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那悄然流逝的年华
这是您对我心灵的呼唤
呼唤那濒于干涸的心田
像是无声的雨丝
滋润着曾是如茵的芳草
像是柔和的春风
轻拂着历过严冬的柳枝
我看到你的眼泪
听到了你的叮咛
而留在上面的点点与斑斑
是我的泪和我的吻
他白天劳动，晚上抽空给妻子写信。他平时是提笔成章的，可这封信却写了好几个晚上。信写好后，他又写了如下的一首诗：
给妻子的回信1958年春
（当时因信获罪者不在少数）
你的信
我一遍两遍的读着
我一遍两遍的吻着
想从中感到
你的温暖
我的信
我一遍两遍的写着
我一遍两遍的揉着
最后写的那样平淡
而把情意深深埋在心底
其实
那么多的思念
那么多的眷恋
那么多的惆怅
这小小的信封
又怎能装得起
妻子走后几天，来人催他搬到单身宿舍去，说他的房子已分配给别人了。他把仅有的一件家具存到一个朋友家，把其他东西，包括结婚时母亲送给他们的被褥都放到一个大包里，并存在指定的库房中，自己带着随身的东西搬进了单身宿舍。
此时反右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右派人数还在不断增长，各系各部门的“右派”暂时分散在各自单位劳动。过往行人尤其是熟人都报以惊异的、不自然的目光。这些人几曾何时还在图书馆、教研室备课，在教室讲课，在课余时间和大家有说有笑，一下竟落到这样的下场？而他们只是低着头干活，几天以后一个中午他回到单身宿舍，他的床上有一顶草帽，下面压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家华，望你多保重，劳动时戴上草帽”，简单几个字使他思绪万千，而从笔迹上还猜不出是谁送来的。
几天以后他们都被集中起来送到距北京不远的昌平县南绍乡劳动。大家都分配到各农户家里。他住在北绍洼村的一个朴实的农民家里。那位农民四十岁左右，有一位勤劳的妻子和两个小女孩，一个十一二岁，一个八九岁。他叫那位农民为刘大哥。几天以后他们就熟悉了。刘大哥一天晚上和他聊天，对他说：“你们这些人啊，就是犯傻，你看我们的县长、乡长，人家就犯不了事，分田到户时喊万岁，合作化时喊万岁，人民公社时还喊万岁，你们提什么意见，管什么用？见庙烧香，见佛磕头保管犯不了事！”他说：“刘大哥，我以后听你的！”他想这个农民真实在。
这次下乡的除右派之外还有一些边缘人物。由几位政工干部带队。他发现所谓的右派原来是一个“大杂烩”。估算一下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对共产党赤诚甚至达到迷信程度的共产党员，也有一些是从不过问政治的“书呆子”，还有少数据说鸣放时一言未发是因为“派性”进来的。石油学院干部教师绝大部分来自清华大学，后来也有少数从某某学院调来的，而这些人也被“安排”在右派队伍里，可能当政的看他们不顺眼。
他还发现在这批右派中还有几个特点，一是家庭出身差的，二是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几乎一个也没有。大概是因为这些人警惕性很强，“引蛇出洞”之计，在他们身上失效了。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下农村，虽然时间只有半年多，但他确实感到很有收获，也对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真的感到农民很多优秀品质是“老九”应该学习的。
他平时喜欢动物，尤其喜欢马，有几次他曾跟车去县里拉化肥。有一天，车把式（赶马车的）病了，队长叫他赶车到县里去卖大白菜，走的时候有队里一个搭车的指路。到了县里，那搭车的说：“你师傅就在这条街上卖，你吆喝一声人就都出来了”。他赶车进了一个胡同。怎么吆喝？他可犯愁了。他曾当过歌咏队副队长，在市级歌咏比赛时在黄河大合唱中还当过领唱。他先试试嗓子，调好音，然后大喊一声“卖大白菜啦！”这一嗓子把他自己也吓了一跳，怎么是这个调的？接着又喊了一声，果然小巷子各家各户门都打开了，一个妇女惊奇地问：“怎么是个小伙子？李师傅呢？”他说：“李师傅拉肚子。队长叫我来了”，男女老少都和看热闹的一样，先看他又看白菜，大家一起挑，每人放了一堆，他说：“我不会用秤”，拿着秤杆问老大娘，“这个星是多少”，老大娘笑了说：“真希奇，卖白菜不会用秤？你干啥来的”他面红耳赤，又拿出算盘来，但他自己还不会用算盘，大家都笑起来，老大娘问：“听说城里下来一帮人，你是不是城里来的”他赶忙说“是来劳动锻炼的”，老大娘说：“你先学着点”，又对大家说：“这个小伙子是新来的，谁也别欺负他，自己秤自己算罢！”他拿出小布口袋只管收钱。不到一个小时就卖光了。他给老大娘深深鞠了一个躬，说声再见、谢谢，于是赶着车往回走。出了县城，上了大道，四周都是农田，没有参照物，再加上他天生不认路，前面两个路口到底应该那个口转弯？正在犹豫之际，忽然想起“老马识途”这句古话，他赶快放松缰绳，任老马自由前进，果然到了前面的路口，马自己转了弯，他真高兴极了，这是受难以来第一次这么高兴，他拍拍马屁股，说“好马、好马”。就这么放松缰绳，老马把车一直拉到大队部门口。队长说：“你回来啦”，他拿出钱袋说：“你看看对不对？”，队长数好钱说：“一分钱不多，一分钱不少”，他赶快给马卸了套，喂上草料，还多抓几把豆子。他想这里的人好，马也好！再想想划成右派以后，在学校有些熟人对面碰上都扭过头去不说声话，真是可悲、可叹！是怕沾包还是势利眼？！到如今他也没弄清楚。
