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政治环境的影响下，官员想不贪污受贿都难，天下乌鸦一般黑，彼此拿来拿去皇帝假装没看见，有时候默许，甚至主动贿赂。宋初宰相赵普名声在外，其时吴越王钱俶给他送了十瓶海鲜，放在了屋檐下。正巧赵匡胤来赵普府上，问是什么。赵普说是人送来的海鲜。赵匡胤说，此海物必佳，打开尝尝。打开一看，赵普头皮一下子炸了，急忙跪在地上连称死罪，那十瓶所谓的“海鲜”里面装的竟是金银珠宝。赵匡胤安慰赵普说，收下吧！吴越那帮臣子，还真以为天下大事是你个书呆子说了算的。反复叮嘱赵普不要多想，不要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心意。皇帝默许臣子收受贿赂，当然有领导艺术方面的考量，却助长了一定的歪风邪气。宋真宗就更邪乎了，他晚年时候精神病发作，无药可救，唯有寄托神仙，经丁谓等人撺掇，迫切地希望去泰山封禅，但遭到了宰相王旦为首的诸多大臣的反对。宋真宗不好意思道出这层心思，就请王旦吃酒，结束时送了一坛御酒。王旦回到家打开一看，惊得目瞪口呆，竟是一坛子金银珠宝。正所谓拿人家手短，王旦当即表示支持封禅。
通过皇帝这两则故事，可以看到：首先，行贿与受贿是一些待定年代封建官场的标志性现象，成了官场的组成部分，甚至有时皇帝也需要用这种伎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次，皇帝默许官员的灰色收入也是出于权术上的考量。其三，赵普与王旦同为当朝宰相，他们收受贿赂的金额很大，但官场依然有底线，一旦逾越本身官职的“数额”被大臣们群起攻之，则不再是单纯的贪污受贿，而是官员的人品、道德问题。譬如《宋史·刑法志》记载，开宝四年（971年），太子洗马王元吉一个月内贪污受贿七十余万贯。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宋代共有七次财政记录，最早一次是宋太宗至道末年，国库总收入为两千两百余万贯，距离宋太祖开宝四年约二十五年。由此可见，七十余万贯数额极其巨大。按说朝廷宰执弄这么多钱有情可原，王元吉担任的太子洗马是太子属官，算下一届的朝廷大员人选，很多政治敏锐的人把宝押在了他身上，所以王元吉才有这么大能量。事发后，直接杀掉，以震朝纲。老百姓为什么恨贪官？原因在于官员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帜，净干一些巧取豪夺之事，欺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话又说回来，一名贪官落马，再上来一个估计还不如前面那个，宋代官场环境造就了这种贪官前仆后继的恶性循环。
官员的道德修养包含很广，无论官员在哪一条上犯错误，一旦引起了恶劣的社会影响，那么官员丢官是必然的了，保命才是关键。《宋史·刑法志》还记载了一桩刑事案件，说明了官员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归德节度推官李承信有一次去菜市场买葱，不清楚什么原因竟然把卖葱的当场鞭打致死。这件事发生后，朝野一致痛批，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身为官员，代表朝廷之形象，并不能指望每位官员高风亮节，处处维护朝廷尊严，但至少别给朝廷抹黑。因为个别官员的道德败坏，会导致朝廷努力在民间建立起的公信力下降，失信于民的后果相当可怕。
李承信担任的归德节度推官，官职不小。宋帝国行政区域是三级建制，最初把全国划分六个财政区，称为“路”，渐渐地演变成为省级行政区，下辖州、府、监、军等地级行政区，再往下是县级行政区。推官是在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等地级行政区长官下设的一员，地位仅次于判官，怎么能跟一名普普通通卖葱的做小买卖的人发生冲突？让人很不理解。李承信政治低能，从“无商不奸”的角度来看小贩纵然坑了你，葱姜蒜那也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至于大打出手吗？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温柔的方式整治小商贩。如果换做两个平民在买卖过程中发生殴斗，顶多是因民事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现在的问题严重了，官员打死卖葱的小贩，在什么年代这都是严重的官员道德问题。官员给了老百姓一个仗势欺人的形象，欺负的还是弱势群体，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官员个人行为损害了朝廷的颜面，想要活命只有祈祷皇帝突然驾崩新君登基来个大赦天下。李承信没有那么幸运，宋太宗特命处死，还社会一个公平。
