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农抑商的国家
面对逐渐强大起来的国家，齐桓公又向管仲提出了新的问题：“士兵训练好了，财力不足，又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要开发山林，开发盐业、铁业，发展渔业，以此增加财源。发展商业，取天下物产，互相交易，从中收税。这样财力自然就增多了，军队的开支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我国传统上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周王朝是以农业起家的部落，因此，我国自古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但是，管仲作为有远见的思想家，他看到了要想使国家强大，不仅要积极改革农业，而且也不应该抑制商业的发展。他认为要达到富民以求治的目的，片面地单纯发展农业生产当然是很有限的。后来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就说过：“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管仲不愧为有卓见、有胆识的改革家，他早就看到了这点，在经济改革当中，实行“本末并重”的方针。所谓“本”是指农业，从来尊为根本；“末”是指工商业，从来都被轻视。而管仲独具慧眼，看到发展工商业是强国富民最有利的途径。齐桓公曾和他讨论这个问题，说：“吾欲征税于房屋，如何？”管仲说：“那会阻碍百姓建房的积极性。”桓公说：“吾欲征税于树木，如何？”管仲说：“那会影响树木的生长和木材资源。”桓公又说：“吾欲征税于六畜，如何？”管仲说：“将影响六畜的繁殖，不利于农副业发展。”桓公再问：“吾欲征人头税，何如？”管仲回答：“会影响人口生育。”最后，桓公见一个个办法都被否定了，便说：“那么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国家富强呢？”管仲说：“唯官山海为可耳！”只有国家经营、开发自然资源才是可行的办法。既可以增加国家收入，又可以满足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不会像征税那样导致人民的不满。齐国地据沂山、鲁山，濒临渤海，林木、矿藏和渔盐资源丰富，如果国家统一经营这些资源，加以合理开发利用，确是极有利的生财之道。对此，管仲以一个理财家独有的精明头脑，算了一笔笔细账。以盐为例，一个成年男子每月食盐五升少半（古齐升一升容量合今197.6毫升，可盛盐0.173市斤），成年女子三升少半，儿童二升少半，每百升盐值钱一釜（百钱）。如果每升盐价加半合，一釜就可得五十合，如果一升加一合，一釜就是一百，一钟（当时齐国计量单位，合六斛四斗）就是二千，十钟就是两万。推算起来，一个大国，百钟可以收入二千万钱，国家不必征收人丁户口税，就可以得到加倍的收入。再以铁为例，女人要用针、用刀，农民要用锄头、铁锨，木匠要用斧、锯、凿、锥，每天都离不开铁器，如果十根针加一分，三十根针就相当于一个女人的税额；一把刀加六分，五把刀就相当于一个人的税额。这样做，人人都会自愿交纳，不像征税那样会引起人民的反对，这才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好办法。所以，管仲提出“竱（音转，相等之意）本肇末”的主张，就是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商业，本末要同等看重。
（二）发展商业的措施
为实现这一主张，他实行如下具体办法：
1.国家统一经营并管理主要经济事业，大兴山林、渔、盐之利。管仲设盐铁官，由国家专管盐铁的生产与经销。他鼓励民间煮盐，每年十月，国家开始征收，然后销向国内外，仅出口一项一年获利达黄金一万一千余斤。铁的开采则采取官商合作形式，按开采量提取利率，商民得七成，国家得三成。这样商民有积极性，生产自然发展，国家又能获利，官商两便。同时将森林和水产业收归国家经营，一方面增加了国家收入，另一方面也不使少数商人获得巨利，也安定了民心，有利于农民安心务农。
