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之约——中国传统诗学的文化心理阐释》思辨严谨密合，论述层层递进。《心灵之约——中国传统诗学的文化心理阐释》的结构分上下两编，共六章。上编从确定中国传统诗学阐释终极模式的方法论思考角度出发，实现从原型阐释层面向“元型”阐释层面的提升。第一章从《易》“立象以尽意”的阐释模式入手，转入对西方现代原型理论的论述与把握，然后切回到中国文学阐释的原型理论，系统地论述了《易》所标示的解释学的境界，揭示了其具有的简易性、变易性和不易性三大特点。第二章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中国文学传统的生成以及意境创造三个方面入手，对中国传统诗学文化心理阐释的原型进行实证分析，展示了原型所独具的本原性、整合性的解释学功能。第三章围绕华夏文化的“元型”——天地一气，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考索，在充分肯定原型阐释所特有的方法论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通过确定“原型中的原型”的途径，来深入把握对所有阐释对象都具有本原阐释作用的那种民族文化心理的核心意蕴。
下编则在上编的基础上，用两章的篇幅，详细分析了中国传统诗学“谈气即是谈诗”的本体论倾向，对其创作论、作品论、接受论融会贯通于天地一气的理论进行了梳理整合，考察了它所独具的创作与接受虚实相生的一体化本质特征。最后一章以王国维“意境说”为对象进行个案分析，阐明了中国传统诗学特有的审美精神、审美规范所包含的文化心理内涵，以此作为对中国传统诗学阐释模式的终极思考。
由以上简述不难看出，张著上下两编紧密关联，互为因果，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后者是前者的逻辑发展；前者重在由西方原型向东方原型的转换和中国传统诗学终极阐释模式的确立，后者重在对中国传统诗学基本观念的考察及其理论体系的本体论建构；前者主要是宏观层面的思考和厘辨，论述的时间段集中在先秦时代，可谓之共时性研究，后者则主要是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分析和考索，论述的时间段横贯整个中国诗学史，可谓之历时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前者多采用原型考察和文化人类学、比较学的方法，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对象，后者则多采用阐释学、接受学的方法，对文本的深层意蕴和受众心态进行细微的把握。总而观之，前者为体，后者为用，以体带用，由用证体，点面结合，层深递进，较圆满地实现了中国传统诗学终极阐释模式的确立及其本体论的建构。（关于张杰的《心灵之约——中国传统诗学的文化心理阐释》一书的评述参见尚永亮，程建虎：《文化心理与阐释模式研究的新创获——〈心灵之约——中国传统诗学的文化心理阐释〉读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7月第55卷第4期。）3.古代文论的“过程性”演示
任何一种文化观念，包括诗学观念，都是形成于某个具体的时间之中，当它形成之后，并不是从此就一成不变，随着各种外在因素的不断流变，以及其内部各种动因的重新组合，这些观念也会随之不断变化，不断演进。蒋济永正是以这样一种发展的眼光注意到中西诗学不断地变化、发展的历史事实，于是企图建立一种动态的诗学体系。这就是他的《过程诗学：中国古代诗学形态的特质与“诗—评”经验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一书的成因。
蒋著将“过程性”冠到“中国诗学”的名分上，包含着至少这样两个特殊的含义：其一是指中国古代诗学概念术语、话语表达、观念和形态特质都呈现为一种不断流变、流转状态；其二是指中国古代诗学以“诗—评”关系为主要形态，其中诗评结论往往是只言片语，没有详细阐发和说明，因而，很有必要追寻古代诗论家是如何得出这种结论的过程以及根据。揭示这一结论如何得出的过程，被作者称之为“理解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追述古代诗论家如何得出某一诗评结论，不是回到诗论家当时的“文论意图”，而是通过现代意义上的阐释学，体现出得到这一结论的阐释过程。基于此，蒋著首先澄清了这种阐释的有效性这一重要前提，并确立了以“诗意”为标准的诗学阐释原则，即如何通过文本“诗意”的过程的展现，考察是否能得出与古人一样的结论。即使不能得出与古代诗论家一样的结论，但只要这一过程的阐释符合“诗意”原则，那么就可以确信这种阐释是有效的。
《过程诗学：中国古代诗学形态的特质与“诗—评”经验阐释》是从两个层面来论证传统诗学的这种过程性特征的。
它首先阐释了诗学理论的过程性。“过程诗学”的提出是因为诗学理论的演变本身呈现为一个“过程”。一方面从中西传统诗学演变的历史特征来看，诗学之名、诗学之观念、诗学之形态、诗学概念术语与其他艺术、文化的辗转互用，都体现了诗学是一个不断流动、演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从20世纪西方诗学的强劲发展来看，它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诗学批评的视角和流派不断地变更迭新，从而大大加深了“诗学是一个过程”的信念：一成不变的诗学已不可能存在，只有不断变化的“诗学”。因此，作者认为，不论是西方诗学还是中国诗学，都呈现出过程性的特征。在考察诗学理论的过程性时，作者非常注重中西诗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不仅对中国诗学的过程性的表现进行了微观分析，如对言说方式的流转和概念、范畴、命题的流转等的考察，还对造成中国诗学的“过程性”的原因给予了分析。当然，这些工作都是在与西方诗学的比较中完成的。在这种中西诗学的互证过程中，作者力求在异中求同，在同中求异，从而将中西诗学理论的过程性阐发清楚，但作者同时又指出；“如果要全面阐释中西诗学内在关系变化的‘过程性’，仅凭作者的学识和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将在强调中西诗学在‘过程性’上相同的方面之后，主要论述中国诗学（以诗词评论为主要对象）‘过程性’的特殊性。”（蒋济永：《过程诗学：中国古代诗学形态的特质与“诗—评”经验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5页。）这就有了他第二个层面的论述——诗词理解的过程性，即“诗—评”关系经验的阐发，这是作者论证的重点。
