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遵循规律；第二，如何保持社会的稳定，目前贪污腐败现象和民众的不满情绪是破坏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中国需要“釜底抽薪”的改革
●林毅夫经济学家，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
十八大提出了两个“翻一番”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较2010年翻一番，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我看来，这一目标完全可以实现，因为中国经济依然有维持20年每年平均增长率8%的发展潜力，虽然这8%的潜力挖掘尚需克服诸多挑战与困难。到2020年或者2030年，中国可能会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从而整个经济、社会的结构都会发生相应变化——城市人口可能会超过80%（未来会出现十几个千万人口规模的超大型都市），而农业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会低于10%。因而未来十年，对中国、美国乃至世界都是关键的十年。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遵循规律；第二，如何保持社会的稳定，目前贪污腐败现象和民众的不满情绪是破坏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有两种——扬汤止沸或者釜底抽薪，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考虑，还是要运用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问题的根源。比如说腐败的问题，租金的存在就会滋生腐败。所谓釜底抽薪就是将租金去除，腐败也就会减少。再比如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虽然我们可以利用再分配的手段进行调整，但中国现在的收入分配问题，很大程度是由于初次分配不合理造成的。十八大报告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提法，即调整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调整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两个调整体现的方针正是：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兼顾公平和效率，再次分配更加重视公平。
若要在初次分配中就同时达到公平和效率，就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因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最有竞争力与效率的方式。同时无论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其中的劳动密集区段，都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得到就业机会的工薪阶层就可以分享到经济发展果实。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发展方式可以创造更多的剩余，从而带来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能够逐渐从资本相对短缺转型至资本相对丰富，从劳动力相对丰富变成劳动力相对短缺。在这个过程当中，工资会进入快速上涨通道，资本回报会逐渐下滑。可以试想，当穷人的劳动力不断增值，而富人的资产则处于相对贬值，那么收入分配的现状就会改善。事实上，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收入分配的逐渐改善，原因就在于此。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迅速的正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收入分配为什么会越来越恶化呢？
症结在于中国在比较优势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与双轨制有关的社会问题——包括腐败、金融抑制、资源价格不合理、垄断等，这些问题盘根错节：垄断形成了租金，滋生了贪污腐败。而上述因素都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收入分配和贪污腐败的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我国改革没有到位的问题。
实际上，工资并不是仅由需求决定，而是由供给与需求共同决定。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如果经济发展迅速（包括制造业与农业），那么就会出现劳动力需求高企，从而就有上涨工资的议价空间。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乡镇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都取得了不错的发展，但是这些主体在获得融资、土地、自然资源等方面受到限制，从而抑制了它们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影响了劳动需求的增长，最终抑制了工资的增长。
未来的十年，如果中国真正要实现两个“翻一番”、实现调整“两个比重”、实现在初次分配就同时注重公平和效率，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深化改革，把双轨制的改革过渡到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内。如果这样的改革得以推行，不仅我们的经济可以按照比较优势的规律发展，且与经济发展相伴，收入分配体系亦会不断完善。
我们的改革走到今天，已经不再处于“应该改”的阶段，而是走到了“可以改”的时点。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着人均收入水平极低、资本极度短缺等瓶颈的限制，有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由于没有自我生长的能力，需要补贴维持生存。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6000美元/年，中国已经不再属于资金短缺的国家，因而此前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业已基本符合比较优势的要求，并具有自生的能力了，那么也就不必再给这些产业补贴了。
国家发展依靠的最根本的动力是结构的变化，这其中包括技术结构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产业价值从农业到制造业、服务业的变化，但一国的发展需要的不仅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制度环境也需要与产业发展相一致，这样才能促进经济水平的提升。如果这样的改革措施得以实现，那么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如果中国在未来的10年能够达到这一目标，那么这对美国、对世界都有巨大的意义。可以预见的是，两个“翻一番”意味着在2020年会出现“黄金交叉”（原指上升中的短期移动平均线由下而上穿过上升中的长期移动平均线的交叉，这个时候压力线被向上突破，表示股价将继续上涨），中国经济必然会超过美国。
过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世界老二变身老大的时刻，常常会有冲突发生。近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旁观者也很清楚。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位次的交替是否必然会带来战争？
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No！如果中国成长为全球的老大，那么受到挑战的是美国的霸权，却并不是美国企业的利益。这背后主要的原因在于，即使中国变成全球GNP数值最高的国家，我们依然还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依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霸权主义者，人均年收入超过了5万美元，它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集中在资本、技术极端密集的产业。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大公司最期待一个快速扩张的市场，而中国的快速发展无疑是符合美国的大企业利益的。
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外关系中，学会巧妙地利用这一看似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中国依然要加强军备；但另一方面，无论对中国、美国乃至世界来讲，创造和平环境依然是最好的选择。
所谓和平的环境，就是让美国的大公司能够分享中国快速发展的利益，这就要求中国在未来必须进一步开放，并在国际贸易、对外投资等方面加强修炼。那么即使有一天，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与美国相接近，由于同等收入国家的竞争是以专业化为标准的，那么此时专业化分工的中国与美国间的竞争，对美国企业也是有利的。
