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毛泽东联系实际说：“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霸王别姬》这出戏，取材于项羽兵败垓下，夜起饮酒帐中，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有骏马名骓，有美人名虞。“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事见《史记·项羽本纪》）。毛泽东说：“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
肯定刘邦的“从谏如流”，善于听取意见；否定项羽不爱听别人不同意见，导致失败的可悲下场。这是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给予今人的宝贵意见。
毛泽东在阅读《史记》时的另一处评点是在读《陈涉世家》时，毛泽东在旁边批注道：“一误二误。”
在一本清武英殿版的《史记》中，毛泽东对《陈涉世家》这篇传记，用红黑两种颜色的笔迹做过不少标记，并写下批注。
毛泽东主要是从总结农民起义的失败教训这个角度来阅读这篇传记的。
《陈涉世家》记载，陈胜还是雇农时，曾对伙伴们说：“苟富贵，勿相忘。”及至陈胜起义胜利立国称王后，那些旧伙伴来找他，陈胜未忘前言，接待旧相识，使之出入宫廷。这些人常常毫无顾忌地谈论陈胜当农民时的贫困往事，“或说陈王日：‘客愚无知，专妄言，转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毛泽东在这段文字的书页天头上，用红铅笔批注：
“一误”。
传记又载：陈胜自立为王以后，任朱房、胡武为人事和监察官员。这两个人大权在握后，胡作非为，对许多不顺从他们的将士随意治罪。陈胜对这类专横跋扈、残害忠良的酷吏，不仅不撤职查办，反而加官晋级。许多将士见此都不愿意追随陈胜了。司马迁痛惜地指出：“此其所以败也。”毛泽东在这段文字的天头上又批注：“二误”。
这很少的几个字，内涵却相当丰富。它简明扼要地总结了秦末农民起义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即陈胜犯了功成忘本、脱离了本阶级的群众和重用奸人、偏听偏信、脱离了患难与共的干部的错误。保持本色，不脱离本阶级的群众；任用贤能，打击邪恶，这两条来自2000年前农民起义的教训，牢牢地记在了毛泽东的心中。
三、东汉两头均无意，只有光武可以读
千百年来，“梁上君子”只是用作窃贼的代名词，而毛泽东在读《后汉书》时却能用辨证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把它提高到对人改造的认识高度。历史再一次证实了辨证观点的正确性。
【简介】
《后汉书》共120卷，其中本纪10卷和列传80卷，是南朝刘宋时期的史学家范晔编撰的，志30卷则是由西晋史学家司马彪撰写的。
范晔（398—446年）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浙川东）人。
范晔出身于官僚世家，其祖父范宁曾任东晋的豫章太守，生父范泰因拥立宋武帝刘裕有功而官拜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范晔因过继给堂伯父范弘之，而袭封了范弘之武兴县五等侯爵位。
范晔是一个博学多识，很有才华的人。《宋书·范晔传》因而称赞他：“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
他早年投奔在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门下，担任过冠军参军、右军参军等职。其后又历任秘书丞、新蔡太守、尚书吏部郎等职。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九年（432年）冬，35岁的范晔因行为不检点而得罪了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数年后，范晔被提升为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累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他与谢综、孔熙先等人一道谋立刘义康为帝，因被人告发，于同年十二月（446年1月）被捕处死，年仅48岁。
范晔一生以文才自负，著述极多，但大都散佚了，只有《后汉书》得以完整保留，流传至今。
在范晔之前，记载东汉历史的著述已有10余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东汉的刘珍、李尤、伏天忌等人所撰写的《东观汉纪》，三国时期吴国的谢承所撰写的《后汉书》、西晋司马彪所撰写的《继汉书》、西晋的华峤所撰写的《后汉书》等。但范晔对这些史书都不满意，因此当他被贬为宣城太守时，由于政治上不得志，他便以《东观汉纪》为主要依据，并参考谢承《后汉书》等众家著述，斟酌取舍，删繁补缺，开始撰写《后汉书》。他原计划写本纪10卷、志10卷、列传80卷，合为100卷，并有序传。经过10多年的努力，他在被处以死刑之前，已经完成了纪传部分的写作，但10志却最终没能定稿。
