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在体例的制定上也较有特色。例如，它仿照《后汉书》在列传部分首列《刘玄传》的体例，也在列传部分首列李密、王世充、窦建德、薛举等25人的传记。这不仅完整地记载了隋末大起义的情况，而且也说明了唐朝建立的历史条件，在时间和逻辑关系上都是很合理的。再如，由于五代各政权都是从唐末藩镇割据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因此它没有设立《藩镇传》，而把各藩镇与文武官员作同等看待，都放入各自的列传。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当时统治者对唐末藩镇割据的立场。
当然，现存的《旧唐书》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编撰粗疏是其最大的不足。如，《王求礼传》载于卷101，但又见于卷187下；李善附见于《曹宪传》，但又附见于《李邕传》。另外，由于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在北宋问世以后，人们由于偏见，推崇《新唐书》而贬低《旧唐书》，因而《旧唐书》逐渐流布日稀。到明代嘉靖年间，闻人诠在苏州王氏家得到了《旧唐书》的本纪和志，从张氏家得到了《旧唐书》的列传部分，总算才凑成了一部完书。于是，他经过整理，重新翻刻了《旧唐书》。但闻人诠翻刻的《旧唐书》分为200卷，在卷数上已同原来的《旧唐书》有所不同了。
【毛泽东评点】
盛彦师名将，冤死。
——毛泽东读《旧唐书·盛彦师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毛泽东读《旧唐书·李百药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笑里藏刀李义府。
——毛泽东读《旧唐书·李义府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年七十五。
——毛泽东读《旧唐书·朱敬则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刘幽求能伸而不能曲，年六十一，以恚死。
——毛泽东读《旧唐书·刘幽求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
——摘自张贻玖《毛泽东读史》，见《光明日报》1991年9月9日。
遇事无断制。
——毛泽东读《旧唐书·高祖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鉴赏】
唐高祖李渊（566—635年），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出身于贵族家庭。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元年（572年），7岁的李渊袭封唐国公。隋朝建立后，因隋文帝的皇后是李渊的伯母，因而李渊得到了较快的提升，历任谯州、陇州、岐州刺史，荥阳、楼烦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右骁隋卫将军等职。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春，任太原留守。
李渊长期在地方和中央做官，很注意结交豪杰、树立恩德，因此颇有号召力。当隋王朝在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土崩瓦解之时，他听从次子李世民的建议，于大业十三年五月乘机起兵反隋，迅速攻取了长安，立隋炀帝之孙杨侑为帝。次年四月，他逼杨侑让位，建立了唐朝。李渊在位八年（618—626年），先后削平群雄，统一了全国。然而，李渊在政治上却缺乏决断力。他早就知道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兄弟俩结党、次子李世民拉帮结派，两个集团之间有着尖锐的矛盾冲突，却不能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这一事态的恶性发展。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铤而走险，率兵在玄武门发动政变，击败东宫和齐王府的卫队，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及两人的儿子。李渊被迫立李世民为太子，两月后又传位李世民，自称太上皇。后在郁郁寡欢的心境中死去，终年70岁。
《旧唐书·高祖纪》在记述李渊为人的优点时说：“倜傥豁达，任性率真，宽仁容众。”毛泽东在这里批注道：“遇事无断制。”对李渊在这种“宽仁容众”的表面现像背后所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提出了批评。
毛泽东的批评是有根据的。撰写《旧唐书》的史臣在《旧唐书·高祖纪》末尾的评论中，在肯定李渊功绩的同时，也对李渊有所指责：“然而优柔寡断，浸润得行。诛文静则议法不从，酬斐寂则曲恩太过。奸佞由之贝锦，嬖幸得以掇蜂。献公遂间于申生，小白宁怀于召忽。一旦兵交爱子，矢集申孙。匈奴寻犯于便桥，京邑咸忧于左袵。不有圣子，王业殆哉！”盛彦师，宋州虞城（今河南虞城北）人。隋朝末年，李渊起兵反隋，盛彦师率宾客千余人参加了李渊的唐军，担任行军总管，屡立战功。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率领残部投降唐朝的原瓦岗军领袖李密反叛唐朝，从桃林（今河南灵宝北）率部脱离唐军控制，打算前往襄城（今湖北襄樊）。唐将史万宝害怕李密，不敢拦截，对盛彦师说：“李密是骁勇的贼寇，又有王伯当辅佐他，恐怕我们无法与之对抗。”而盛彦师却笑着说：“用数千人在半道打他的埋伏，就必定能割下他的头。”史万宝说：“你有什么计谋？”盛彦师说：“兵法强调‘诈’，我不能对您讲。”于是，盛彦师率部下翻越熊耳山，在熊耳山南麓的山路旁设伏。这时，有人问：“听说李密打算去洛州（今河南洛阳），而您却进山，这是为什么？”盛彦师说：“李密声言去洛州，而实际上是想去襄城与张善相会合。”不出盛彦师所料，李密果然从桃林南下，翻越熊耳山，结果中了唐军的埋伏。李密被杀，王伯当被擒。由于盛彦师料敌如神，对敌情判断十分准确，因此毛泽东称赞他是“名将”。
