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生苦难不能一概而论，要看是什么程度的苦难，像战争对人类是毁灭性的、摧残人性的苦难，而希特勒却说“战争能够锻炼人类”，这样的苦难就不是好事。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没有碰到过磨难和痛苦，恐怕此人永远无法对人生达到彻悟，从这个角度来说坎坷是好事，但磨难也会毁掉一个科学家或者一个艺术家，不过同时也有可能造就一个文学家或者一个思想家，因为坎坷的经历对人的思想认识来说是一笔最宝贵的财富。另外还要看磨难发生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如果发生在自私自利的人身上，此人就会因坎坷变得极端自私，甚至残忍卑鄙；如果发生在善良正直的人身上，此人就会因坎坷变得更善解人意，更富于同情心，甚至升华为高尚。
只要童心不泯，保持一颗纯洁的心灵，总会不乏千古同知，一定会有万里同音，永远不会孤立的。
人生如夏
一年四季中，惟有夏季与丰富多彩、变化莫测的人生最为相似。
夏季的清晨到来的特别早，六七点钟，象征着新生命降临的旭日在东方方显出鱼肚白之后便应运而生，这是快乐的晨曲，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这时的太阳无忧无虑地徐徐升高。接着，阳光开始渐渐强烈，渐渐失去了朝阳的清纯，人们开始感觉到它的灼热，但仍然还是上午，人们仍然可以享受着此时的艳阳熠熠，心中充满了希冀和憧憬。当过了正午时分，尤其是一两点的时候，烈日酷暑，疲于奔命的人们，艰难地寻找着遮阴和安乐窝，已无闲暇去理解太阳的价值，只有在烈日下辛劳的农夫习惯了理解太阳的这份激情。午后的斜阳韵味十足，它开始柔和了，给万物投下了修长的阴影和斑斑的痕迹，人们开始品味斜阳温柔和宽厚的胸怀。然而最美不过夕阳红，它用晚霞为功绩，从容地映红了半边天，人们开始纷纷摄影留念，将温馨而壮丽的瞬间凝固成人们心中永恒的怀念。
当然，夏季并非都是如此一帆风顺。夏季的七八月份正是雨季到来的时节，“早看东南，晚看西北。”民间流传的经验，教会了人们预测一天的风云变幻，尤其是得了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们，对于天气更敏感，每逢阴雨即将来临，出门都会带上雨伞避免雨水的袭击，那些被浇成落汤鸡的，不是初出茅庐的青少年，便是根本没有闲暇估计天气变化、废寝忘食的大忙人。夏季也有狂风四起，暴雨骤起的突然时刻，人们猝不及防，不是蜷缩在临时寻到的避雨处，就是头顶瓢泼大雨，奔跑在回家或寻找庇护的雨地里，还有人不幸成为霹雳雷电的牺牲品。
英语谚语说得好：“Onceaman，andtwiceachild.”人生一次做成人，两次做孩子。的确，尤为夏季的夕阳和朝阳是一样的让人钟爱，就像人生的童年和暮年一样离不开人们的关照和呵护，但却是一天中最美好的瞬间。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人在叹息近似于昙花一现的夕阳美景的同时，却不知好似陈年老酒一样甘甜的夕阳一日复一日，无数的夕阳多少回把壮丽和幸福撒向了大地、带给了人间。
说改行
人生苦短，但谁也离不开“行当”二字，就连路边无家可归的乞丐，乞讨就是他们的行当，整日在垃圾箱里捡废品的拾荒者，拾荒就是他们的行当，简而言之，任何一种谋生手段（不管是最高级的还是最低级的）都是一种行当。然而人生的行当往往不是始终如一的，几乎大多数人都有面临改行的可能性，这就是我这篇文章要尝试探寻的问题。
我以为人生改行大致有四种情况：一、迫于生计、无奈的改行。二、政治因素、被迫的改行。三、才华所为、涌动的改行。四、责任驱使、大胆的改行。
第一种情况：迫于生计、无奈的改行。
这种情况普遍性是最强的，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有着隽永的普遍性。
据不完全统计，现今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有50%在毕业以后，因就业困难不得不改行，从事的行当都是靠机遇安排。
我有个老朋友，80年代考取了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的物理研究生，专业是量子力学，然后念了博士、博士后，可是在国外很难找到从事理论物理的工作，很多人劝他放弃物理改行从事网络等时尚专业，他不愿放弃从小就钟爱的物理研究，但是为了解决暂时糊口的生存问题，在国外开了几年出租汽车，最后还是回国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当了教授，虽然他最终坚守了自己的追求，毕竟也在一个阶段曾经无奈地从事了几年违心的职业。
“文革”期间，我从山西转插队到河北省上高中，毕业时正赶上73年“文革”取消考试后的全国恢复高考，我夺得了全县总分第一的桂冠，但是由于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录取的渠道很不规范，全国很多省市还都是根据“门路”上学，我所在的那个县城就不是根据分数录取，但是由于我的分数高，就给我放在备取的名单里了，后来师范学校的一位招生老师听说我会拉手风琴就来找我，劝我放弃理工科到师范学音乐，还说学音乐不一定就没有前途，而我已经万念俱灰，也不知下一年是个什么“黄历”，我虽不是迫于生计，却也是迫于解决城市户口，被迫到师范学了音乐，师范的两年苦练，我的手风琴独奏达到了专业水平，这是我第一次改行，也可以把此归结为迫于生计。
