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阴差阳错没有爱情的婚姻双方，要牢记彼此的责任，更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不到忍无可忍（婚外恋除外）不要迈出离婚这一步，正如老百姓所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亲。”还是顾全大局，否则安娜的下场足以警戒了，尽管时代不同，但婚姻的内在规律和因果道理是不变的。
总之，“一见钟情”的背后是什么？是风险。俗语说：“出水才看两腿泥。”婚姻可不是儿戏，“一见钟情”如果是婚姻的敲门砖，那这扇门有可能是人间天伦之乐之门，更有可能是地狱之门，而且往往祸不单行。
美德有用吗？
曾经有人对我说：“美德只是对别人有用。”
我认为提出这个观点的人头脑过于简单，因为睿智的人从小都很敏感（比如孔融让梨），他们很小就能从书本上和周围环境的教育中懂得自私是耻辱的，久而久之就养成了处处首先替别人考虑的好习惯，即一般意义上的先人后己的美德。其实品德的美与丑的问题就是道德底线高和低的问题，不同高度的道德底线决定了不同的习惯而已，而习惯只有好坏之分，没有有用无用的问题。比如，谁都不可避免地要上厕所，从小就形成了该进哪个门的习惯，无须思考是否有用。这是一个法则，遵守了就有美德，不遵守就没有美德。如果从小就没有能力养成好习惯，自然就没有美德，在复杂多变的物质社会中必然表现为程度不同的重利轻义、见利忘义，甚至利欲熏心。
人的品德好比池水。养鱼人的池塘水不能太清，因为“水至清则无鱼”，所以至美的品德往往都是痛苦和孤独的，这也很正常。但是开游泳馆的人必须保持游泳池水的清洁，否则就招不来游泳者了，岂不变成“水不清则人不游”吗？所以水需要清洁还是不清洁，完全取决于水池用来做什么。每个人的人生思想体系是什么，生命价值的取向是什么，决定了是否培养自己的美德，或者说是否应该培养自己的美德。
就拿腐败分子赖昌兴来说，他的人生就是贪污挥霍，美德对他来说就没有丝毫用处，反而会妨碍他的人生，否则它就不可能在加拿大挥霍20年后被引渡回国入狱并遗臭万年。焦裕禄书记如果没有献身的美德，哪来的焦裕禄精神，穷山恶水中的农民群众也许永远无法摆脱贫困。
说到底，美德是否有用还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只要将人生观把握住，就知道是否需要美德了。
说路
人生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社会的路是人工铺成的。
人生的路虽然是自己走出来的，但大多数人都是踏着前人的足迹往前走，只有少数人另辟蹊径、披荆斩棘开创自己的路。社会的路虽然是人工铺就而成，而且一般来说都是宽阔的“柏油马路”，但毕竟深度是有限的，人生要向纵深发展，必须要有勇气和毅力，在“柏油马路”达不到的地方走自己的路。这路也许是有人走过的羊肠小道，也许是无人问津的荆棘杂草，只有走过了这些路，才有可能完成一条真正艰苦而幸福的人生之路。
在当今舒适的物质社会中，由于物质生活的诱惑与攀比，再也不可能有生产力落后的古代仗义冒险刺秦王的荆轲出现，也不会再有物质困乏年代舍生取义炸碉堡的董存瑞出现，因为人们爱上了优越的物质生活，把曾经的精神追求全然抛到九霄云外，否则就不会因道德危机而出现了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八荣八耻”。由于绝大多数人都深深爱上了物质，人生的路不但越走越雷同，而且重利轻义、见利忘义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明目张胆。
尽管如此，还是不能说明社会和人们都堕落了，不是照样还有见义勇为的人层出不穷，不是还有那么多乡村最美医生，克服种种艰难困苦为乡亲们坚持看病数十年，不是还有那么多基层好领导好干部，比比皆是。有人说这世界充满了光明，有人说这世界本来就是黑暗的，而我说，不管天地如何轮回，太阳如何落下又升起，人类社会永远是24小时一天，有白昼也有黑夜，只是随着季节的更替，有时白昼长，有时黑夜长罢了。
可见光明与黑暗永远并存，即使在“冬至”白昼最短的日子里，也会有人冲破黑暗，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毫不顾及他人是怎样说和做的。
蜡烛的启迪
打开专门摆放父亲遗像的五屉柜的抽屉找东西，一把蜡烛在尘封了几年后，又被我看见了。这一大把大约十几根的蜡烛，是大约二十多年前住在旧楼时，也许是因为附近搞基建受影响，晚上经常停电，而我那时正在攻读英语，一天都离不开亮光，所以索性买了一把蜡烛，没有用完就不怎么停电了，六年前搬家时，尽管已经二十多年几乎都没有停电了，也许是对亮光情有独钟，更何况人都学会了未雨绸缪，自然就把这一大把蜡烛又都搬进了新房子里。
蜡烛是很容易让人引起感想的物体。由于中国特定的国情，中国人对蜡烛的使用是相当熟悉的，尤其是“文革”期间，不但学校停课，工厂的工人们也无例外地被卷了进来，特别是“武斗”的时候，派性把工厂搞得也相当乱，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生活物资短缺，也造成了严重的断电。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请我到她家品尝她奶奶做的宁波味小蛤蜊，奶奶正在厨房准备，她神秘而骄傲地把我拉进奶奶的房间，打开大壁橱让我看。那个大壁橱的结构和现代的很不一样，体积很大，只有右侧和上端有木板隔，左侧的大部分空间都是空的没有隔板。壁橱里的存货让我瞠目结舌：一个八仙桌一样大的铝质洗澡盆里，长条黄色的洗衣肥皂堆成了小山，估计至少有五六十条，旁边一个木箱里，装满了蜡烛，怎么也有一百来根。那天宁波味的小蛤蜊味道的确不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小蛤蜊，但这一大盆肥皂和一箱蜡烛也够耸人听闻的，所以当我后来听姜昆的相声里说那个年代用洗澡盆储存酱油时，也许很多人都觉得他是在夸张，但是我真的相信，那个年代的事情就是这样荒诞。由此可见中国人对蜡烛非常熟悉而且感情深厚是有历史渊源的。