有一次在乡里看到一个大约十三、四岁的小男孩以磨盘为桌子，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认真的做一道平面几何题，他看了看指着图说：“你在这里加一条附加线试试看。”那个孩子试一下果然证明出来了，那个男孩好开心，男孩说自己是木匠的孩子，目前在上初中。他给小男孩留下地址，说你以后有问题就来。那个小孩以后经常来找他。当时正值暑假，男孩要走上一个多小时才能到他的住处。在他指导下，主要靠自学，小男孩学完了平面几何，又学了解析几何，他对这个孩子的数学天资感到惊讶。有一次到了南绍乡他找到木匠，他说：“你的儿子非常非常有天才，要送去好好培养一定会有前途。”木匠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是农村户口啊”，说罢又摇摇头。这是他头一次听说有农村户口、城市户口以及中间诸多限制的事实。不久又实行了粮票制，那些年农户人家就像脚上装上地脚螺丝一样紧紧的固定在农村那块土地上。不知有多少像那个小学生那样的天才被埋没了。更何况，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这是个必然趋势，遗憾的是户籍问题至今还保留着。听一位历史学家说，在中国明朝存在着户籍制，在清朝就取消了。1958年5月9日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一直实施至今。
在下工以后除了给妻子写信之外还经常给房东刘大哥的两个女儿讲童话故事，有时老刘夫妇也来听。记得有一次他讲了好像是一个英国作家写的“HappyPrince”（快乐王子）的故事。当讲到包着金叶的王子叫小燕子把他身上一块块金叶啄走去救济穷人时，这一家人都很感动，当讲到冬季到来了，小燕子冻死在王子的金像前，王子的心破裂了，人们把铜像送去回炉时，两个小女孩都哭了。他最喜欢那个最小的女孩，她经常在傍晚时他下工的路上等他。她有时告诉他：“叔叔，今天妈妈又给咱们做好吃的了”，他问什么好吃的，小孩子用手比画着说这么一条大鱼。多么可爱的孩子呀！
秋收过后，学校叫他们一律回学校另行安排。走的那天他给两个孩子买了笔记本、铅笔还有一大包糖。小女孩哭着说：“我不叫叔叔走！”当卡车开动时，他在卡车上看到孩子转过身来擦泪。
大约45年以后，他去北京石油大学讲课（当时他是五所大学的兼职教授），石油大学就在昌平。讲完课后，怀旧的心情促使他请司机找到北绍洼，目前已是高楼大厦，不见当时的痕迹了。他走到一片草地前面，喊了几声“老刘大哥”，眼泪不觉的流下来了，多么好的人民呀！
回到学校以后他被分配到北京石油学院所属的石油机械厂劳动锻炼。该厂是石油学院的实习工厂，但还生产抽油机。共同来的难友有十余人，有的分配在锻工车间，有的分配在铸工车间，还有的做下料工，他曾讲授过“机械制造工艺学”被分配到机械加工车间，其中包括车工、铣工、滚齿等等。他去了以后白天做车工，一位比他略大几岁的高师傅指导他，晚间他当师傅，给工人讲课，很快他就和大家熟了，而且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1958年冬到机械厂，1961年8月离开，大约两年半的时间，酸甜苦辣都尝过。过去他几乎没有到工人中间去过，两年半时间下来，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群体。
继大跃进之后，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了“饥饿的年代”。当时他的定量只有30斤，干的是较重的体力活。工人定量大约是45斤左右。车间的工人知道以后，都非常同情他。许多工人，尤其是女工，中午总是多带些饭来，有好吃的，如包子、饺子之类硬是往他饭盒里放，所以他在最饥饿的年代基本没有挨过饿。当时他只有29岁，正是青壮年，他又能吃，不然真的要在继日本鬼子占领时期以后，再次挨饿了。
1960年初冬妻子因营养不良，患肾炎浮肿，病休半个月。她抓紧这个时间来看望日夜思念的亲人了。车间一位老工人听说这件事，主动腾出来房子给他们住。那位老工人妻子在农村（农村户口调不进来），只有孤身一人住了一套一居室的房子，老工人暂时住进单身宿舍了，他们第二次享受家庭的温暖。