第二种情况：政治因素、被迫的改行。
这种情况比较少，也很特殊。
著名电影导演凌孜，父亲是叶剑英元帅，“文革”前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文革”前期受到四人帮的迫害被关押数年，出狱后不再搞电影，因为受到“江青妈妈”迫害的凌孜是不可能继续呆在文艺界的，只好改行学医，当上了外科大夫，直到“文革”结束才重新开始从事导演的行当，导演了《原野》等电影。
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是中国屈指可数的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曾于1987、1988两次入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代表作《边城》读毕叹为观止。但是1949年被郭沫若定为“反动文人”，1950自杀未遂，从此搁笔，改行收集民间艺术品。
我在1977年12月“文革”后的第一次真正恢复高考那年，机遇将考场把我拒之门外，不幸的遭遇又一次让我与理工科失之交臂，回北京后只有选择英语这门适合我自学的专业，而且弹奏乐器已经不符合当时社会的需求，于是放弃了手风琴练琴，全身心投入英语学习，又开始了我一生的第二次改行，这次改行从事英语行当坚持的时间最长，自学并做英语家教满打满算26年。其实我的第二次改行也是因为变相的政治因素。
第三种情况：才华所为，涌动的改行。
这种情况比较常见，从国内到国外屡见不鲜。
中国著名歌星沙宝亮从小学杂技，十几岁时就因经常出国演出，已经是个居家附近远近闻名的“大款”，但是他酷爱歌唱艺术，毅然放弃了丰厚的待遇，改行开始唱歌，成为全国名气大振的歌星。
中国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是因非纯文学性作品而获得此奖项的中国第一人，他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后因酷爱文学，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他的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分别在全国获得多项大奖，名声斐然。
中国女作家毕淑敏，曾经是个艺术精良的内科医生，因酷爱文学，从医20年之后改行从事文学创作，是文坛上难得一见文采斐然的女作家。
俄罗斯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列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三人被世人称为俄罗斯三大文学巨匠，他中学毕业后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工作，由于他酷爱文学，工作一年后就自动离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他被中国文坛称为和鲁迅并驾齐驱的思想最深刻的俄罗斯作家。
美国电影童星秀兰·邓波尔，没有像凯瑟琳·赫本那样，到了耄耋之年还因主演《金色池塘》而获奖，邓波儿长大以后改行进入政界，一直活跃在政坛，最高要位达到了福特总统的礼宾司司长。
美国著名偶像派电影演员施瓦辛格息影之后也改行进入政界，最终被当选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但是由于他出生在奥地利，根据美国宪法，非出生在美国的公民是不允许竞选总统的，否则他还会竞选美国总统。
美国原总统里根，曾经是个三流电影演员，他自知自己的才华在政治方面，便改行进入政界，历任加利福尼亚州长和第40任美国总统，是美国历史上惟一电影演员成功改行为总统的人。
第四种情况：责任驱使，大胆的改行。
鲁迅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因病逝世，他痛心疾首，立志学医。在日本留学学医时，拜师在藤野先生门下，无论是日本的邻居和房东，还是尊师藤野先生待他不薄，但是在每次电影教学课的结尾时，总要播放半个小时日俄战争中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悲惨镜头，而屏幕上围观的中国人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尤其是此时除了鲁迅一人以外，在场所有的日本学生欢呼喝彩，鲁迅实在忍无可忍，他发现解救中国的还不是医学，中国人的灵魂最需要解救，于是决定弃医从文，以借口改学生物学，婉言离开了藤野先生回国，从写第一篇《狂人日记》到最后逝世，他成功地改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第一人。