作者指出，对中国古代诗学形态的过程性特质分析和描述，是一种历时性分析和描述。这种历时性描述，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古代诗学很难用某个超历史的框架、体系去概括把握，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古代诗学只能在具体诗论、诗事的历史描述中被把握。这就要求现代学者需将自己的理解投入到历史的诗话、词话中，与古代诗学家面对同一对象（即诗词作品、诗事）展开共同的对话，从而将过去的“诗—评”关系以一种经验的形式带入到当代人的心灵中，使其构成当代人的诗意经验。
提出“诗—评”关系经验的阐发，就是旨在打破批评史与文学史、理论与实践、诗论话语与诗意经验的分离的现状。因为古代诗学与现代诗学是一种相互间的“转化”而非古代对现代单向“转换”关系。至于具体如何去实现这种转化，作者认为，只有诗论家、读者自己先入乎其内，使过去的诗文评成为一种“诗—评”的诗意经验，才能出乎其外，将其作为一种经验融入当代的审美批评和鉴赏中。亦即只有当代人自己首先向古代转化，化入古代“诗—评”关系经验中，才有可能转化为当代的文学批评经验。实现纯粹的诗学、诗论话语的现代转换是不切合实际的，历史将证明，只有在共同的经验基础上，人们才可以沟通、理解、转化。作者通过过程诗学的“诗—评”关系经验的阐发，无疑为传统与当代的诗论转化提供了一个可以沟通、对话的“共同经验基础”。另一方面，在面向中国诗学的实际时，作者认为“诗—评”作为中国诗学中颇具特色并且占主要分量的诗学形态，长期以来被诗学史家忽视，得不到应有的阐发，对于这种现象，作者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和“诗妙”为案例，对其“诗—评”关系进行还原式的过程阐发。
最后，作者对“过程诗学”的当代意义进行了探讨，以便检验“过程诗学”的思想方法和解释古代“诗—评”关系经验在当代是否有效。至此，一个动态的，可以阐释诗学流转过程性的诗学体系被建立起来，这种“过程诗学”的建立，对于当下的古代文论研究无疑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它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价值。
（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是文艺理论工作者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研究不断取得实绩的基础上，为适应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的时代要求提出来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命题一直深受文艺理论界的热切关注。近年来几次大型的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始终是研讨的重要内容。例如，1996年在陕西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1996年在广东（广州、湛江）和海南召开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前瞻”全国学术讨论会，1997年在广西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第10届年会，1999年在贵州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研讨会等都从不同层面涉及到转换问题。2000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和2000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国际研讨会中，古代文论的未来走向，也仍然是重要话题。
那么，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呢？所谓“现代转化”，并不是通过简单的古今比附为古代文论作现代包装，或者进行偷梁换柱式的改写，当然更不是原封不动地将古代文论搬来，而不进行必要的现代阐释和价值评估，强行置于现代的语境中。以上的做法必将导致食古而不化的后果，无补于当代文论话语的重建。对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正确的态度是：“应以‘视界融合’为前提，通过创造性的阐释，发掘传统文论的意涵，厘清其思维特征、基本范畴、形态乃至体系，同时通过必要的评估来彰显传统文论中所蕴含着的理论价值。‘转化’的重点应该放在传统文论范畴体系的体认和建构方面，同时尝试运用传统文论概念范畴进行思维，并运用于理论批评实践，以激活之，从而使其真正参入、融合到当代文论话语系统中来，如此也就实现了‘现代转化’的目的。”（章辉党圣元：《对当前古代文论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圣元研究员访谈》，《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黄念然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就是一部在现代性视域中考察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问题的学术专著。
