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疑问之一就是今天要讨论的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显著差异。这两个用语，古已有之，但其意义却朦胧难明，因而产生了严重的误解。然而，只因为怠惰，我们还是勉强使用这种流行语辞，即使不太妥当，这两个用语的背后，仍掩盖不住明确分辨人性的大差异，这差异跟我们面对整个现实的态度和支配我们生活的工作有关。换言之，即与下面的疑问有关：人是不是受自然左右？人在本质上到底能不能超越自然？人与密切不可分的自然之间，有极紧密的关联，这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是，人的整体存在、行动与痛苦是不是受这种关系左右？或者人是不是还有另一种导引人类进入新现实领域的人生？这问题过去曾一再讨论，现在依然在激烈论战中。前者表现了自然主义的立场，后者则表现了理想主义的立场。这两种主义在各自的目的与追求目的的方法上根本不同。因为，如果人有另一种人生，只是想像中的事，那就必须从我们的意见与制度中去除其痕迹。而且，我们似乎应该以人与自然的紧密结合为目标，努力使人生所具有的自然特征纯粹化。这样，人生才能恢复与不应分离的真正起源结合。可是，如果承认人的内部有超越自然的新因素，我们的课题大概就是尽可能强有力地支持这因素，让它和自然形成明显对比。在这情况下，人生在新因素中居中心位置，并从这观点注视自然。对自然之态度所显现的这种差异，已经极明确地展现于精神在这两种主义体系中所居的位置。当然，自然也与精神生活有关，而且在许多方面对人生都有深密影响。可是形成精神底层的自然性人生是外在的，不能超越自然的物质领域。其目的乃在于维持肉体的生命。人所具有的比较高等的心理作用、聪明以及应变的才能，可以弥补人类所无的能力，如动物所具有的优秀本能，——强壮、动作迅速、感觉敏锐等。然而，就是在这极端方面，生命也没有目的和内容，只是分散点的集合而已，这种生命既不会与生命内部的共同体合一，也不能构成特有的内在世界。这种生命所含的动作决不会指向内在目的，只朝向维持生命的功利目的。依其目标而言，自然主义只要人的生命合于自然的形式。另一方面，理想主义则想让人内部存在的本质面显露于外。依理想主义来看，没有共同性的生命现象，会在涵盖一切的内在世界中联合起来。理想主义同时也要求人的生命（或生活）受其特有的价值、目标以及真善美支配。从这观点而言，把所有希望都推向实用性这个目标，对人是一种难以容忍的侮辱，同时也是对人的伟大与尊严的一种叛离行为。这种思考方向不同，又互不相容的态度，看来似乎无法找到共同点，但是我们已经被迫做两者择一的选择。
由于对生命机构的观点发生变化，选择的问题也随着呈现出新面貌，因此目前就这选择来说已表现明显的分裂现象。几世纪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观看眼睛看不见的世界，并且以看得见的世界与看不见世界的相关程度来定其价值。依照中世纪的看法，人的落足点是先验世界。此世中人，只是到彼世的旅人而已。我们无法看透那世界，那世界也不允许我们有活动的自由，去完成我们的目的。在基本上，那世界也不支持我们。这样看来，自然属于人类冒险也要与之交往的较高层次的领域。培特拉尔加登上梵杜山，为阿尔卑斯之美欣喜异常，却对被造物发出了这样真诚的怀疑：这种欢喜对造物主并不公平，荣耀只能归于造物主，不该从造物主夺取这种荣耀吧？于是，他在宗教的气氛中求取心灵的平安，而寄身于圣奥古斯丁，得其庇护。
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发生变化，我们重视直接经验的世界，四周的许多事物也有助于把这个世界完全变成我们的家。科学在这动向中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也使人和自然的关系更加密切，结果不仅丰富了我们人生的某一层面，也形成许多可以深刻影响整个人生的新刺激。前一时代主观思辩的思想不能阐明感觉，也不能迫近事物的本质。自然的数学法则是喀卜勒这个天才最先加以公式化的，从发现这法则以后，还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认识自然中有一无可置疑的法则。而且，意欲看出自然本相的尝试最后还是失败，虽然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所具的力量，助益于福祉的提升，毕竟还是失败。盛行的技术开发与其说是基于优越的洞察，不如说是偶然的结果。笼统地说，人类对自然仍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差不多在一个世纪前，人类对此依然毫无所能，显得软弱无力。在那大诗人和大思想家辈出的时代，要克服自然的障碍，一定费了极多的时间。旅行一定很不方便，邮政也相当麻烦。想到这一切，由过去的历史来看，现代简直变化得难以想像。从十七世纪以后，科学与科学知识的累积变成了十九世纪丰硕的成果。由于阐明司掌自然过程的每一因素，追求萌生此一过程的基本原因，再把这一切产生的作用演化成简单的公式，并且为了结合分离的事物，导进进化思想，科学的探求才让我们把自然拉得更近、更能直接去经验。同时，进化论也显示人依存于自然。人因为在自然中把握自己，自己的本质才更明晰。