王元吉、李承信相对于赵普、王旦来说，属于低级官员。李承信的道德问题极为明显，且影响恶劣，不得不杀，不是丢官那么简单的逻辑了。大概李承信出现了认识误区，认为官与民是两个阶级，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很多像李承信这样的官员的意识里，我管着你，你就得按照我说的做，忽略了统治之外的社会因素。进入这样的认识误区，冲突也就不可避免，悲剧也就迟早会发生。王元吉搞钱，大家都搞钱，谁也别说谁，问题是王元吉搞钱的数额超过了他担任的官职本身的政治能量。就好比县令贪污十万没事儿，官职低、待遇低、官场地位低，“三低”人员搞些灰色收入并不过分。如果一个县令贪污了几千万，保准出事儿。就算地方上保你，朝廷大员也得收拾你，从数额上看明显“僭越”了，你整这么多让朝廷大员们情何以堪？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张方平担任三司使。宋代在中央设有三司使司，为最高财政机关，长官叫“三司使”，也叫“计相”，地位仅次于参知政事。三司下设盐铁司（管禁榷商品、商税、矿税等）、度支司（管全国财赋的统计与支调）、户部司（管田赋、两税等），各管一摊，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与中书省、枢密院两府平行，称为“计省”。地方设有转运使司，长官转运使，州县设有兵、胄、商税等，形成完备的财政体系。
苏轼评价张方平堪比孔融，但没孔融那么愚蠢。张方平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什么书只看一遍就全记住了，以神童举荐入仕。张方平本人喜欢兵家纵横，言论每每与正统儒学相左，性格豪迈刚正，立朝无所阿附，经常与朝廷大员发生冲突。譬如庆历新政时，与范仲淹、欧阳修政治立场不同，到了熙宁变法时又与王安石对着干。我们知道学术门第是官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朝儒学复兴后，形成了几大流派，这些人进入仕途后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张方平不是儒生，料想他在朝廷的处境会十分艰难。张方平为人“尚节义”，曾在四川为官，对“三苏”特别器重，并为他们奔走呼号。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时，张方平上疏拯救。他为官一生，以义气为重，所以名声很好，可在嘉祐四年他犯了一次道德错误。
张方平担任三司使，风平浪静地度过三年，第四年头忽然来了个发家致富占便宜的机会。平民刘保衡在京师开了一家酒场，因宋代禁止私人酿酒，酒场只能去官方都酒务买酒曲，可能是刘保衡经营不善，竟然欠官府酒曲钱一百余万文，这个数目足以让他倾家荡产，然而欠了这么多钱，酒场竟然没黄，真乃奇迹。开封府都酒务主管部门是三司，催欠款的部门是三司都理欠司，真宗朝著名奸相王钦若曾在该部门担任过一把手，主要负责清理京城及各地拖欠的官物账籍。刘保衡没钱还，被逼无奈只有变卖房产。三司使张方平一看机会难得，连唬带蒙把刘氏房产便宜地买了下来，堂而皇之地搬进新房。张方平没住几天，被刘保衡的姑姑一纸诉状告到了开封府。说刘保衡并非是刘氏后人，与老刘家没有直接血缘关系，要求拿回被张方平便宜买走的房产。知开封府事的陈升之立案，刘姑姑拿出了证据，情况属实。
这桩普通的民事纠纷忽然间升级变为了道德问题，盖因为买房子的人是财政部部长，交易过程中无法避免地掺杂了“巧取豪夺”的技术含量，那么御史也就介入了调查。时任御史中丞的包拯老爷子已经六十岁了，愤青了一辈子，还没有他不敢管的事，何况这是他的工作职责。包拯上书弹劾张方平，指责他“身为三司使，却乘人之危，贱买所管辖富民的住宅，寡廉鲜耻，实在骇人听闻，如此小人，朝廷不能委以大任，处之以高位”。包拯的眼里这桩案件就是官员的道德问题，张方平利用一己之便为自己谋幸福，全然不顾自身形象。因此，张方平被踢出了权力中心，贬为陈州知州。
道德，官场最大的一颗地雷，值得每位官员深思熟虑。后院起火、纵容子弟属于间接性影响，官员个人的道德修养对自己的仕途有着直接的影响，丢官的结果也是相当干脆的。“尚节义”的张方平研究了一辈子兵家纵横，谈空说有夜不眠，最恨太平无事。本该生在战争年代的人却生在了和平年代，经过宦海沉浮当上了朝廷大员。干了三个年头不到四年丢了官，足见张方平对官场大环境不了解，对官场道德的认识存在盲区。反正大家该出手时就出手，老子也来一次，假如这次没踩上地雷，下一次保不齐是炸药包。御史们同样最恨官员无事，拿着放大镜在找官员的毛病。即便官员没事，也瞅你不顺眼，想方设法让你丢官。御史是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被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进攻的手段也通常是以道德作为突破口，比如欧阳修就遭遇过类似的攻击。
5.欧阳修的官场历险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幼年丧父，母亲一手把他带大。从小家里贫寒，“以荻画地”，买不起笔墨纸砚，母亲拿着芦苇在地上写字，教他文化知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欧阳修不负众望，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中状元［1］，时年欧阳修二十三岁，历任馆阁校勘、右正言、知制诰等。