我很喜欢蜡烛一方面是因为可以在停电的晚上学习不受影响，更重要的是因为自我牺牲的蜡烛精神。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寻找光明是人类的本能与天性，而蜡烛好像懂得人类的天性，总是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毫不吝惜地燃耗自己的身体，因为它懂得，它被燃尽了，一定还会有第二根、第三根蜡烛接替它的工作，接替它的牺牲，只要有人类的存在，就永远有点不完的蜡烛，因为人类离不开光明，尤其是在阳光暂时离开大地的黑夜中。
蜡烛对于人的要求很低，不用的时候，只要背阴存放，不管放多久，既不会馊也不会臭，多少年以后，只要需要，一根火柴划亮，烛芯点着，将蜡烛拿起横放平燃一会儿，两滴“蜡泪”流在台子上，再将蜡烛立直，轻轻放在“蜡泪”上，它就再也不需要人去呵护，只要火种不灭，它就永无止尽地烧下去，烧到流完最后一滴“泪”。
人类社会中，自我牺牲的蜡烛精神始终贯穿在人类悠久的历史中。尽管马克思的认识和学说受到了历史的局限，但是他为了人类光明的未来，没有任何个人名利的追求，呕心沥血，倾心研究哲学和经济学，最后死于贫困，虽然西方学者认为真正属于马克思自己个人对人类的贡献只是“异化”理论和他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但他的确是一个像蜡烛一样“燃尽生命烛照黑暗，身边却没有取暖之火”的蜡烛精神的典范。列宁的哥哥姐姐都是因刺杀沙皇未遂被捕处死的，而列宁从青少年时代就处处以哥哥为榜样，尤其对于哥姐的自我牺牲精神更是铭记在心，才走上了献身革命事业的道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女英雄卓娅，面对死亡毫无惧色，在西伯利亚寒风凛冽的严冬，德国鬼子让她只穿一件衬衣，走在寒风砭骨的雪地中几个小时，她毫不畏惧，最后被绞死在绞架上，仅仅只有十九岁。美国总统林肯说过：“为真理而战，死也光荣。”美国南北战争进行了一年半时，林肯为了维护联邦政府的统一，避免分裂，发布了《解放黑奴宣言》。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南方军队李将军一边投降一边派刺客，企图用暗杀手段捣毁以林肯为首的联邦政府，只有林肯一人遇刺身亡。他真正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并用生命捍卫了国家的利益。
由于中国的民族特点，自我牺牲精神的范例就更是世世代代层出不穷。秦朝刺杀秦王的传世英雄荆轲；南宋的自断臂功臣王佐；南宋末年宰相文天祥，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荡气回肠、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不朽诗句；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不但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名句，更有在法场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直冲云霄的呐喊；辛亥革命时无数为救国救民的勇士，置生死于不顾而捐躯。
上海“四一二”后，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落入蒋介石之手，写下了闪耀着人格魅力和光辉的不朽诗篇《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懂得，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火冲腾，将我和这活棺材一起烧掉，我愿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大气磅礴、回肠荡气，怎样崇高的思想境界才能在这样艰难困苦中写出如此伟大的诗篇。
一介书生瞿秋白，曾是中共高层领导，由于受到排挤，长征时被留在了敌占区，被捕后，并没有因为被组织抛弃而变节投降，继续坚持心中的信仰，被枪毙时，敌人让他背过身，他却勇敢地迎着子弹倒下。
中国更有许多巾帼英雄：辛亥革命时的秋瑾；抗战时期的赵一曼；铡刀下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刘胡兰；重庆渣滓洞竹签穿十指的江竹筠；为保护国家财产，与歹徒拼死争夺钱箱而失去双臂的向秀丽；“文革”中被割断喉咙迫害致死的张志新。都说正因为女人的温柔与善良，才会同时又具备比男人更有韧劲的勇敢和坚强。