2.大力发展商业，繁荣国内外贸易。管仲认为“无市则民乏”，发展商品经济才能使人民富裕。所以他鼓励经商，放手让百姓将各种农副产品“鬻（音育，卖的意思）之四方”、还实行渔盐出口不征税的政策来刺激商业的发展。为了使商业繁荣而又不乱，管仲实行了国家统一管理的办法，规定货币由国家铸造发行，物价由国家统一制定，使物价随货币的多少而上下，保持市场稳定和繁荣。
管仲认为边关是引进外国货物的重要门户，因此特别重视边关的管理。为了防止官吏滥征关税，他曾严肃、郑重地通告各处关卡：空车往来的不要索取关税，徒步背负商品到市场上进行买卖的小商贩不要征税，使远方的商旅来我们国家做生意。
为了吸引各国的商人到齐国经商，管仲除了采取低关税政策外，还在生活给养上给外商以优惠。据《管子》一书记载，齐桓公曾问管仲怎样才能召来外商，管仲建议说：“请您下令为诸侯国来的商人修建客舍。对来一乘车的外商免费供给伙食，对来三乘车的外商再加供给马的饲料，对来五乘车的外商除了享有上述优待外，还派给服侍人员。”当时齐国每三十里设置一个驿站，驿站中储有食物，以招待各诸侯国来的使节和商人。为了吸引外商，管仲真是不择手段。据说他甚至设置女闾（妓院）二百，以安行商。由于齐国采取了以上种种优惠政策以招徕商人，所以各国的商人纷纷到齐国经商。《管子》称当时“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3.提高农产品价格，解决农工商收益不平衡的矛盾。工商业特别是商业的发展远比农业获利大，这就出现了收益不平衡的矛盾，影响农业的稳定发展。齐桓公和管仲商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桓公想压低、限制富商大贾（音古，即商人）的收益而让利于农民，问管仲有什么办法。管仲说：“请重粟之价釜三百。”就是提高粮食价格，每釜（当时齐国的计量单位）三百钱。他说这样一来，粮食值钱了，农民积极性就大了起来，耕地面积就会扩大。这一政策使农民的收入增加，解决了务农与经营工商业之间经济地位不平等的问题，在保证工商业发展的同时不致给农业造成不良影响。
管仲还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制，不但是一种平衡粮价的政策，并且，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并且还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这种经济政策，亦为经济层面的国君集权。
4.发展“国际”贸易，收天下之财。国内农工商各业都得到发展，管仲并不满足，他还通过对外贸易来收聚天下财富，用经济手段控制别国。齐国资源丰富，尤其出产的盐铁是别国没有的。他组织生产大量的盐，囤积起来，等到盐价上涨的时候，卖到梁国、赵国、宋国、卫国去，赚得大量黄金。他见滕国、鲁国的粮食便宜，每釜才价值百钱，便抬高齐国的粮价，每釜千钱，于是滕国、鲁国的粮食便大量流入齐国。然后，在别国缺粮时，再以高价将收购的粮食卖出，又赚回更多的黄金。
他不但通过通商贸易获取财富，还通过通商贸易控制和降服邻国。莱国和莒国生产木材，桓公问管仲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管仲说：“你派人铸金币，高价收买他们的木材”。莱国国君听说了，非常高兴，对左右说：“金币是人人都看重的，木材是我国独有的特产，用我国的特产全部换取齐国的金币，就可以吞并齐国了。”于是把农田都改种树木。而管仲则派人专门负责管理农事。两年之后，齐国不再收买莱、莒的木材，莱、莒的米价涨到三百七十钱，而齐国米价仅十钱。于是，莱、莒的百姓纷纷降服齐国。二十八个月之后，莱国和莒国就被齐国吞并了。
5.强调社会分工，培养专业化人才。为使农工商各业都能稳定发展，管仲把社会成员按职业划分成士、农、工、商四类，并规定住在各自的居住区，“勿使杂处”，要求给不同的职业创造方便条件。同时，规定“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从小就在专业化环境里进行专业学习，既有利于收到显著的学习效果，早出人才，又可以避免见异思迁，保持专业思想的稳定。这对于各项事业的进步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管仲一系列富有成效的经济改革收到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效果，齐国一跃而成为春秋时的经济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