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形式主义著名领导人物将语言学与传统诗学结合了起来，他于1915年成立“莫斯科语言小组”研究语言学和文学的问题。他明确地指出：“所有这些活动都毫不犹豫地强调诗歌的语言问题。”他认为，研究文学首先要研究究竟是什么使文学成为文学。他说：“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个使某一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他认为文学的文学性首要地表现在语言方面，他区分了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的不同，文学语言是对日常语言的有组织的暴力，人们欣赏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不是获取内容，而是欣赏通过隐喻与转喻高度扭曲化了的文学语言，高度扭曲化的语言才是产生文学性的地方，也是吸引读者的本质所在。雅各布森曾经说：“一个对语言学问题漠不关心、对语言学方法一无所知的文学专家从今以后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时代错误。”怎么才能获取文学性呢？俄国形式主义另一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陌生化”的手法。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他提出：“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像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无足轻重。”这种看法还是认为文学性来源于文学语言，通过反常化来体验艺术时间感受的延缓。俄国形式主义在本国遭到遏制后，雅各布森于1920年迁居布拉格，并在那里与捷克哲学家、美学家穆卡洛夫斯基建立起了语言学研究中心，被学界称为布拉格学派。
捷克著名文学理论家穆卡洛夫斯基(J·Mukarovsky，1891—1975)，布拉格语言派成员之一，也曾描述过科学语言与诗的语言的区别。在他看来，“突出”(foregrounding)与“避免突出”(aktualisace)正是诗歌与科学语言的本质区别。他说：“突出是‘自动化’的反面，即是说，它是一种行为的反自动化。一种行为的自动化程度越高，受意识支配的成分就越少。突出的比例越大，受意识支配的程度就越高。客观地说，自动化使一事件程式化，突出则意味着对这种程式的破坏。标准语的纯粹形式，如以公式化为目标的科技语言，就极力避免突出。”他认为诗的语言是对标准语言的有意识的扭曲和变形，是对标准规范的有意触犯。穆卡洛夫斯基后来被誉为结构主义美学之父。他认为，作品只存在潜在的审美价值，它在读者的理解和解释中才表现出实际的审美价值。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伊瑟尔在1969年的《本文的召唤结构》中，将语言分为“说明性语言”和“造型性语言”，文学的语言主要是造型性语言，包括很多有待读者具体化的意义未定点和空白之处。而德国接受美学家施蒂尔勒在《虚构文本的阅读》中认为语言有两种功能：一种是用于描述、叙述实在对象的他指(referential)，一种是用于文学虚构的伪指(pseudoreferential)。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斯诺普·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将语言分为外向的与内向的，文学语言是一种内向的语言。
瑞恰兹的语义分析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将语言分为科学语言和文学语言。他认为科学语言在于陈述事实、讲真、有内在规定性、单一性，排斥歧义和含混。而诗歌的语言以唤起读者的情感为嚆矢，因而具有复义性，正是这种复义性极大地增加了文学的艺术趣味与文学性，人们阅读文学作品的目的不在于获取科学知识，而是乐于浸淫于文学性的语言之中，在语言的变形、复义、模糊中寻求审美快感。之后，燕卜荪继承了他的老师的观点，发展出自己的含混理论，并著有《含混的七种类型》，旨在进一步阐明文学语言的不确定性、多义性和模糊性。美国新批评理论家克林斯·布鲁克斯提出，诗的语言是悖论语言，“悖论正合诗歌的用途，并且是诗歌不可避免的语言”。此外，新批评所提出的核心概念“张力”、“隐喻”、“反讽”等在不同程度上都与语言有关。