武德四年（621年）八月，盛彦师奉命安抚河南地区。这时，兖州总管徐圆朗响应刘黑闼，起兵反唐。盛彦师因寡不敌众，在作战中被俘。徐圆朗对盛彦师礼貌有加，极为优待，让他写信劝说他的弟弟献出虞城投降。但盛彦师却在信中写道：“吾奉使无状，为贼所擒。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善侍老母，勿以吾为念。”徐圆朗最初十分恼怒，但见盛彦师却神情自若，最后也不得不对盛彦师的气节表示钦佩，笑着说：“盛将军有壮节，不可杀也。”对盛彦师的优待仍旧不变。武德六年（623年）二月，徐圆朗被唐军击败。盛彦师虽然逃出了徐圆朗之手，但唐高祖李渊却对他被俘后受优待一事耿耿于怀，找别的借口给盛彦师安了个罪名，将他赐死。
毛泽东对此大为不平，便在《旧唐书·盛彦师传》的开头部分批注道：“盛彦师名将，冤死。”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憎之情。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毛泽东对李世民颇有研究。早在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就曾讲道：“唐太宗、李密皆当时草泽英雄。”他在读《智囊》一文时也对唐太宗的军事才能赞叹不已，认为：“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是唐高祖李渊次子。李渊称帝后，被封为秦王，担任尚书令。他曾率兵先后平灭群雄，建立了显赫的军功。武德九年（626年），他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掉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立为太子，不久又迫使父亲让位，登上了帝位，改年号为“贞观”。李世民在位23年（626—649年）。在其统治的前期，他常以“亡隋为戒”，较能任贤、纳谏；发展科举制，延揽人才，使唐朝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他继续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度，使当时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他出兵击败东突厥，发展与西域的交通，被铁勒、回纥等族尊为“天可汗”；他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加强了汉、藏两族的友好交往；因而被史家誉为“贞观之治”。
李世民有过人的政治手段。贞观二年（628年），时任礼部侍郎的李百药撰写了《封建论》一篇。其中，他对李世民的为政之道做了一个总结：“自陛下仰顺圣慈，嗣膺宝历，情深致治，综霰前王。虽至道无名，言像所纪，略陈梗概，实所庶几。爱敬蒸蒸，劳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访安内竖，亲尝御膳；文王之德也。每宪司谳罪，尚书奏狱，大小必察，枉直咸申；举断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之隐恻，贯彻幽显；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虚心受纳；不简鄙讷，无弃刍荛也。弘奖名教，劝励学徒；既擢明经于青紫，将升硕儒于卿相；圣人之善诱也。群臣以宫中暑湿，寝膳或乖，请徙御高明，营一小阁；遂惜家人之产，竟抑子来之愿，不吝阴阳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岁荒俭，普天饥馑，丧乱甫尔，仓廪空虚；圣情矜愍，勤加惠恤，竟无一人流离道路；犹且食啗藜藿，乐撤簴簴，言必悽动，貌成癯瘠。公旦喜于重译，文命矜其即序；陛下每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
毛泽东对《旧唐书·李百药传》中所记载的这一段文字很感兴趣。他不仅逐一加以圈点，还批注道：“李世民工作方法有四。”
李百药所谓的“四道”与毛泽东批注的“工作方法有四”在本质上有所不同。李百药是从儒家政治的角度，用“大舜之孝”和“文王之德”来谈李世民的“孝”，用“大禹之泣辜”来谈李世民的“慈”，用“帝尧之求谏”来谈李世民的“谦”，用“圣人之善诱”来谈李世民的“明”，注重论证儒家的治国原则。
而毛泽东则是从后半部分，即李世民的具体政治事例来归纳出“李世民工作方法有四”的，即不建“小阁”，生活节俭；吃野菜，不听音乐，以体恤灾民；不好虚名，不贪边功，以爱惜国力；勤于政事，喜好与人讨论问题。而且，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的工作方法也体现了这些特色。可见毛泽东是非常注意借鉴历史人物的优秀品质。
李义府（614—666年），祖籍瀛州饶阳（今河北饶阳），后迁居永泰（今四川盐亭）。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李义府通过科举考试，被任命为门下省典仪。不久，他又经黄门侍郎刘洎和治书侍御史马周的推荐，升为监察御史，并兼侍晋王李治。李治被立为太子后，李义府又担任了太子舍人，加崇贤馆直学士。
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李义府因此升任中书舍人，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士。他与许敬宗帮助唐高宗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皇后，从而被拜为宰相。
