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真善美乃与客体化为部分生命内在过程的现象合而为一。在这过程的结构与意义上，这种现象若不伴随深刻的变化大概不会发生。因为生命经过内在的自我沟通才能成其为生命，能源与物体才会在生命中交会，希冀平衡。然而，若不以一个整体来了解双方，平衡就无法达成。因此，生命与自己有了关系，并在生命本身中获得别的结构，而在内部产生出新的深渊、包容力很大又持续不断的能源。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生命整体就能在细部显现，向细部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才可能有信心或采取一种姿态；性格或人格也因此才能显现出多样性的活动。客体在生命过程中联合为一体，才能获得更高层次的新形态。生命并非已知现实的显现与借用，而是已知现实的升华与创造。换言之，生命不是为了认知世界，而是为自己创造世界。
这样，生命不仅面对外界，也面对自己。生命创出精神王国。互相结合而生的另一动向产生了一个内在世界；这内在世界因原初状况完全倒转而成为一切知识活动的出发点。这世界不是私有世界，因为真善美并非分别具备。我们住在共同世界中，所以个人所获的成果对全体都有效，是属于全体的。新世界的伟大就在这一点上。个人中的新生命有普遍性；而且，在追求这生命时，人逐步认知真正的自我，而放弃受限制的出发点。仅谋自我保存、满足的程度会逐渐减少如果我们更接近去看生命的开展，反复思索生命所具有的能源与形态、生命所引起的完全倒转、生命所带来的新课题，就绝对不会怀疑生命只是追求喜悦与快乐的想像产物；生命显然是现实的新水平，会给人类带来新生活。向新目标趋近、展开与现实较深的根源性关系、无限生命向现存在的移入，这些都不单是人的创造。人甚至不能想像这些东西。我们一定有来自宇宙的生命推动力，生命推动力给我们一种力量，让我们参与宇宙活动，将生命导入具有自然现实性的世界，并为现实而战。若不依据宇宙的动向，我们热切的希望决不能获得牢固的基础与方向。如果现实的整体不存在于其本身，不存在于内在动向中，我们的生命大概就不能存在于自己本身，也不能提高自己。
人的重要性与人生的紧张在这变化过程中扩展得难以测计。起初，人是属于自然层次，现在人已提升到现实的新层次。在此，人都依整体所具的能源活动。结果，人不再是既存秩序的一部分，而成为各种不同世界追求进一步发展时交会的舞台，不，甚至超过了舞台角色。因为，世界动势如果漠视人就不会发生，但是没有人的决断与行动，世界也不可能在舞台上显得生气蓬勃。就像限制与自由、极限与无限在人性中合而为一一样，人已统合整个世界。世界不再存在于人之外，已随生命整体性的扩大，成为人类自身的真髓。
理想主义所以能揽住人心乃在于生命的自我实现。而且，即使自然本身不变，人的精神生活也只有与自然不断交往，才能发展。可是生命的目的在于生命的自我实现，并将努力集中于实现自我。可是，理想主义与自然主义不同，不是借自然来了解精神，而是借精神来了解自然。
这两种主义所以不断发生新冲突，原因是新世界尽管来自我们的精神根源，但也只有在必然产生出新纠纷种子的不断抗争中才能获得。不仅个人为了拥有这个世界必须战斗，整个人类为了以更清晰的形态掌握这世界，也必须战斗。这形态并非唾手可得，必须由我们自己去发现、实现。历史知道许多试图达成这目标的事例，可是迄今仍然没有一个人贯彻到底。我们起初只会模模糊糊分别体验精神的世界。因此，我们的课题是给这个精神世界相当请晰的性格，使世界变得舒适安全，以获取涵盖性的形态。现在，站在历史的顶俯视，人类已经企图统合涵盖整个存有，取得形体的生命。这种努力在第一个大波涛涌起时似乎已经成功了，但不久就有了阻碍，阻碍越大，生命就越不能符合既定的标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甚至个人的行动也脱离了预定的框架，因此在积极创造与各因素互相调和的时代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批评与崩溃的时代。于是，追求生命全一性的态度便朝向新的统合。这样集中与进展的时代交互出现，都有益于丰富人生的精神内容。过去的业绩往往被评估得很低，为了要保持精神上的昂扬，这种愿望经常通往新的努力。耐心追求目标，不断进步，以获取无限的过程中，表现了人类惊人的伟大性。