《后汉书》记事起自东汉光武刘秀建武元年（25年），下迄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记载了整个东汉一代共196年的历史。本纪10卷中有《帝纪》9卷、《皇后纪》1卷，在位短暂的小皇帝不便单独成卷，便附于其他皇帝之后，因而《帝纪》9卷共记载了东汉12位皇帝的事迹。由于《光武纪》和《皇后纪》都分为上下卷，所以《后汉书》的本纪实际上是12卷。
《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一样，列传部分没有单传、合传、类传。但范晔根据东汉的历史特点，又创设了歌颂敢于反抗封建统治权威、不愿与封建统治者同流合污人士的《党锢列传》、《独行列传》、《逸民列传》，记载宦官专权的《宦者列传》，记载文学家事迹的《文苑列传》，记载方士活动的《方术列传》，记载优秀妇女事迹的《列女列传》，记载孝子事迹的《孝子列传》等8个新的类传。在这些新创立的类传中，《党锢列传》和《列女列传》最能反映出范晔史学的卓见。如《党锢列传》用同情和颂扬的笔调，记载了党人名士坚贞不屈的行为和气节，富有正义感，生动而感人。《列女列传》则与后世的《烈女传》只讲封建的“节烈”完全不同，入传的妇女，如女史家班昭和女文学家蔡琰（蔡文姬），范晔所注重的主要还是她们的卓越才华。
范晔的文才和史学修养都比较高。他在撰写《后汉书》时，能够吸取司马迁和班固两家的长处，以简约的文辞来阐发精深的意旨，以严密的结构来记述一个时代。因此《后汉书》无论从文字到内容，都是比较好的。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范晔对于自己所撰的《后汉书》是很自负的。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自称“吾杂传、论，皆有深意精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这并非自我夸大之词，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称誉说：
“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南宋文献学家陈振孙也赞誉说：“范氏删取《东观汉纪》以下诸家之书，以为一家之作。”因而，当范晔的《后汉书》问世后，大家争相传诵，以致其他各家的后汉书竟逐渐被人们淡忘、被时代淘汰了。
由于范晔的《后汉书》存有无“志”的缺陷，因此到南朝萧梁时期，刘昭在为《后汉书》作注时，为完善其体例，便取用西晋司马彪《继汉书》中的八志，加以注释，分为30卷，以补《后汉书》之缺。不过，司马彪的八志与班固的十志比较，尽管新增了记载官制的《百官志》和记载车马、冠服等制度的《舆眼志》，但却没有《沟洫志》、《食货志》、《刑法志》、《艺文志》，仍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到了唐代，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在刘昭注释的基础上，在张大安、刘讷言等人的帮助下，参照王规的《续后汉书》注、刘肪和吴均的《后汉书》注等各家之书，广征博引，重新为《后汉书》作了注释。后来通行的《后汉书》的注释，纪传部分就是李贤的注，而志的部分则是刘昭的注。
【毛泽东评点】
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毛泽东读《后汉书·陈寔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毛泽东在《后汉书》第21册封面上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鉴赏】
陈寔（104—187年）字仲弓，东汉颖川许县（今河南许昌东）人。陈寔是东汉末年的名士，年轻时曾当过县吏，尽管地位卑微，但他却喜欢读书，能诵读各种儒家经典。县令邓劭很欣赏陈寔的才干，便让他进入太学读书。其后，历任颖川西门亭长、功曹、太丘县（旧治在今河南永城西北）县长等职。
陈寔为官公正廉洁，为人讲究道德。因而陈寔的官职尽管不高，但在当时的朝野却很有威望。民间出现纠纷，人们往往请陈寔判定是非曲直。经陈寔调解裁决后，当事人都心服口服，毫无怨言。因此当时流传有这样的乡谣：“宁受到刑法处置，也不愿受到陈君（陈寔）指责。”太尉杨赐、司徒陈耽常感叹陈寔的地位与声望不符，对自己在陈寔之前担任了高官感到惭愧。
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名士李膺，太学生郭泰等人因结党抨击宦官集团，被定为“诽讪朝廷”罪，以李膺为首的200多名“党人”遭到逮捕。史称“党锢之祸”。在这次党锢之祸中，陈寔也受到了牵连。许多“党人”为躲避灾祸而纷纷逃亡，可陈寔却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于是，他自己要求官府把自己逮捕下狱。党锢之祸结束后，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想授与陈寔高官。但陈是却不愿接受。陈寔逝世后，全国竞有3万多人为他送葬。
毛泽东很欣赏陈寔。1965年，他曾把《后汉书·陈寔传》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阅读。