行文至此，我想说的话可以归结为两点——
第一，对于国内经济发展或社会稳定方面遇到的难题，最关键的解决之路就是釜底抽薪，就是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从而消除经济发展中的各种扭曲因素。这样不仅使经济发展获得了更好的环境，分配方面也会更公平，社会也会更稳定。
第二，要争取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二法门就在于加大加快开放的步伐。因为目前中国依然位列中等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依然存在互补关系。对处于经济疲软阶段的发达国家来说，它们亟待复苏的大型企业与经济，都需要中国这样一个不断快速发展的市场。这就决定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和过去欧洲国家的霸权地位更迭的情况不同，彼时欧洲国家面临的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你多我少，但今天的中国如果可以掌握好上述有利因素，就能保证老大、老二在换位的时候，至少在经济利益上是一致的。
官民空间和政策的四种可能性
●俞可平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国家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实质，就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合作管理，简单地说，就是官民共治。这些年来，包括政治学界在内的中国知识界越来越重视并倡导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或官民共治。这绝不是知识分子的标新立异，也不是他们不懂中国国情，更不是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结果，不是西方的“陷阱”，不是所谓的“杂音”和“噪音”。恰恰相反，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为推动社会政治进步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尽管在官场严重腐败的背景下，学界也难以幸免。但我始终相信，中国知识界中恪守良知、担当道义的大有人在。他们既扎实地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又充分地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自己的知识和思想贡献于振兴中华的大业，一点一滴地推动着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在今世界，之所以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日益强调官民共治或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首先，官民共治是实现善治的基本途径，是通往人类理想政治状态的必由之路。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新时代，人类的理想政治状态也相应地从“善政”转变为“善治”。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或简称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双方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如果从治理主体的角度看，人类社会至今已经有过三种基本形式，即自治-官治-共治。在国家和政府产生前，人类实行的是原始自治。在国家产生后的很长时间中，人类实行的是独裁专制，即官治。进入现代后，官治逐渐让位于共治。共治有多种形式，官民共治是其中的最高形式，官民共治就是民主政治。根据马克思的设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将随着阶级而消亡，民主也不复存在。即使根据马克思的政治逻辑，民主也是国家存在的最后的也是最高的形式，官民共治即通向其理想的无国家无民主的必经之路。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已经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社会形成了三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即：以党和政府官员为代表、以党政组织为基础的国家系统，或称政治社会；以企业家为代表，以企业组织为基础的市场系统，或称经济社会；以公民为代表、以民间组织或社会组织为基础的社会系统，或称公民社会。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变迁进程中，我们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市场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力量正在迅速成长，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一个相对独立的中国公民社会开始形成，并且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日益重要的影响。随着社会力量的日益增长，国家将不断地还政于民，还权于社会，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政治进程。国家-社会的协同治理或官民共治，不过只是国家还权于民的实现形式。我曾经说过，纵使有天大的中国特色，我们对此也不能例外。因此，官民共治是社会变革和政治进步的必然结果。
最后，在一些公共领域，我们正面临严重的治理困境，急需重建新的治理秩序在公共治理领域，最佳的政策效果是“帕累托最优”，即政策相关方只有利益的增加，而无利益的损失。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后果则是截然相反的情况：利益相关者都成为利益损失者，都对相关政策不满意。我把利益相关方都成为输家的政策困境，称为“城管困境”。因为“城管”现象是这类政策的典型案例：管人者与被管者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双方都不满意。人们怪罪于城管人员，但城管人员同样也冤屈满腹。一种政策如果没有赢家只有输家，无疑是最坏的政策。在现实生活中，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到处可见。如“医闹”，大夫担惊受怕，而患者则含怨藏怒。再如学校教育，学生、家长、老师都牢骚不断。更广泛地说，我们的维稳代价越来越高，而不稳定因素却日益增多；居民的民生不断改善，而人们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却没有随之提高；举国上下都痛恨官员腐败，但腐败却仍在高位区；一方面我们提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另一方面我们却又在政策上助长各地公共服务的差异化。凡此种种，都是治理的失序、失效和碎片化，是我们面临的治理困境。任何一位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负有责任的官员和学者都必须正视公共治理的这些挑战，并通过深化政治改革，切实推进民主法治，从体制机制上来解决这些问题，破解治理的困境。
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四种可能的效果。其一是政策相关方都从中获益，而没有任何损失，即全赢的局面。其二是多数利益相关者从该项政策中获益，而少数人的利益受损，即多赢少输的局面。其三是少数相关者获益而多数人的利益受损，即多输少赢的局面。其四是政策相关者的利益均不同程度受损，即全输的局面。任何理性的决策者都应当力争第一种结果，而坚决避免最后两种结果，特别要杜绝最坏的“城管困境”。如何从根本上走出目前的治理困境？根本的途径就是重构公共治理秩序，努力实现官民共治或国家社会的协同治理。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切实推进官民共治，有以下几个着力点。
第一，确立核心政治价值，重构政治认同。核心政治价值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政治认同的基础，也是民主治理的根本价值所在。核心政治价值也应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它既要传承我国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更要体现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我认为，从民主治理的角度看，自由、公正、尊严、和谐，就是我们应当努力弘扬的核心政治价值，也是官民共治的价值目标。
第二，改造公民教育，强化公民在公共治理上的主体意识。“人民当家做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价值，在现代民主法治条件下，只有体现为具体的“公民身份”或“公民权利”，才能真正实现。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政治教育的重点应当是公民教育，通过政治教育强化公民的主人翁精神，树立公民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公正意识、责任意识和主体意识，自觉担当起公共治理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