这些英雄人物中，有的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有的是为了推翻腐朽的王朝，有的是为了正义和真理，有的是为了革命的信仰，他们前赴后继，敢于牺牲，但归结到一点就是两个字——气骨。这也正是马克思曾经说过的“成熟的异化”的表现形式：为了维护精神而放弃了物质的追求甚至生命。而另一种是截然相反的“异化”形式：为了物质和利益的贪婪而丧失了人性。这些“成熟的异化分子”都是被没有人性的另一种“异化分子”摧残致死，然而他们虽死犹生，他们的精神万古流芳。他们有的年纪轻轻就命送九泉，但是他们的精神和灵魂却在世上能活百年，甚至千年，用他们的铮铮气骨，教育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后来者。
“蜡泪”永远不停地流着，蜡烛永远无私地燃烧着，为了全人类的光明，蜡烛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而这光明就是永不磨灭的——人性。
人生的哲学
一、事业心与纯真
欧美哲学家把追求物质世界的人归为“外向”人，把追求精神世界的人归为“内向”人，这两种人对事业心的理解完全不同。
“外向”人把对金钱和地位的无止境的追求欲望看成是“事业心”，而“内向”人则把努力实现自身的存在价值、为社会创造价值看成是毕生的事业，这两种事业心是决不能等同的。“外向”人的事业心的确不是靠纯真能够实现的，他们必须工于心计，还要不择手段才能达到目的。而“内向”人的事业心，如果没有纯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内向”人的事业心，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领域里，如果没有一颗纯真的童心和一定的思想境界来支撑，他（她）就绝对达不到事业的巅峰，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多少本来很有才华的人，就是由于物质世界的腐蚀而失去了童心，在物质利益的引诱下，半途中荒废了事业，开始追求金钱和地位，让人恨铁不成钢而痛心疾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纯真绝对不仅仅是物质生活优越一个原因造成的，造成纯真的原因很复杂，归结起来有四个原因：第一是内因——善良、正直的天性，第二是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第三是优越的物质基础，第四是生活圈子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四个原因缺一不可，生活优越的环境中层出不穷的败类大有人在，贪污腐化正是出自生活环境最优越的那群人中。
“内向”人的纯真，是他们追求事业的必备条件，没有纯真则将一事无成，也正是他们可贵的优点，但是一旦他们进入到“外向”人的领域，当然就成了不能被饶恕的缺点和罪过，因为“内向”人的纯真与“外向”人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而“外向”人游刃有余的唯利是图，也正是“内向”人最憎恶的缺点和罪过。所以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二、价值观与幸福观
西方哲学将价值观大体分为三种，三种价值观相距甚远，生活态度也就自然大相径庭。
第一种是快乐主义，这部分人占绝大多数。他们也奋斗也努力工作，但是仅仅是为了多挣钱享受生活带来的乐趣，在哲学上属于非生产型的一类，他们的童心已随着世俗的影响完全消失了，他们没有能力从历史宏观的角度来审视自身的价值，直到临死之前也不去想自己生活的目的以及生命的价值，只把人生看作是一次漫长而不知目的地的旅行，在旅途中克服种种艰难和意外，同时也享受着旅途的快乐。
第二种是功利主义，也是极端利己主义，这部分人是极少数人，而且往往生活在社会的阴暗处，见不得阳光。他们把人生看作下棋比赛，满脑子都装着比赛的规则，在他们的字典里只有四个字——成功、失败。他们工于心计，老谋深算，为了达到成功的目的，不择手段，残酷狠毒，完全忘记了世上还有道义，在哲学上也属于非生产型一类。他们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人，背弃了人性，走向了人性的反面，属于原始性的异化。
第三种是存在主义，这部分人也是少数。他们一生都在奋斗中求索，满怀希冀地在人生中寻求实现自身存在价值的途径，努力寻找或正在寻找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正确位置，为此他们或许为了精神追求牺牲了个人安逸的生活，或许为了信仰牺牲了生命，他们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人，但是这种异化不同于原始性的异化，他们是完全成熟性的异化，哲学上属于生产型的一类。
这三种认识就好比一只橄榄果实，两头小中间大，功利主义和存在主义都属于少数人，而快乐主义是中间的绝大多数人。
幸福观与价值观有着直接的联系。“外向”人的价值观就是把金钱、地位、汽车、房子看成幸福，而“内向”人把自身价值的追求过程看作是最大的幸福。中国声乐之母周小燕女士曾经说过：“幸福只属于有理想，有追求，有爱心的人。”我的理解是：真正的幸福只属于为社会、为他人付出的人，而利己主义者是永远得不到真正幸福的。
三、同样的磨难造就不了同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