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巴顿之所以如此地热爱战争，主要是出于对自己个人荣誉和地位的追求，把战争看成是达到本人理想地位的手段。他不同于狂热地鼓吹和宣传战争的“战争贩子”，也不同于老罗斯福式的“好战的鹰派”。关于这一点，传记作家拉迪斯拉斯·法拉戈曾作过精彩的解释。他在《巴顿将军》一书中写道：“他对战争的热爱，并没有什么玄妙的或地缘政治的论据。它并没有思想基础，电没有马基雅维里或黑格尔派哲学家所接受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循环论。巴顿完全出自崇信一种悖理的甚或荒唐的观念，乃至上了瘾，达到狂热无羁的程度。这一点，在军人中他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军人中，即使那些最伟大、最有成就之辈，也没有几个人是赞美战争的，而多数军人都持与谢尔曼一样的观点，认为战争是灾难，战争的虚荣纯粹是浮光掠影。”他又写道：“巴顿热爱战争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他所具备的特殊而又有限的才能注定自己要献身给战争……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人。他相信，他的一辈子只有去搞一项狭窄的专业才能有出息，这就是他公开承认的选择军人职业的原因。”
虽然他还像战时一样以铁的纪律要求部队，并进行严格的训练，但他情绪低落，兴趣索然。布雷恩带着美国制造的坦克抵达法国，但为时已晚，赶不上参战了，但这些坦克却成了巴顿的试验品。巴顿对坦克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和编组，在坦克里安装了无线电话，以便运动中进行通信联络。他还制订了集中使用坦克突破敌人防御，向敌纵深发动进攻，一举摧毁其指挥中心的战术。这种战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军广泛地使用。但是，巴顿没能够像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和利德尔哈特一样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因为理论上的探索不是他的专长，而横刀立马、驰骋疆场则是他的宿愿。尽管如此，他还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总结。
巴顿广泛收集英法军队的坦克兵训练材料、战例研究报告、坦克作战材料等等，加以认真研究，以拓展对坦克作战的理解力。他还收集各种嘉奖令，希望从中学习如何驱使部下英勇作战的技巧。他撰写论文，澄清自己的思想，向参谋学院的学员和坦克兵的官兵发表演讲。
巴顿甚至还对自己之所以在士兵中拥有威望一事进行了总结，认为其重要原因，是他能身先士卒，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场合，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躲在安全的后方，很少上前沿。例如，圣米耶尔战役中他孤身带领坦克穿越不知是否埋有地雷的埃塞大桥一事，在士兵中就引起了强烈反响。妻子对他的这种英雄气概也十分佩服，她在来信中写道：“你实现了我一直对你寄予厚望的男子汉气概和勇敢无畏的理想……我对你的期望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高，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始终如一。”
潘兴长期没有与尼塔见面了，两人的感情逐渐冷淡下来。战争结束后不久，他们便结束了这个非正式的婚约。但两人毕竟有过一段难忘的记忆，所以在巴顿的安排下，两人在伦敦见了面，友好地分手了。他们都表示，一辈子永过单身生活。
1919年2月，巴顿率部乘火车前往马赛，然后从那里坐船回国。法国马赛基地司令为美军这支部队严整的军容和严明的纪律所震动。上船后，巴顿十分关心士兵的食宿条件，为此又忙碌一番。3月中旬，船队顺利抵达纽约。此时对于巴顿来说，一场令人振奋的大战已完全变成了历史。
回到美国后，思念亲人的情绪像烈火一样燃烧着巴顿，他觉得自己似乎已有一个世纪未同家人见面了。他摆脱了记者的纠缠，拒绝了任何邀请，匆匆地赶回家与妻子见面。几天后，他又与家人团聚了。回国后，巴顿的部队被调到马里兰州的米德军营。该地位于巴尔的摩和首都华盛顿之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门开设的坦克兵军营。原在宾夕法尼亚州科尔特军营受训的坦克兵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中校的指挥下，与从法国返回的坦克兵合编，并转至米德军营。
巴顿离开美国近两年了，美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战期间，美国由债务国一跃成为债权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成为世界一流强国。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机械化和城市化过程基本完成。方兴未艾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进步运动已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打上深刻的烙印。劳工力量不断壮大，成为美国政坛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妇女获得了选举权；禁酒运动取得了成果；清除腐败、维护公益的斗争已初见成效。这些都为20世纪20年代的“柯立芝繁荣”奠定了基础。但巴顿对这些变化漠不关心，他眼睛里所看到的是许多老兵退伍令他不快的情景。