概念的变化系伴随人生的现实变化而生，技术吸收科学的成果，使人和环境的关系进入划时代的新境。在前一时代，人在此世所居的位置，在本质上是确定不变的，因而必须依照蒙昧无知的命运或神意甘心承受一切。人即使能够或希望符应自己的要求减少受害，也无法跟祸害进行公平的竞争；既没有根除祸害的希望，也无法使生活更丰富、快乐。可是，现在，我们相信，只要略为努力，就能提高生活水准，也相信理性逐渐趋于支配地位，荒谬权力导致的专制会失去其立足点，同时基于这种信念而付诸行动。人又感觉到胜利和创造的意欲。即使人类的力量仅限于瞬间，这瞬间也是绵长锁链之一环。前一时代不可能的事情在我们的时代已见其实现。我们现在已经亲眼看到非常艰难的事都被巧妙突破，进化看来似乎没有极限，生活丰富得难以测度，这对人是一种魅力，也是一项挑战。
社会不仅要少数秀异分子，也要整个人类得享技术发展的果实。基于这种社会要求，技术发展愈发明显。这要求是一全新的问题；换言之，由于需要庞大的能源，发生新的纠纷与显著的差异，今后才会产生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热情，并丰富其意义的问题。改变环境，会成为人类的生活目的。因此，人生似乎只有与事物发生关系时才实在。人类已经不需要追求高尚的目的，并为实现这目的逃往看不见的世界。
这种事实很明显。围绕我们四周的物质环境和我们跟它的关系，表面看来已出乎意外地重要。任何哲学或源于哲学的行为方式都必须把这事实考虑在内。可是，自然主义超越了这事实，因为自然主义认为，人类因为与世界互相关联才完全被限定，而成为自然过程的一小部分。这论点跟以前必须小心斟酌的论点并不相同。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事物原初的均衡因革命性的变化而崩溃以后，我们的判断很快就发生动摇，迷失了方向。由于有人无法自己处理错误和激情，事件或意见遂有了争端。同时，把事实和事实的解释分离，也成为一件很要紧的事。自然主义把某事实编入原则时，需要严密的调查。但这主义认为，人类生活整体因与自然关系极其密切，才受自然支配，从而也要与此相应来调查所有的价值。
人生极限的主要议论并非主观思考的产物，乃由分析现代动向本身而来。这动向的出现与经过表现了一种智力。换言之，即使凭智慧与技术支配自然，也只显示人仅为自然的存在而已；这样解释，已表现出一种智力，证明某种生命状况无法解释，因为人越与自然关系密切，越显示自己优于自然。如果把人看成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存大概会成为不相统属的孤立现象。而且，所有的人生都由外在世界而生，依存于和外在世界的接触，并且找不到由整体人生或美好的统一性支配的活动余地，也找不到人生内在的一贯性的正当理由，甚至会丧失一切价值与目标，实有性势必归于现实性。可是想到人类的行为，其中又含有完全不同的面貌。
现代科学并不是知觉能力逐渐增加的结果，而是与一切蕴积的知识逐渐分离的结果。一般认为这种分离是必然的。因为要从科学上把握自然，就须以自然完全独立于人的认识为前提，而古老的概念太过神人同形了。然而，除非思考不受感觉印象束缚，我们的概念一定无法清楚叙述自然的独立性，也无法经由分析与新的统合获得对自然的新观点。这种重建乃起因于欲如实观看探求真理之心与事物，以谋扩大生命的内蕴。如果思考不能从感觉独立，发挥作用，自然何以能排除偶然因素和个人观点所造成的必然歪曲呢？逻辑思考为了对宇宙有一贯的看法，乃将可直接知觉的事物加以变形。换言之，这见解已替被知觉的实有奠下观念世界的基础。人类伟大的智力意图在整体性中将自然概念化，并证明有一种现实与人类对自然的优越完全不同。由此可说强调自然的自然主义已被现代科学强有力地驳倒了，因为现代科学使自然变质为知识概念作用的产物。我们越认识现代科学的知识能力和内在结构，就越远离自然主义。
人对自然的优越亦由现代的科技加以证明，因为科学技术是在追求想像的预知、拟定计划、探知新可能性、正确的预测和大胆的冒险，以证明其正确性。单纯的自然焉能完成这类工作？