从希腊时代以来，欧洲文明已如实地表现了此一过程。希腊时代的生命在颇具威势的能源（精力）中含有普遍的重要性。希腊时代的生命开始倾力整合我们存在的范畴时，成为其活动源泉的就是希腊人所具有的能源。整合是由艺术，尤其是美术引起的。这种整合是文化纷然多样的衍生物的出发点。科学意图确认宇宙的永恒技巧，而这技巧存在于变动不已的混乱现象的背后。谈到行动，这是指把国家变为井然有序的艺术活动。因此，个人必须使精神内含的多种能源和欲求完全调和。经由这种努力，生命的完美典范才能成立，活动才能普遍苏醒。冲突发生时，则涵蕴着坚实的均衡。这些成果都与永恒的进步相连接。可是，人类并不知道就此止步，生活经验又产生出更大的工作，使对比显著化，而孕生出这种生活经验无法解决的矛盾，由于唐突而又急速地设定目标，所以精神显然无法充分利用这目标来测定其深度。这整体性已假定：知性直接出现于人类生活中，拥有难以否定的力量。到了势力衰退的时代，知性的出现受到了阻碍，崩溃的时代于焉开始。种种因素分化为许多不同的方向。这时期尽管呈现了一切否定面貌，却仍是新统合的准备期；而且，这种统合先出现于基督教。就基督教而言，整个现实皆从属于道德理念。因此，生命纵使采取各种不同形体，依然从属于道德义务。然而合并思考人类的道德弱点和此世中道理的匮乏时，就必须从那超越人类的秩序获取解决这类课题的力量。于是，依据道德而来的整合也就带有宗教性。并影响及于整个生命领域。这种精神的集中与深化生命有关，纯粹内在世界因此而生，精神对自然的绝对最高权力第一次确立。
这种生命在今日世界依然适当，但是其固有形态在进入现代以后，越来越遭到强有力的反对。充满崇高精神的新型人物知道很难发挥自己的力量，同时觉得对宇宙文明的企待已被闭锁于道德和宗教的整合中。这种企待是想用同样的爱包含生命所有支脉，新整合遂由此而生。整合的基本理念是谋求所有能源的无限开展，而目的则是提高人类的生命（或生活）。这冲动也震撼了沉睡之物，绵延不断的发展不仅影响自然，也影响人类自己。赋给人类特征的就是那虽受自然制约，仍借精神力无限提升的能力。生命从所有方向向我们拥来，更深密地渗透到存有的所有支脉。可是，在我们的精神深处和知性活动顶举，新的怀疑开始抬头。首先，我们怀疑，整个生命领域是不是真的往上提升？这种动向不会形成无法应付的新问题和纠纷吗？另一方面，解放所有能源时，也会发生这种疑问：难道不会因此唤起激情，使各种对立醒目，威胁到我们的存有所具的健全精神吗？即使能够压制这种怀疑，其他更大的怀疑也会慢慢抬头。这疑问就是：即使把能源变为绵延不绝的活动，也只是消耗生命，而不知道是否能满足灵魂。因为静止状态本是采取平衡时的较好状态，如果运动在这静止状态中无法采取平衡，生命内含的可能性便会消失。我们已经不能把任何内容分摊给生命，这只是对遥远彼方恒常而激越的憧憬，既不会同归自己，也不能形成自己。如果今曰的真理为别的东西所取代，我们就会被投掷到茫无边际的相对主义中。无休无止勉强前进的活动并不能防止日益增大的空虚，也不能防止自觉空虚于未然。技术尽管在其专门领域中大有斩获，人在其存有中却似已衰颓。充满了力量的特殊人格大抵也逐渐消失。
我们明白整合现代生活所含的极限与缺陷后，立刻就不相信它。旧秩序崩溃，各种对立似乎再度强有力地展现。自信十足的活动也让位给烦闷不乐的反省。于是，我们再度从积极活动的时期进入批评的时代。
于是，生命（生活）丧失了支配性的统一和中心，外在世界的变革获得辉煌胜利，生命的平衡已明显丧失，外在的成功逐渐横行无忌。由于获得的成果，我们忘记了孕生这成果之力。教育由外向内推动，但中枢能源已经不能面对泉涌而来的外界。因此，到最后，人遂被视为环境的产物，在这环境中，自然主义向精神发挥了力量。而且，我们清楚知道，自然主义有表现特异处境的根据。然而，正由于我们了解自然主义，所以坚决相信，这并不是人类经验所有的全部真理。
只有人的存在不再萌发新的能源与目标，把人拉到自然层面的意图才会成功，可是，在知道显示现实的新层面，以促使知识活动成为可能之后，我们已经无法轻易同归自然。新的现实也许会暂时忽视人类，但在人的精神中，亦即在苦闷、怀疑、犯错中已埋下了历史的种子。甚至在否定层面上，历史也视人为远超自然水平的存在。而且，自然主义所以能够明显看出，是因为自然主义恬然从理想主义借用了许多东西。如果借用品消失不见，不能不依靠自己所有的话，自然主义的不匀称面就会显露出来。而且，对理想主义强烈的企盼和探索生命新整合两者相辅为用后，就会产生出对生命浅薄看法的决定性反对意见。因为丰盈的内在世界以及在生命本体中探求生命实存的强烈新愿望，如果不能回到以前的领域，就不能满足。