他看到整个美国的军队处在一种混乱和瓦解状态中。几个月前，军人还受到热烈的赞扬，是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勇士，而现在则成了人们的笑柄，甚至受到蔑视和冷遇。法国总理克雷孟梭自豪而又信心十足地吹嘘：“我们把战争打到底了，彻底再彻底了。”这使得许多天真幼稚的人们都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该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了。
当和平主义思潮席卷全球的时候，美国人的表现最为突出。全国各界就美国应保持一支规模多大的军队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国会内，以保守派领袖道奇为首的多数派首先在美国是否加入英法拼凑的“国际联盟”的表决中挫败威尔逊总统的计划，随后便开始大规模地裁减军队。这对巴顿的个人感情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为美国人“忽视历史的教训”而痛心疾首。
陆军受到和平主义思潮的冲击最大。绝大部分军官恢复了平时的永久军衔。陆军参谋长佩顿·马奇将军由上将降为少将。巴顿由上校降为上尉，但为时仅一天便又晋升为少校。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幸运，几千名正规军军官同时被宣布退役。
巴顿没有抱怨，也毫不气馁，继续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作为华盛顿一个委员会的成员，他参与撰写坦克使用条例。但在米德军营，他却遇上了不少麻烦。他得到的油料越来越少，坦克平均每天只能开动几分钟，坦克手们的大量的时间是花费在修建军营的篱笆上。
后来他又在一个技术委员会工作，研究如何改进坦克装备，使其从原始的胚胎中解脱出来。他认为缺少通信设施是影响发挥坦克威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坦克中没有安装通信设施，坦克手既无法与指挥官、司令部联系，也不能与步兵、飞机联络，甚至相互之间的沟通也很困难。巴顿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把通信兵的设备装配到坦克上，并与拉尔夫·萨斯上校合作发明了一种同轴架，安装在坦克的炮塔上，以方便射手瞄准。但这种无线电通信设备不灵，因为坦克的金属外壳使其无法接收信号。
这时，一个叫沃尔特·克里斯蒂的发明家给巴顿带来了一线希望。此人住在新泽西州的霍博肯，是一名机械师兼赛车驾驶员，开办了一家机动车公司。他设计的坦克具有革命性意义，其主要特点是大大提高了坦克的速度和机动性。这种坦克实际上是一个炮架，大功率的发动机安装在坦克的后部，既可以用履带也可以用车轮行驶，此外还安装有避震系统。巴顿对这种坦克非常感兴趣，不惜慷慨解囊资助他搞研究，并在米德军营为他安排了一次表演。巴顿还说服陆军部的七位将军前来观看。
表演那天，巴顿夫人穿着时髦，陪同丈夫前来观看，为他助威鼓劲，并为将军们准备午餐。表演用的坦克虽然外观丑陋，像是一辆装有履带的平台，但性能却很好，它是靠自身的动力开到米德军营的，行程250英里，平均时速达30英里。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奇迹，它表明坦克可以不靠铁路运输，直接开进战场。巴顿作了简短的现场讲解，指出，这种坦克能够撞倒树木、摧毁房屋、穿越沙地，而且操作简便。然后，他请在场的将军们试一试，但没有人响应。于是，他便请妻子试验一下。比坐上坦克，驾驶它绕场一周。虽然漂亮的帽子被风吹掉了，时髦的衣服上溅满了泥土，但仍顺利地返回原地。巴顿再次请将军们试一试，但他们已经看够了。这种坦克最后被军械署否决了，理由是“操作不便”。巴顿并没有因此而灰心，继续与克里斯蒂保持联系，并大力资助他搞研究。
有趣的是，精明的俄国人却想方设法搞到了克里斯蒂的坦克。这种坦克成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红军装甲部队的骨干力量。
巴顿回家探望父母，受到报界的广泛宣传。母亲称他是“我的英雄儿子”，他为此而感动得流泪。父亲也为他感到骄傲，告诉他：“你是巴顿家族尚武精神的传人。”
1919年秋天，为了使部队在即将来临的冬训中取得优异成绩，巴顿连续向他的部属发表11次演讲，以激发他们的训练热情。其中一次演讲的题目是“当一名军官的责任”，深刻地反映了他对军队的深厚感情，对战争和历史的深刻理解，以及作为一个军人对国家的责任感。但巴顿很快就发现，他的这种热情是多么不合时宜。
美国的气氛已经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1919年7月，巴黎和会通过的《凡尔赛和约》以及随之创办的“国际联盟”，使威尔逊总统的“公平与光荣的和平”之梦化为泡影。老练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狡猾的法国总理克雷孟梭巧妙地拒绝了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十四点”，威尔逊称霸世界的企图破产了。威尔逊不仅在凡尔赛而且在美国参议院都是失败者。返回美国后，他发现他个人无权代表美国人民，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和《国际联盟盟约》。就绝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战争不过是正常生活中的一个插曲，他们对“创造一个民主的世界”并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国内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抓紧时机发财致富。美国又回到了战前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没有必要保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去对付远在欧洲的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这便是1920年《国防法案》出台的背景。
