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一生除了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外,他在书法、绘画等方面也都具有极高的造诣。
在绘画方面,苏轼以画墨竹见长,并在中国绘画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轼画竹是受到表兄文与可的影响,文与可在当时可谓是画竹高手,苏轼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文与可画贫笆谷侣竹记》来怀念这位杰出的画家与难得的知已。苏轼在北宋后期所倡导的诗、书、画相结合的“文人画”,对后代文人画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诗、书、画的结合,在当时可谓是一项具有突破性的成就,被认为是中国绘画的一个特色。“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是苏轼对王维诗画的著名论断,从这点我们便不难看出,诗画相通一直是苏轼所追求的境界,这在苏轼的题画诗中也有所体现。
谈到苏轼的绘画成就,我们是不能将其与诗词分离开来的,苏轼在他的诗词中所透露出来的传统的绘画观念,主要是源于苏轼儒、释、道一体的世界观和他不平凡的坎坷遭遇。苏轼非常讲究“形似”。他在题画诗《书韩干牧马图》中,肯定了韩干所画的《牧马图》,用“平沙细草荒芊绵,惊鸿脱兔争后先”称赞韩干形象地表现了群马奔逐的自然形态,同时也指出韩干所画的马是宫中之厩马。“韩惟画肉不画骨”,即韩干忽略了对象的“形似”,苏轼指出了韩干画马在造型上偏离了奔马的基本形态。苏轼说:“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要合自然的形,合乎自然的比例,匀称、和谐,即基本符合客观实际。苏轼在画物方面虽讲究形似,但他却极为反对胶着于形似,不准放逸的形似,他所中意的“形似”是求事物实质上的形似,而不是外表的形似。
苏轼还提出了画中之理的观点。画理的获得应该是诗人与画家对自然生活的一种体悟,是在书斋里很难得到的。画中之“理”即指画中事物要合乎其规律,不能随意为之,这与画者自身的品格素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中,苏轼提到“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苏轼认为绘画的最高境界,应是画家本人的性情、人格与所画之物完全融为一体,不分彼此。苏轼在此正是写出了文同画竹的物我两忘之精神,“见竹不见人”“其身与竹化”,就是说画家将个人情感融于所画之竹中。画家若没有对物象的切身体验与感受,便很难进入忘我境界。苏轼自己有时画竹不画节,“作墨竹自下一笔而上”,他还在翰林院画过赤竹,画得旷达和随意。这也正是苏轼在绘画方面所极力追求的主观体验的表现。
在书法方面,苏轼少学《兰亭》,后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用笔丰腴跌宕,天真烂漫,能自创新意。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
在书法方面,苏轼善于创新,他把书法从唐人的森严法度中解脱出来,进入新的艺术境界,即“尚意”。黄庭坚曾指出:我们欣赏苏轼的书法,应该从“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的以意取胜来深入理解。
苏轼认为要想习得过人的书法本领,首先要知晓书法的本末。这里所指出的本末的概念即是指各种书法体式之间的关系。苏轼认为正书是书法之本,而行书、草书为末。只有正书写好,才有可能在行书、草书方面取得进展。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很难在书法上取得较好的成绩。其次,苏轼认为要掌握书法的规律,具体说来也就是书法中各种字体的布局、结构,要想找出这其中的规律是需要长时间的探索与领悟才能实现的。另外,苏轼认为书法贵在创新,他认为一个杰出的书法家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在掌握了法度和规律的基础上,找出新意,自成一家。这也是苏轼在评论书法时所遵循的重要标准。
苏轼十分注重书法的自然之美。他的书法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平淡、自然之姿。黄庭坚将苏轼书法分为三个时期:早年姿媚,代表作为《治平帖》,笔触精到,字态妩媚。中年圆劲,代表作为《黄州寒食诗帖》,此诗帖是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遭贬黄州时所写的两首诗。诗句沉郁苍凉又不失旷达,书法用笔、墨色也随着诗句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跌宕起伏,气势不凡而又一气呵成。所以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晚年沉著,代表作有行书《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此二赋以古雅胜,姿态百出而结构紧密,集中反映了苏轼书法“结体短肥”的特点。其最晚的墨迹当是《与谢民师论文帖》(1100年)。苏轼的书法,以及在书法所体现出来的品格,后人对其的赞誉是十分高的。
总之,苏轼倡导的“文人画”的绘画美学思想,在我国的绘画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促进了中国诗画的民族审美情趣的发展。同时,他在对待书法时的精神也被人们所接受并传颂,成为人们习作时的典范。
苏轼的一生,在坎坷与困难中不断追求、积极进取,他以独特的政治、文学和艺术生活状态塑造了崇高的道德典范,展示着灿烂的人格魅力,如苏轼般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都卓有建树的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苏轼真可谓“千古第一文人”,他发出的夺目光辉使整个北宋文坛为之灿然。宋神宗皇帝精辟地说:“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宋孝宗皇帝称苏轼:“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清代学者王国维认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四位诗人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而其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的影响能超越苏轼之上。”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诗人陈毅元帅则说:“吾读长短句,最爱是苏辛。东坡胸次广,稼轩力万钧。”可见,苏轼作为艺术史上不朽的丰碑,不管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将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和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