人类的社会行动也显示，人是有信心的存有物，不受已知条件全面限制，能知觉并判断所处的状况，并用自己的力量从本质上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重视物质，但所以承认其价值，并非源于它的感觉特性，而是因为物质有助于提高生活，完全支配世界。我们并不希求感觉性喜悦的扩大，任何一个人，甚或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充分发挥自己本有的能力，甚至谈到社会观念，也视之为超越个人利己主义的共同利害关系。而且，如果这观念不算是义务或特权，就不能成为现在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这观念所内含的伦理因素才使它赢得人心，吸引狂热的信仰者，克服怠惰心理。可是，单纯的自然领域就完全没有这种伦理因素存在的余地。只要有这种社会动态存在，自然主义就足以被驳倒了。
这样看来，自然主义决不能成为现代生活适切的表现方法。反之，现代生活脱离了它的起源，显示了自然主义无法认知的精神独立性。生命本身也与自然主义的解释相矛盾。环境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但单凭这件事实也不能说我们只是环境的一部分。自然主义犯了一项错误，那就是把人的精神在自然中所产生的变易归之于自然本身。这错误发生的原因乃是只注意结果，而无视于产生结果的力量。
事实显示，精神需要环境，并把它作为发挥作用的对象。在这范围内，精神依存于环境。可是，从这种关系来看，人生岂非经常遇到难以忍受的矛盾？改变环境，亦即解放知识的能源，知识的能源会加强生命意愿获得幸福与满足的要求。如果人只须与外在世界沟通，而不能回归自己，不能为自己的安宁使用努力的成果，生命难道不会狭隘得难以忍受？如果人类的生活对象仍旧寄托于外，而不能进入内心，生活本身就会显得狭隘，受到限制。对外在对象的科学探究决不能通往真正、完整而深奥的知识。只要我们把人看成低一阶的存在，就不可能有作为互爱基础的内在共同性。不受中枢神经控制，不回归中枢神经的精力决不会成为生命的本质。在我们兴奋时，精力往往会使我们觉得空虚，这是现代共同的悲痛经验。这种感觉上的空虚岂非证明：我们追求满足的内部存在着更深的深渊。由此我们面临了下列疑问：生命难道不想超越那已经抵达的遥远地点吗？生命难道不能从占有外在对象物回到占有生命本身、经验并自我形成吗？只有生命本身的动态才能回答这问题。是否正确，值得深思。
我想，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确是如此。在本质上我们的内在大都存有伟大动向，可以实现新的生活方式。要认识这点，只需把个别现象当做整体思考，正确认识这整体的重要性就够了。在这之前，我们的论点是把生命看成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能源与物体之间的某种东西。然而，事物只能从外部接触，因而内部是不可知的。可是，现在，知性活动已变成将对象纳入生命过程的作用，也深入人的灵魂，以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唤醒我们，使我们活动。例如，歌德这类艺术家的创造活动即是著例。我们把这类创造活动称之为“客观的”，但不能说外在世界已被写进未加入精神作用的感觉存在，倒不如说外部对象已成为精神的一部分。能源与物体有丰盈的关系。这些互相结合、彼此互相提升，而产生出崭新鲜活的完整实体。在这种生命中，不是精神注入物体，就是物体所含的精神发挥了作用。能源因对物体发挥作用，才丧失原初的不确定性，使这物体的性质显化。诗人有如魔术师，把语言赐予事物，事物乃能宣称自己的存在。可是，事物只有在诗人精神中，亦即在内在世界里，才会显得栩栩如生。与这艺术过程类似的事象常出现在日常生活——即法律与道德中，同样也常发生于人际关系间。起先看来有如陌路的他人，一旦与自己重叠，便进入自己的生命领域。把疏远的人化为自己的过程，在两个个体最高层次的关系——爱中表现得最为显著，因为爱把自己和他人之间的鸿沟完全泯灭。未知的存在变成了自己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我们在别人之中看不到自己的生命与存在，大概就不能爱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国家，或整个人类。另一方面，探求真理跟我们内在生命的扩大有关联，因为如果客体不存在于我们生命中，如果认知客体所付出的努力不能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存在，我们怎么会那样强烈地希望去认知客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