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的影响波及结构主义。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休斯在《文学结构主义》一书中谈到的那样：“结构主义的长处和局限都与其语言学根底有关。”格雷马斯通过结构语义学来进行其叙事学研究，依然对语言情有独钟：“似乎只有语言学的位置得天独厚：它更完善，更形式化，可以给其他学科提供经验和方法。”符号学作为一种学科在20世纪初由索绪尔构想出来，符号学与语言学有着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是符号学的一大源头。在他看来符号学是一个大于语言学的学科，但绝不能将语言学从符号学中剥离，语言学几乎是整个符号学的基础。索绪尔说：“对我来说，语言问题主要是符号学问题……我们要想发现语言的真正性质，就必需知道它和其他符号系统的共同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语言只是一种特定的符号系统，但语言学能够成为所有符号学学科的典范。”索绪尔清楚地认识到“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言学主要是符号的科学，或称符号学(索绪尔的《符号学》)。中世纪给符号下的定义——‘aliquid stat pro aliqua’(代表某些事物的某物)——已经复活，仍然被作为有效的和有生产力的定义而提出来。因此，任何一般符号、尤其是任何语言符号的构成性标志都有其双重性格：每一个语言单位都是双边的，涉及两方面——一个是感性的，另一个是理性的，换言之，既是signans(索绪尔的signifinant能指)又是signatum(signifié所指)。语言符号(和一般符号)的这两个构成因素必然互为条件和互为要求”。
三、语言学转向对后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
作为一种强劲有力的哲学转向，语言之风从结构主义大厅穿堂而过，进入到后结构主义领域空间，大凡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保罗·德·曼的修辞学阅读理论、拉康的精神分析、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等，都在不同层面表示了对语言学的回望。20世纪以来，人们纷纷从语言学阵营里分享战果，德·曼从语言学入手建立起自己的修辞阅读理论，他接受了尼采关于修辞是语言最真实的本质的观念，指出语言和符号之间意义的不一致是语言本身的特性，因而语言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稳定的、能指与所指相统一的稳定结构，在语言内部存在着悖论：“能够将意义掩藏在一个令人误解的符号中，这就是语言的独特权力，正如我们将愤怒或憎恨掩藏在微笑背后一样。”因而不是我们在解构文本，而是文本在自己解构自己：“解构不是我们加给文本的东西，而是本来就构成文本。文学文本同时肯定和否定它自己修辞方式的权威性。”
希利斯·米勒进一步指出：“与其说修辞手段是从正确使用语言中产生或转化而来，不如说一切语言从一开始就有隐喻手段的性质。语言的实义或指称作用的概念，是从忘记语言的隐喻‘根源’中产生的一种幻觉。”米勒认为能指与所指并非索绪尔所言是一枚钱币的两面，而是充满分裂，由此，文本本身就充满解构色彩，文本意义的建构过程正是文本意义不间断、无穷尽的分解过程。这样，文本意义就滑向了不确定性与文本间性。他认为由于语言的不确定性，文学文本是由语言组成的，因此文本语言的意义也是不确定的，这些意义“彼此矛盾，无法相容。它们无法构成一个逻辑的或辩证的结构，而是顽强地维持异质的混杂。它们无法在词源上追溯到同一词根，并以这单一根源来作统一综合或阐释分析。它们无法纳入一个统一的结构中”，所以，永远不可能有单一的解读，也不可能有穷尽意义的解读，任何解读都是有限性的，以往阐释所运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读理应抛弃，文本总是多重意义的交汇。
耶鲁四君子之一的杰弗里·哈特曼也从语言意义的复杂多变与不确定性入手来建立其解构主义批评理论。他指出，象征是语言的基本特征，而一切语言都是隐语的，包括以严谨著称的哲学、法律文本都充满隐语，由于隐语、象征的存在，文学语言充满了虚构性与乌托邦幻想。语言的字面意义与象征、隐语构造的深层含义使文学文本充满了不确定性，文学语言、文学文本就构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每一个词必须与其他词相联系才能确定其意义，文本应与其他文本参照来确定其意义。语言已经从结构主义语言观转变到了后结构主义语言观。正如伊格尔顿所说：“语言不再是包含一一对称的符征与符旨，而且含义明确、界限分明的结构；现在，它看来极像不断扩展而漫无限制的蜘蛛网，其中的成分不断交互替换循环，没有一项成分可有绝对定义，每一事物都与其他一切事物有所纠缠，而且，必须循着其他事物的轨迹才可寻得。”
韦勒克认为文学语言不同于科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在于文学语言是内涵的，从而富于歧义和联想，而科学的语言是直指的，它要求语言符号与指称对象一一符合：“文学语言有许多歧义；……充满着历史上的事件、记忆和联想。简而言之，它是高度‘内涵’的。再说，文学语言远非用来支撑或说明什么，它还有表现情意的一面，可以传达说话者和作者的语调和态度。”
精神分析也从语言学那里分得了一碗粥，拉康用结构主义语言学来考察精神分析学，他援用了索绪尔语言学中“能指”与“所指”的概念并对其加以改造，强调的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分裂。拉康以语言学为中介刷新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的观点，在弗洛伊德看来，无意识先于语言，是混乱的、任意的、内在的、无规律可循的，而拉康则认为无意识像语言一样有规律可循，处于我们之间，无意识同语言一样是个巨大的网络。