他上白班时，他们要谈到深夜，上晚班时白天休息妻子也守着他。他睡着了妻子还一面看看书，一面坐在旁边看着他。两人珍惜每一分、每一秒，谈不完的酸甜苦辣。学校门口一个商店每日中午卖鸭头和鸭骨架子，大概肉都做成罐头出口了。那时正值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再加上肚子里空空的就感到更冷。妻子每天穿上棉猴（那个时期一种带帽子的棉大衣，穿上像猴。北京人称之为棉猴，目前已看不到了）去排上一、两小时的队买来，他下工后两人吃着鸭头、鸭架子和定量的米饭，吃得好香。妻子总是想方设法叫他多吃些。两周很快就过去了。他送妻子上车站。火车缓缓开动时他总要跟着跑出很远，多看她一眼也好。火车站台成了他们的“断肠处”。妻子临别时还留下几斤全国粮票给他。那个年代粮票就是生命。丢了粮票似乎只有去自杀。妻子走后他在日记中写了下面的一首诗：
无月无星的日子
（1960年冬）
没有月没有星
在这人生的航程上
我们紧紧地依偎着前进
我把心底的颤音传给你
你把身上的热传给我
在这黑暗的年代
你安慰着我的孤寂
同情着我的忧伤
用你的柔情
治愈着我心中的创伤
分不清这是我的泪
还是你的泪
分不清这是我的梦
还是你的梦
我们的血早已
流到一起了
在难友中他有两个知心朋友，至今已分别近半个世纪了，他依然深深的怀念着他们。
老卢，是浙江温州人，在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的，与他年龄相仿。在反右前他说过：“我们的经济体制要与时代共同前进，在企业管理中要加进激励机制”，还说：“除苏联之外，要取百家之长为我所用，西方的，包括南斯拉夫的（当时南斯拉夫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管理企业的长处也应吸收”等等，所有这些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正确的，问题是出在早说了大约半个世纪，因而被打成右派。他们经常聊天至深夜，有一年老卢回老家温州探亲，回来时带了不少好吃的东西。他们两人经常一面吃一面聊。法国由帝制走向共和曾经历了复辟、反复辟达五次之多。他们都认为中国封建帝制数千年，波折是难免的。时代不同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会改正的。他们都说对了，但都未曾预见到平反会来得这么晚，更没预见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文化大革命。老卢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他的“恩人”。他1961年8月离开北京调往妻子的工作单位石油部抚顺炼油设计院，在匆忙整理东西的时候把一些诗和散文的稿件没有放好，老卢看到了，对他说：“这些丢了可是要命的，一定要放好，不然就烧掉”，最后还是烧掉了，其实这些他从未指望过发表，只是为了抒发一下自己心中的郁闷。稿中的内容多数已经忘掉了，他大致还记得有以下两首诗。
“心上的伤痕”
（反右后1958年冬）
心上流着血的伤痕
是历史倒退的车轮
留下深深的辙印
似是无言的沉默
更是上下求索
怎会落得这般黑暗
又如何摆脱黑暗
为此中华民族的泪
又要多流多少年
又要延续多少代
多少血肉之躯
已被逆转的车轮
碾得粉碎
而对我
只要在被碾碎之前
看到一丝光明
终将无怨无悔
“这就是你的辉煌”
（送给一位反右中的难友）
在阴云遮天的年代
你未曾迎合黑色的潮流
在逆境中高仰着头颅
这就是你的辉煌
在腥风血雨的年代
皮鞭加诱惑
未曾使你出卖良心
这就是你的辉煌
后面这首诗就是送给他被打成右派的另一位知心朋友的。这位知心朋友可谓忘年之交，比他大约年长20岁左右，是抗日战争前放弃了大学的学业，在大学二年级时投奔延安的。那位知心朋友说，早在三十年代初在共产党内就出现过抓AB团的事，1942年在延安整风时在所谓的抢救运动中错误估计特务多如牛毛，也伤害了大量的好同志，这次反右是老毛病又犯了。但是能够改正的。那位知心朋友劝他不要灰心，并说：“凭着你的德和才，能够为祖国做很多有益的事”。说到自己时却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我可能赶不上了”。他说：“老朋友，你已经有了辉煌”。当天写了这首诗送去，那位老干部竟落下了泪。但是他把诗烧掉了。说“叫别人看见不得了，你的诗我已经背下来了”果然背的一字不差。这位老朋友是由延安派到白区做地下工作的，警惕性高已成了习惯。他决没有想到这么一位老革命竟在文革中自杀了。平反时过去的战友讲述其英雄事迹，多次出生入死，逃脱了敌人的追杀，并说“没想到最后死在自己人的手上”，台上、台下泣声一片。
他去抚顺之前，机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找他谈话，说：“大家对你反映非常非常好，石油学院党委决定给你摘掉右派帽子”，去了抚顺不多时贴出了为其摘掉右派帽子的告示。
临行时，许多工人送他去火车站，有好几位是专门请了假送他去的。
1961年8月他来到抚顺。老卢和几位老工人到车站送行。他从此又换了一个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