李义府文采出众，写得一手好文章。他表面上待人彬彬有礼，和蔼温顺，见人必带笑，但内心却异常阴险狠毒，“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旧唐书·李义府传》称：“时人言李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李义府极为贪婪，与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狱，徇私枉法，又多将其心腹安排到重要职位上，广树朋党，以致权倾朝野。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由于李义府依仗武则天的势力，专以卖官为事，使吏部的正常任命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人们怨声载道，因而导致了唐高宗对他的不满。不久，唐高宗便将李义府治罪，把他流放到了巂州（今四川西昌）。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李义府忧愤成疾，死于嵩州。
毛泽东历来对“笑里藏刀”的人深恶痛绝，因而便在《旧唐书·李义府传》上批注道：“笑里藏刀李义府。”以表达自己对李义府的切齿痛恨之情。
朱敬则（635—709年）字少连，唐毫州永城人（今河南永城）。武则天长寿年间（692—694年），官任右补阙。长安三年（703年），迁正谏大夫，不久升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御史大夫魏元忠遭到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兄弟的诬陷，将被处死，朱敬则挺身为他们申辩，才得以免死。长安四年，朱敬则因年老而辞去知政事，累任冬官侍郎等职。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病死于家中，终年75年。
朱敬则为人清廉而正直，早年以辞学知名，精通史学，曾搜集魏晋至隋唐君臣成败之事，编著为《十代兴亡论》。朱敬则的文章，有西汉贾谊之风，受贾谊《过秦论》的影响，尤其注重秦亡汉兴这一历史过程的探讨，著有赞扬秦朝废除分封制的《五等论》等。
毛泽东对朱敬则的评价极高。他在《旧唐书·朱敬则传》开篇的开头上批注道：“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年七十五。”并在“朱敬则”三字旁用黑铅笔画了三条粗重的黑线，以表示强调。
毛泽东对《旧唐书·朱敬则传》中所引录的《上武则天疏》极为重视。他之所以把朱敬则誉为政治家、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这篇奏疏中得出的结论。
武则天称帝后，为了严厉镇压反对派，大兴告密之风，对有嫌疑者进行严刑逼供，而朱敬则却认为武则天称帝至今已有十年了，如今政局已经稳定，应该取消告密和严刑逼供的方式了。于是，他在担任了右补阙之后，便上武则天疏，分析了秦朝和汉朝的兴衰成败。指出：尽管“刻薄可施行进趋，变诈可陈于攻战”，但“不戢将自焚”。秦朝就是因为“不知变”，一味用严刑酷法，“往而不返”，结果才导致灭亡的。而汉朝则“知变”，以“仁义”治天下。他进而要求武则天“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辞，流旷荡之泽，去萋菲之牙角，顿奸险之锋芒，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武则天读后，认为朱敬则说得很对。
毛泽东仔细阅读了朱敬则的这折奏疏，一一加以旁圈，并引用西汉贾谊《过秦论》中的一句话，在这段文字的天头上批注道：“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可见毛泽东是完全赞同贾谊和朱敬则所总结出的秦朝因暴政而亡这个历史结论的。
五、《新唐书》比《旧唐书》内容充实
唐太宗李世民是毛泽东十分欣赏的人物，但毛泽东对李世民的失误也时有批评。如对《新唐书·郁林王恪传》毛泽东就批注道：“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简介】
《新唐书》共225卷，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
在《新唐书》成书之前，宋仁宗因对《旧唐书》感到不满意，认为它只是史料堆砌，而没有很好地总结唐代盛衰的历史经验教训，曾命令王尧臣、张方平等人重修一部《唐书》，但王尧臣等人一直未能修成。庆历五年（1045年），宋仁宗接受贾昌朝的提议。又命令由曾公亮提举编修，欧阳修负责修撰“纪”、“志”、“表”，宋祁负责修撰“列传”，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梅尧臣等人协助修撰。经过17年的编撰，直到宋仁宗嘉五年（1060年），《新唐书》方告完成。
宋人对唐史研究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新唐书》成书之前，一些学者利用新发现的唐代史料，又完成了不少唐史的著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宋敏求的《唐武宗实录》20卷、《唐宣宗实录》30卷、《唐懿宗实录》25卷、《唐僖宗实录》30卷、《唐昭宗实录》30卷、《唐哀帝实录》8卷、《唐大诏令集》130卷，赵邻几的《社会昌已后日历》26卷，胡旦的《唐乘》70卷，王沿的《唐志》21卷，孙甫的《唐史记》75卷等。于是，欧阳修和宋祁等人便在《旧唐书》的基础上，再加上这些著述，修成了《新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