拉康用语言学术语“换喻”(metonymy)、“隐喻”(metaphor)替换了弗洛伊德的释梦术语“替代”(displacement)和“凝缩”(condensation)。
索绪尔将能指与所指看成一枚钱币的两面，二者是统一的。拉康则认为二者是分裂的，是两个独立的系统，他用横线表明二者之间不能相互指代。一旦能指与所指分开，那么能指就成为“漂浮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而所指就成了“不断滑退的所指”(sliding signified)。这样拉康用语言学的钥匙打开了精神分析的大门，并将精神分析推到新的阶段。其学说的精髓就在于：语言结构是潜意识的内在结构的外化。巴赫金与克里斯蒂娃同样以语言问题作为自己理论的起跑线，由于他们的理论关涉本论文的主旨，将在下面分章节详述。
下面这个学者著作名单也许多多少少可以证明语言与诗学的同构关系：海德格尔《语言》，利科《言语的力量：科学与诗歌》，雅克布森《语言学与诗学》，瑞恰兹《语言的两种用法》，布鲁克斯《悖论语言》，拉康《自我的语言》，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语言学、语文学和其他人文科学理论》、《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简·穆卡洛夫斯基《标准语言与诗的语言》，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符号帝国》在这里将语言学看做是符号学的典范，在某种程度上，对符号学的探讨即是对语言学的探讨。克里斯蒂娃《诗歌语言革命》、《语言中的欲望》，福科的“话语理论”福科不像其他人那样从符号学来探讨语言，他关心的是语言背后的社会机制、惯例、习俗以及被权力机构压抑的语言。他把这种语言叫话语，他有一个核心概念是话语权力。还有德里达旨在厘清言语和文字何者为本原的名著《论文字学》。由此，我们发现索绪尔以来的文论深受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影响，各门各派集合起来，犹如一面多棱的镜子，在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折射出了语言学影响的影子。各家各派的文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龃龉不入，理论观点也大相径庭，但实质上都不同程度地表露出了对语言学的回望和依赖。20世纪以降，语言学由工具论向本体论转换，在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大背景下，各种学说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语言学的胎记，也许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任何“存在”都生活在语言这个大家庭里，无论是普通的凡人还是作为各类“家”的人，无论是哲学还是文学，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学批评都不能幸免，同时包括本文所要研究的互文性。无怪乎雅克布森曾说：在当代如果不懂得语言，那他就生错了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文学是关于语言的学问，茨维坦·托多罗夫就说过，作家所做的事就是研究语言。通过以上叙述，来自多个主体的多种声音无非是表明一个事实——“语言已经由工具上升为本体”。索绪尔导致的西方哲学、诗学的哥白尼革命既是西方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语言与诗学本质所导致的。在某种程度上，语言的命运就是哲学的命运，就是诗学的命运。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说：“因为语言的命运与人文科学最密切相关，语言成为寻求理解人文精神现象的钥匙。人文科学是语言分化的产物，要揭开这些学科的秘密必须回到语言自身的生命中去。”
互文性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
互文性的诞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它深刻的理论根源。西方学者一般将它追溯到索绪尔和巴赫金，这也是国际学界比较认同的说法。2000年出版的美国学者艾伦(Graham Allen)在《互文性》一书中，就将其追溯到上述二位身上；玛丽·奥尔(Mary Orr)在她的《互文性：讨论与语境》中直接认可了艾伦的说法，开始自己的互文性研究。也有追溯得较为久远的说法，沃顿(Michael Worton)和斯蒂尔(Judith Still)在《互文性：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就将互文性追溯到柏拉图。此外，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思想中的重复、变形、替换、转化等互文手法，已指涉到了互文性的一些内涵。本书主要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巴赫金诗学美学思想来考察互文性的学术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