以前的生命整合也许有不灭的真理，可是如果这真理果真内含了终极的真理、对这可怕的冲击和生命整体之丧失自信将如何解释？我们曾反复思索现代带来的深刻变化；也认识到人和环境已结合得很严密，而且环境相当重要。同时，我们也看到欲将存有完全理智化的努力遭到大障碍，感觉到人本身和知识生活的要求之间有极大差距；同时知道要把握人的知性创造活动，就必须修正我们对人类的意象。我们已经没有希望一击之下推动整个存有，首先必须努力形成生命的核心，稳固它的基础。之后，我们必须平等地与环境战斗，逐渐侵入环境中。现代的新洞察与课题似乎已被这努力充分利用。人类的安宁得益科学甚多，势必会有很大的进步，只是我们不能在一般的感觉形态里同化这些新因素。我们必须抽离出真理之核，这只有在我们所经验的历史脉络中完成。导引人类的信仰不管是什么，都需要能虚心观察时代的变动，但是，所谓虚心未必是指随波逐流。
要复活理想主义，当然必须面对许多困难与障碍。但是，这工作绝对需要，不能逃避。人一旦抵达自己的内部，就不能加以放弃。而且，为了满足这个要求，人必须发挥他的力量，使用独创的一切事物。既然已躲开自然生命的脚镣，人大概就不会再心甘情愿地套上去。一旦能独立活动，想必不会再度做拥有奇异力量的玩具。既然已涉足宇宙和无限，想必不能再回到自然性存有的局限中。与世界发生内在关联的欲求一旦产生，外在的关系再也不能满足。因而，在所有方面都萌生了意欲超越自然主义的冲动。
从我们这时代特有的经验与必要性产生了恢复理想主义的强烈要求。工作不断扩大，加上为了活下去所做的努力，使人生的意义显得朦胧，并从人生中剥夺了它的主要目标。要是没有精神的强力集中和激扬，我们大概没有希望夺回这个目标。色彩缤纷的现代生活已呈现出衰老的征象，也显露出对返老还童与纯粹独创的强烈冲动。如果人完全受自然过程所具有的必然性左右，这冲动难道不是很无聊吗？精神活动常受无聊的兴趣包围，有时还隐藏其中，我们能否阻止这种蒙昧主义，极为重要。如果我们能够，那就要有结合人群、提高士气的目标，否则就会受制于无聊的事物。目前，这种事例极多。在混乱的日常生活中，高低、真假与精纯虚假几乎无法清晰分别；既无鉴别力，以分辨有实质价值的东西，也无力去认识伟大或使人类生活充实的事物。我们必须区别麦粒和稻壳；而且必须在集中性的行为中集聚时代所给予的珍美之物，亦即集聚善意与牺牲精神的财富。结果，这些东西必会成为共同努力的目标，给予生命活生生的价值。可是，如果没有生命的内在完成，以超越个人的不安定，提升人类，我们怎能完成这种分离和整合？
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抗并非只限于生命的外表，在个别的领域里也可看出反映整体信念之物。满足于既有的贫困生活，只谋改善其部分；或者相信宇宙的提升而加以鼓吹，并与他物分离独立，进而对此动向有所贡献，又能发现新目标，发掘新能源，这两种态度有很大的差异。兹简单加以叙述，文学是最适当例子，自然主义不承认文学有内在独立性；或者不许有文学本身的主导权，因为，如果文学只是时钟的指针，就只能如实摹写、记录事件而已。由于记述印象，也许可以使人更了解那时代的欲望；但这种文学会阻碍创造性，对提高人的内在自由与人性不能有所贡献。同时，这种文学必然缺乏动人的力量。因为动人之力必定随心灵的动向与高扬而生。如果承认文学可能决定性地转换人生，也就是说文学可能将人生提升到更高层次，又如果认为文学有责任去帮助提升人生的层次，那么，文学的角色就完全不同。这时，由于文学表现并导引人类精神所产生的事物，才对构成生命、领导时代有所助益。文学因为描绘出时代混乱的简单轮廓，把知识生活所具的重要问题展现出来，陈述其重要性，才使不明显的事象变得明显、确实。而且，文学能够向我们提示永恒的真理，将生活提高到超越日常喧嚣烦杂的绝高处，并支持生活在黑暗中的人的求生信念。阿弗列德·诺贝尔设一个奖，给文学以荣光，至此，文学才能扮演他理想中的角色。
因此，我们想把我们对理想主义所抱持的信念和在历史上所经验的一切事象相符合的形式称为理想主义，实有明显理由。这种意图如果不能视为个人的必要事象，不能看成借智慧以保持自我的行为，决不会成功。明朗、勇气和信心只有从承认自我的必要性中萌发，不是从追求迂远目的的态度中产生，而是来自对生命（生活）的深刻信赖。这生命已在我们的内在活动，并使我们内在地参与伟大的现实。由于我们对生命的信赖，才能克服大障碍，确信自己会成功。
只有相信而毅然付诸实施，神才不会从背后推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