我放弃英语，从58岁开始从事中文写作的第三次改行也有类似情况。58岁之前两年出了两本英语专著，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英语自学、教学和著书立说，我发现英语没有多大的思维空间，有人劝我搞笔译，我很不情愿，我自知自己是个一向有独立见解的人，不如自己写，而不是翻译别人的思想，但对自己的写作能力又很不自信，所以明知自己是个很有思想的人，但多年不敢轻易动笔写作。四年前一个偶然的机遇，写了些东西，效果还不错，便一发不可收拾，我既有把自己的想法通过散文、杂文和小说都写出来的欲望，又有追求自身价值的社会责任感，于是在我58岁年过半百时，决心改行放弃英语，全力以赴从事文学创作，我既没有成名的野心，也没有获奖的雄心，只是想发挥自己的能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真正做点儿对社会有用的事情。
蓝极速变奏
2002年6月16日早晨，我像往常一样，一早就带着书和电子词典，来到大院“青年园”西南角的一个石桌旁坐下来晨读。因为夜里下了一场大雨，早晨的空气格外清新，湿润的土壤散发着沁人心脾的味道。石桌旁边有一块空地，院里有几个养鸟的老人，每天早上都要拎着蒙上蓝布套或不蒙布套的鸟笼在这块空地上聚会几分钟，可是那天早上这块空地上多了几个不是遛鸟的人，在议论着死了几个人的事情，有的说是四个，有的说是五个，这样的事情我哪能袖手旁观，自然上前打探，原来是院里的蓝极速网吧那天夜里失火死人了。我立刻想到半夜被雷声惊醒，一看床头柜上的闹钟是临晨不到三点，然后是一声接着一声震耳欲聋的雷鸣电闪，虽然我不相信雷公电母，但这样震撼人心而且频繁的霹雳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遇上，心里还真有几分难以言喻的恐惧，没有想到失火的时间正好就在这段雷雨里，为失火事件的悲惨增添了戏剧性色彩，可谓无巧不成书。
蓝极速网吧设在大院小区的一个二层服务小楼里，楼下是小超市和小饭馆，还有理发店，蓝极速网吧在二层楼。出事的当天下午我骑车路过现场，服务小楼已经被警察用白色的布条围起，网吧的窗户和窗户上方都被火焰熏黑了。我向一个临时保护现场的公安询问才知，当场就烧死24个人，有一个送到医院没有抢救过来，总共25条人命就这样被大火吞噬了。听到了这样大的死亡数字，我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和我听到的数字大相径庭。这样大的一次性死于火灾事故的人数在北京市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所以当时的北京市长也来到大院亲临现场视察，石油大院的蓝极速事件一时间家喻户晓，妇幼皆知，几乎人人都在谈论着。
据说第二天就被海淀区公安局破了案，原来是一起纵火案。警察进入现场后闻到了汽油味，就可以断定是蓄意纵火，调查了附近两个汽车加油站，果然有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到一个加油站买过一小桶汽油。警察顺藤摸瓜，发现作案人一共是三个，两男一女，两个男孩儿都是离异家庭，两个父亲因吸毒和斗殴都被判过刑，两个男孩都是十三四岁，相同的不幸经历使他们住到了一起，也根本不上学，和另一个比他们大七八岁的女孩儿混在一起，这个女孩儿父亲也是因蓄意杀人被判了死刑的。两个男孩经常向女孩要点儿钱上网吧，后来北京市规定未成年人不得进入网吧，两个男孩为了进网吧和老板发生了争执，肆意报复，就向“大姐”请示烧网吧，“大姐”同意了。一个男孩儿到汽车加油站买了一小桶汽油，另一个男孩儿白天趁老板吃饭不在溜进网吧，把汽油洒在地毯上就跑了，上网的人半夜用吸烟来提神，将烟屁扔在地毯上引起了火灾。
蓝极速网吧24小时营业，夜里上网便宜，很多人就喜欢夜里来网吧，所以夜里的人比白天人还多，但是老板夜里要睡觉，每天老板晚上一下班就把网吧从外边用“铁将军”守大门，任何人无法出入，窗户也都像监狱一样安上了铁棍，所以一失火，可就真成了“铁窗烈火”，想跳窗户都不行。一日，我在理发店理发时，理发师给我讲述了那天夜里发生的一切：半夜两三点的时候下起了暴雨，雷雨交加，在霹雳中听到网吧传出了呼救声：“快来人救命啊！我们都是大学生，我们不想死！”网吧里所有的人都集中到南北方向四个铁窗跟前声嘶力竭地拼命喊，理发师醒来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顺手绰起能够使用的工具从自己屋里冒雨跑了出来，雨地里看见旁边家属楼外也有一两个绰影，拎着家伙事儿朝服务小楼跑来，几个人费了半天劲好不容易把门窗破坏，才不至于所有的人都被烧死和熏死，但是毕竟耽误了不少时间，还是有25个人没等到获救就毙命了。
死于非命的这25个人，几乎都是对面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其中有一个是我单位一位退休职工的长外孙，是他从小一手带大的，老人从外地回到北京家里，听说外孙被烧死了，没两天就突发心脏病猝死，和他的心肝宝贝外孙到九泉会面去了。那个“大姐”被判12年徒刑，两个“小弟”因不到17岁，好像被“工读”了。
“蓝极速事件”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北京市所有网吧都被强令停业整顿。大院里的这个服务小楼的其他部门虽然还营业了一两年，最后连这个凶多吉少的二层小楼也被夷为平地，种植了花草树木。刚开始的头几年里，每当我经过，总要想起这桩耸人听闻的往事，好像那些鬼魂还停留在这里徘徊。后来时间一长，即使路过也没有了任何感觉，蓝极速网吧就这样被人们渐渐淡忘了，但是被上帝提前接到天堂的这25位幽灵和“蓝极速”三个字却被人们永远记住了，尤其是那三个破碎的家庭酿成了三个失控的青少年的悲剧，不得不引起全社会广泛的警示，特别是身为父母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