在该书中，作者首先将研究的视域聚焦在中国的近现代之交，并深入详尽地考察了这个时期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实语境。作者指出：从鸦片战争开始，自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以降，面对“中国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中国有史以来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知识理念体系、个体与群体文化心理结构等的全方位大转型，面对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意义危机和秩序危机，汉语知识界一直在各种政治斗争或文化论战中，对自己的学术思想或学术范式作出不得已的调整和修正。而处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传统文论研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首先，在教育制度上停废了科举，从体制上动摇了传统文论的有效延续，而此时“文学”也从以往的“经史掌故词章之学”中独立出来，这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相继而来的“文学革命”以西方文化为导引，对传统文论进行了猛烈地攻击。这个时期，也有一批以恪守传统姿态出现的学者，他们在传统与反传统的潮流中打出“整理国故”的旗帜，但这种声音在当时来说属于末流。与之相比，更引人注目的是西方文艺理论的大量译介，这对传统文论的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在剖析了近现代之交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实语境之后，作者还论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观念的转型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影响，并从批判、重审、考量、展拓、命名这五个方面对其影响作了解析。尔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从研究方法、文学史观、话语产生的结构性这三个层面来展开论述，并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基本面貌，并对此进行了必要的价值评判。
首先，就研究方法而言，作者从“理论阐释型研究”与“历史考辨型研究”两个角度来概括了现代型学术范式的形成，从而与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所用的诸如史志、目录、纂辑、汇编、考证、校注、批点、提要等传统的方法相区别。对于文学史观的现代转型，作者认为，当新的文学史观取代旧有的文学史观时，不仅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本身的一些因素或规律能从隐蔽状态激活到显现状态，而且它的“发现”功能还有助于我们去揭示古代文论研究发生现代转型的某些内秘。因此，该书在论述文学史观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的影响时，依循了这样两个路径：“一、通过对循环论文学史现象的逐渐消歇和进化论与唯物论文学史观的并起，这一晚清以来文学史观发展的总体态势的考察来剖析文学史观转型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内在影响。二、将考察的半径放大到整个20世纪，通过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观的分野及其解释范式之形成的厘定来描述批评史话语特征的内在嬗变。”（黄念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在考察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时，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是：具备“现代性”特征的那些古代文论学术话语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其生产机制如何？为了使问题意识更明晰，作者将重心放在话语生产的结构性转型这一问题上来。古代文论学术话语的生产结构涉及主体知识结构、生产场域和话语表达方式三个具有逻辑相关性的问题。在本书看来，话语主体的知识结构的转型构成了古代文论学术话语生产现代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制度化生产场域的形成为古代文论学术话语的生产实现现代转型确立了各种物质或文化条件；而作为话语生产转型之表征的批评话语表达方式的转型，意味着文论家们掌控世界方式的转变。即从重视对作品的“体验”到重视对作品的“认识”的转变，因为古代“诗文评”的“体验”型的把握方式总是将对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直觉式的把握，而现代文论的“认识”型把握方式则注重对对象进行逻辑的分析或综合的归纳。这种变化也是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