《后汉书·陈寔传》中有一段记载：有一次，一个小偷潜人陈寔家，藏在房梁上，想等到夜深人静，陈寔家的人都睡熟后，行窃。陈寔发现小偷后，没有大喊捉贼，而是起床穿好衣服，把儿孙们叫醒，召集到一起，严肃地说：“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成性，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小偷大吃一惊，从梁上跳下来，向陈寔谢罪。陈寔很和气地劝说他：“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当由贫困。”并让家人送给他两匹绢。此后，县中盗窃绝迹。后来的“梁上君子”这一成语即出自于此。
毛泽东对此批注道：“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毛泽东的这一批注，充分肯定了陈寔对小偷偷窃行为的认识和分析，以及他对小偷的教育和鼓励。千百年来，“梁上君子”只是用作窃贼的名词，而毛泽东却能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把它提高到了对人改造的认识高度。由此可见毛泽东读史的真知灼见。
四、《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
毛泽东喜欢读《旧唐书》，认为《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他在读《旧唐书》时，很注意从纷繁的历史事件中总结唐朝的兴衰成败，用简洁的批注表达对各类不同的历史人物的褒贬。
【简介】
《旧唐书》共200卷，后晋赵莹、刘响、张昭远等撰。
后晋是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出现的第三个王朝。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时期，尽管政局混乱，但由于当时距唐朝灭亡不久，加上各政权的吏官制度也比较健全，因而早在后晋之前，后梁、后唐二朝就曾有过编修唐史的计划。天福六年（941年）二月，后晋高祖石敬瑭下诏编修唐史，说：“有唐远自高祖，下暨明宗，纪、传未分，书、志成阙。今耳目相接，尚可询求。若岁月寖深，何由寻访？宜令户部侍郎张昭远、起居郎贾纬、秘书少监赵熙、史部郎中郑受益、左司马员外郎李为光等，修撰唐史，仍令宰臣赵莹监修。”不久，吕琦、尹拙、王伸、崔棁、李松等人也参加了编修工作。后晋出帝石重贵开运元年（944年）八月，因赵莹被罢免了宰相职务，新宰相刘晌又接替他担任了监修。到第二年的六月，经过4年多的编撰，这部唐史便修成了。
这部唐史原称《李氏书》，纪、志、列传共有220卷，共有目录1卷，后改称《唐书》。后人为了与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所编撰的《新唐书》相区别，又将其称为《旧唐书》。在《旧唐书》修成的第二年，后晋王朝便被契丹攻灭了。
在《旧唐书》的编撰过程中，赵莹在前朝担任监修时，在人才选拔，人员组织、体例制定、史料征集等方面，曾做过不少的工作。而刘晌担任监修还不到一年，只是挂名而已，并没有做多少具体的工作。在具体负责编撰的人员中，出力最多的实际撰写人则是张昭远、赵熙、吕琦等人。
后晋政府组织人力编修《旧唐书》时，距唐朝灭亡的时间仅有30多年，因而当时还能搜集到大量的唐朝现成的国史和实录之类的史料。唐朝现成的国史主要有吴兢的《唐书》80卷、韦述的《续唐书》113卷、柳芳的《续唐书》130卷和《唐历》40篇，蒋偕的《续唐历》20卷、于休烈的《续唐书》106卷、陆长源的《唐春秋》60卷等。唐朝现成的实录主要有温大雅的《唐创业起居注》5卷以及敬播、许敬宗、韦述、魏元忠、吴兢等人所撰写的高祖、太宗、高宗、则天后、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的实录等。总起来看，唐朝现成的国史和实录唐武宗以前较多，而唐宣宗、唐懿宗、唐僖宗、唐昭宗、唐哀帝五朝却是空白。这种唐代史料前详后略的不平衡状况自然也就对《旧唐书》的结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而《旧唐书》在记述唐太祖到唐代宗时期的历史时，叙事很有条理，史料也很充实；在记述唐德宗至武宗时期的历史时，虽然史料要欠缺一些，但叙事也比较简洁；在记述唐宣宗到唐亡的历史时，则有不少疏漏和谬误，文字也不足观。另外，由于《旧唐书》多用唐朝现成的国史和实录，因而本纪部分因直接采用实录而显得比重较大，宣宗以前的列传部分也大多采用国史的原文。这种编撰方法固然有缺点，但却能保存原始材料的真实性。
《旧唐书》的本纪和列传中保存了不少重要的史料。如《武宗、宣宗纪》中仅记载吴湘狱案就有1000余字，《懿宗、僖宗纪》中纪载了成通八年（867年）延资库的详细帐目。清人赵翼对《旧唐书》本纪部分所记的史事之详也颇感惊异。他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此书如庞勋之乱、黄巢之乱，李茂贞、王行瑜等之迁劫，朱温之篡弑，即于本纪详之，不待翻阅各传，已一览嘹如。”再如，《吕才传》中记载了吕才抨击宅经、禄命、葬书的文章，《卢藏用传》中记载了卢藏用的《析滞论》一文，《李百药传》中收录了李百药的《封建论》一文等等。《旧唐书》的各志，除《历志》和《经籍志》因史料缺乏而只记述到唐玄宗时期外，其余诸志，如《礼仪志》、《职官志》、《刑法志》、《食货志》等，尽管略为简略，但却大体较为清楚地记叙了唐代近300年的典章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