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西藏和平解放，中央政府积极帮助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和各方面建设。
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闭在外国势力的支持和操纵下，大肆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阴谋实现“西藏独立”。
打击外国侵略势力和西藏民族分裂势力，坚决维护祖统一，是人民解放军义不容辞的责任。
唐朝的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松赞干布，留下千古美谈，西藏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当为不争之论。
解放军顶风冒雪进入雪域，谱下一曲战天斗地的壮歌。
进军西藏的决策半个世纪以前，在祖国大陆的雪域高原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事件。
西藏从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和封建农奴制度的桎梏下摆脱出来，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1949年，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提出“达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和平”的目标，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西藏何时解放，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未知数。
如果暂缓解放西藏，一是对治川有利，二是可给部队一个休整的机会。
而实际上那时解放四川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等），已分别在川东、川北、川南、川西和西康省驻防，并分工担负地方革命建设任务。
但是，国外敌对势力在我国西藏加紧了分裂活动，怂恿并支持西藏地方政府搞“西藏独立”、企图把西藏正式变为他们的附庸。
印度在继承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遗留的各种特权后，其驻拉萨代表处负责人黎吉生（英国人）为西藏地方政府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献策。
英国频繁与美国密商西藏问题，派特务在拉萨和昌都等地搜集我情报等，而美国一些官员则叫嚷美国要担负起支持和维护西藏独立的责任。
美国电台评论员托马斯父子于1949年8月到西藏活动，一方面致信杜鲁门总统提出援助“西藏独立”，一方面致信西藏地方政府，提出要他们培训游击部队对付人民解放军人藏。
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也加紧了进行“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按照黎吉生的教唆，于1949年7月8日制造了罪恶的驱汉事件、还在英人直接帮助操纵下建立广播电台，以藏、汉、英语播放煽动“西藏独立”的言论，抵制解放军进藏。
9月，西藏官员会议制定了对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文武策略；11月西藏“外交局”致电毛主席，提出请不要让解放军越境人藏的无理要求；几天后，当时主管西藏地方政务的达扎摄政与黎吉生、托马斯密商后，确定西藏派“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尼（泊尔）四国请求援助“西藏独立”。
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与美、英、印的勾结日盛一日，紧锣密鼓地进行分裂活动，形势非常严重。
这种分裂中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人民的坚决反对。
藏族人民的优秀代表桑吉悦西，在1949年9月9日发表“西藏全体同胞，准备迎接胜利的解放”的文章：其他一些藏族爱国人士也纷纷表态，十世班禅从青海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拥护解放西藏，被达扎摄政害死的爱国活佛热抓的进侍官员益西楚臣到西宁要求解放军迅速解放西藏。
为了满足西藏人民的热望，维护国家的统一，使西藏人民尽早享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远在外地的毛泽东感到“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英明论断，并于1950年1月2日毅然向中共中央和有关领导同志提出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仍由西南局担负。
西南局提出方案报经中央和毛泽东后，进藏任务就具体落在十八军（约近四万人）和云南、青海、新疆各几百人到上千人的进军队伍的肩上了。
争取和平解放中央和毛泽东下达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命令后，用什么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成了人们首先关心的问题。
始终坚持民族平等、注重民族团结、反对民族歧现的中国共产党，从全国人民特别是从西藏人民的利益出发，对于西藏这样一个有许多特殊情况的少数民族地区，制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就是在西藏当局将和谈大门关闭之后，解放军不得不举行昌都战役时，中央也没放弃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西南局并告西北局的电服中指出：“期于10月占领昌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放（当然也有别种可能）”。
毛泽东确定的方针是，“今年不进拉萨，并将主力撤回甘孜”。
解放昌都后，参战部队不但没前进，有的还后撤至甘孜、玉树一线。
这都说明，我们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口号是真实的、有诚意的。
帝国主义侵入西藏后，一方面奴役压迫西藏人民，设机构，驻军队，建立通信设施，享受各种特权（如出口上税，进口不上税）；另一方面极尽欺骗，诱惑、收买、拉拢之能事，培植亲帝分裂势力，鼓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分裂祖国。
对此，广大人民群众和部分上层人士是反感的。
虽然帝国主义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阴谋搞“西藏独立”，但英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均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当局内部有些人士也是主和的，西藏人民更是希望和平的；藏军虽有不少特点，但实力根本不能和解放军相比。
因此，和平解放西藏不仅是最得人心的，而且是可能的。
中央在提出西藏当局派代表来谈判的同时，还准备了具体谈判条件。
1950年5月11日，西南局遵照中央指示拟定了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政策四条。
在此以前，青海省委也拟定了与西藏当局谈判的六项条件，5月17日，中央电示西南局和西北局，肯定了西南局拟定的四条，并指出：“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和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强政治争取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这里”根本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美英帝国主义侵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入藏。
我们方面则可以承认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以保护”。
“总之，我们提出的条件，只有利于进军藏这个基本前提，在策略上应该使之能够起最大度的争取和分化作用。”中央要求西南局和西北局速各起草一个作为谈判基础的若干条款，报中央定。
西南局根据中央指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出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十项条件（亦称十大政策），5月27日报送了中央，中央于5月29日复电同意，毛泽东在第八条中增加了“及西藏领导人员”七个字，说明毛泽东非常重视对西藏上层特别是领导人员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