1920年6月，国会通过《国防法案》，规定陆军定额是28万人。两年后，更猛减至12.5万人。令巴顿最为伤心的是，坦克兵失去了存在的法律根据。该法案规定坦克兵配属于步兵，不再作为独立的兵种存在。《国防法案》还规定，坦克兵以连为单位配属步兵，每个步兵师配属一个坦克连，由步兵司令统一指挥。1920年全年坦克经费仅有500美元。
国会之所以取消坦克兵的建制，除了经费短缺之外，主要是因为受坦克兵司令罗肯巴赫落后的理论的影响。他认为，坦克对“每一个兵种都有巨大的价值”，“坦克应大量使用，否则就干脆不用”。这一提法含混不清，似乎无可厚非，但是他却忽视了坦克突破敌人阵地、向敌纵深发展进攻的强大突击力和机动力，也掩盖了这一新兵种的巨大发展前途。这一理论在二三十年代的美国颇为流行，从而对美国坦克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巴顿曾千方百计地找军界有影响的朋友帮忙，请求他们支持保留独立的坦克兵。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就连老上司潘兴对此也不感兴趣，令他大为失望。他认为即使撤销坦克兵的建制，也不应该将它编入步兵而应编入骑兵。如果把坦克编入骑兵部队，那么它受到的限制将更少，以便充分发挥其机动力和潜在的突击力。显而易见，将坦克编入骑兵部队的想法并不科学，它反映了巴顿对步兵的偏见。但将坦克编入步兵确实对美国坦克兵的发展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巴顿别无选择，只有离开坦克部队。他没有进入步兵，而是重新参加骑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步兵部队几乎没有晋升的机会，因为他在步兵中认识的人很少。他的朋友，包括不久将接任陆军参谋长的潘兴将军，都集中在骑兵部队。其次，骑兵生活与巴顿的性格特征和爱好十分相投，他喜欢骑兵的生活与乐趣，喜欢马球、赛马、马展和游猎等。巴顿之所以选择了骑兵还有一个他不愿启齿的重要原因：他希望美国的下一个对手是墨西哥。在墨西哥原始的道路上，坦克将无用武之地，而战马受地形、气候影响较小，可以充分施展其快速、勇猛的特点。
当然，在米德堡结识的新朋友、未来的老板艾森豪威尔的去留对他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艾森豪威尔当时也决定离开坦克部队，另谋出路。
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坦克兵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痛苦。作为坦克兵的创建人，巴顿带领他们冲锋陷阵、无坚不摧，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对坦克的未来充满信心并胸有宏图，确实舍不得离开。临走前，他向官兵们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讲，他情绪激动，热泪盈眶。官兵们对他也依依不舍，因为他给了他们信心、力量和鼓励，他是他们的榜样和骄傲。巴顿在演说中指出：“坦克部队有我的心血和希望，我坚信它是不会衰亡的。总有一天，我还要与它重聚，我的生命和荣誉全都与它息息相连。”
1920年夏天，他终于挥泪告别了坦克兵，重返骑兵部队。但他对坦克的价值和前途仍坚信不疑，私下里继续与克里斯蒂合作，并一直在陆军坦克委员会兼职，为坦克辩护，关心这个新兵种的发展。他对未来机械化战争的争论一直十分关注。
四、和平时期
离开米德堡，巴顿回到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迈尔堡。迈尔堡位于弗吉尼亚州，紧靠首都华盛顿。原叫惠普尔堡，1881年为纪念美国内战中联邦军通信兵司令阿尔伯特·迈尔将军而改名迈尔堡。它占地304英亩，那里驻扎着一支首都卫戍部队。这支部队平常保持战备状态，但其任务并不是保卫华盛顿，而是为华盛顿举行的各种庆典提供军事人员。他们住在一排排崭新的砖房里，环境幽雅，绿树成荫，四周是茵茵的草坪。巴顿非常喜爱这座军营，它靠近首都，拥有美国陆军最好的马术设备，包括一座巨大的跑马厅，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马术训练和各种马赛。
因此，在之后的七八年里，虽然他经过多次调任，可是却没有离开过迈尔堡。他还在各种军校深造，有的职务与他的专长相距甚远。虽然如此，他仍以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热情将每一项工作都干得有声有色——专心致志地指挥操练，兢兢业业地埋头卷宗，孜孜不倦地学习军事业务。
巴顿的事业似乎也与迈尔堡有着一种不解之缘。1911年冬，他的仕途是从这里起步的。1920年与坦克兵分手后，他又回到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