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中“宋六家”之首，十岁时读了《昌黎先生文集》六卷，韩愈的文风对他影响很大。后欧阳修以文章闻名天下，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坛领袖，与范仲淹、梅尧臣、尹洙、曾巩等文坛巨擘关系密切。因欧阳修多年担任谏官的工作关系，朝廷里只有他骂别人的份儿，还没有人敢骂他。很简单，并非欧阳修有多么可怕，骂人得动笔，论写文章骂人也只有苏辙是他的对手，但欧阳修干革命时，苏辙还在四川眉山和泥玩儿呢！此外，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背后有个文官士大夫组成的圈子。文人之间的感情有时很脆弱，有时候也很结实，尤其哲学思想学派，几乎坚不可摧，如同钢铁战士一般，这是文人的一种崇高纯粹的精神。欧阳修像武林盟主似的，有着一呼百应的能力，谁要想动他，必须要考虑文坛圈子的利益关系。大环境下，欧阳修一生仕途相对平坦，两次丢官是政治集团斗争的结果，那不是欧阳修所能左右的。这两次丢官竟然是同样的理由，道德问题，简单地说是生活作风问题。
［1］《宋史·欧阳修传》：“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宋会要·选举》：“（天圣）正月十二日，以资政殿学士晏殊权知贡举，御史中丞王随、知制诰徐奭、张观权同知贡举，合格奏名进士欧阳修已下四百一人。”
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参加了庆历新政。其时朝廷组织关系为宰相吕夷简致仕，范仲淹、贾昌朝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庆历新政“三巨头”确定，欧阳修、王素、余靖、石介、蔡襄等跟着跑龙套，组成了仁宗时的改革领导班子。庆历新政仅仅实行了一年零四个月，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击，关键时刻范仲淹、富弼见情况不妙，撂挑子辞职不干了，先后离开中央下了地方工作，欧阳修为他们鸣不平，上疏抗辩。这事儿弄得宋仁宗挺上火，本来想进行改革，匡扶偏离轨道的大宋帝国，未曾想到庆历新政变成了各方政治利益角逐的擂台。
欧阳修是谏官出身，《宋史》载“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立品服”，天不怕地不怕的爷，为官多年却对官场的斗争旋涡缺乏准确的判断。当时保守派攻击革新派为“朋党”，没长脑袋的欧阳修写下了千古名篇《朋党论》，往上一送，来了一招“此地无银三百两”，变相承认了“朋党”。这篇文章被后世收入《古文观止》中，欧阳修论，对国家有危害的“朋党”是有分别的，有君子朋党和小人朋党之分，君子以义结，小人以利结。能提出此等标新立异的观点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在宋之前尚有东汉党锢之乱、唐代牛李党争等鲜血淋漓的例子。领导最害怕下面的人拉帮结派架空自己，最忌讳这事儿。欧阳修大嘴巴，谏官全这副德行，论事切直，见了谁都跟仇人似的，虽然“帝独奖其敢言”，但人家拿领导最忌讳的事儿进攻，你非但不避嫌消停点儿，反而大张旗鼓地往枪口上撞，拿出泼妇骂街的态度往那儿一戳，大义凛然地说，我们是君子，不怕你们说我们拉帮结派，你来整死我啊？整死倒不至于，但他们会整残你。
宋仁宗本想硬一把，哪知道范仲淹关键时刻痿了。领导为了平衡利益关系，只有废掉新法，将他们先后踢出群。走了两个巨头，其他跑龙套的见形势也该消停眯着了，偏偏谏官欧阳修一老愤青，看不惯的就说，他抗辩的子引经据典，逻辑严密，找不到驳倒他的理由，别人也不具备那个能力。宋仁宗无奈之下，把主动撞枪口上的欧阳修以右正言头衔出任河北转运按察使。临走时候，宋仁宗说，不要以为在地方久居，有什么合理化意见该说得说。欧阳修挺不服气，就说在外任职，提意见不在我工作范围内，越职有罪。宋仁宗安慰他的情绪，别那样，不可以中外为辞，该提得提。谏官蔡襄、孙甫奏请留欧阳修在中央任职，宋仁宗没答应，这种情况下只好去地方避避风头吧！欧阳修带着愤恨不平离开了京城，正在节骨眼上，家里着火了。
《宋史》评价欧阳修“风节自持”，非常遵守道德规矩的一名士大夫，从他身上寻找道德污点几乎不可能，但这种不可能变成了两次可能。欧阳修下地方工作期间，保守派紧盯着，正所谓墙倒众人推。庆历新政的几位关键人物都是文坛的名人，他们自己挖了个坟墓，保守派埋了几把土。欧阳修不在京城，可他的家人在，不久后开封府上报了一件通奸案。宋代关于通奸的处罚不如明清那么严苛，《宋刑统》载：“（诸色犯奸）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部曲、杂户、官户奸良人者，各加一等。即奸官、私婢者，杖九十，奴奸婢亦同。奸他人部曲妻、杂户、官户妇女者，杖一百。”司法处罚的基准是要么劳动改造一年半至两年，要么揍一百杀威棒。同时宋代还规定了，夜入人家的，可以按照盗贼律论处，“登时许杀”。私闯民宅的直接干掉，主人不用负法律责任。有期徒刑两年的处罚，从司法角度来看通奸罪不算什么大罪过，但影响极其恶劣。我们的道德传统里面通奸是绝对不允许的，公认的龌龊事，只是后来的程颐把它上纲上线，提到了理学理论的制高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