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共产党人”这个词汇在阿尔法所处的国家仍然具有侮辱性的含义时，他想塑造一个具有崇高道德观的老战士的典范；当然，这种道德观只有运用于具体任务，也就是说当人被视为工具而被利用时，才能对此做出适当的评价。至于那位老共产党人想要改变的社会，也自有可取之处，并不完全是分崩离析和道德败坏，这是作家——观察者在那里不难发现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一样带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而知识分子，也就是各行各业的专家的事业是使工厂、矿山、铁路、学校或是剧院运转起来。在这种工作中，他们遵循的是对集体的责任感和对职业的荣誉感，而并不是被俄国式的社会主义牵着鼻子走。可是他们的这种具有责任感的道德观却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他们的政治思想是幼稚的，而他们的习惯还经常带有旧时代的烙印。然而，最初是他们满怀激情地活动，而非政党。年轻的一代迷失了方向，缺少引导他们的领军人物，他们之所以采取恐怖行动，其实这也就是他们没有道德观念和悲观失望的表现。我和阿尔法从监狱的窗口看到的那些年轻小伙子，他们被监禁在那里，不是由于他们为了什么企图推翻新政权的罪过，而只是由于他们在战争时期曾属于反抗希特勒的地下战斗组织。整个国家到处都在围捕这种年轻人，他们的罪行是曾为依附于伦敦的“地下国家”服务。当然，考虑到书报检查制度，阿尔法不能直白地道出这一切；而是通过他描写的对这些年轻人明显的同情，使读者从中领会那些不可言传之意。正因为如此，当他无法在多层面表述事件的基本轮廓时——他的人物的行为动机也就自然起了变化。
阿尔法在他的整部作品中都充分表达了他对失败的事物的愤怒。这种愤怒之情对阿尔法和其他许多人来说都是为生存下去所需要的。早在战争结束前他所写的短篇小说中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对参加地下斗争的知识界的讽刺态度，如今在他的长篇小说的许多章节中这种愤怒却表现为挖苦对突发的政治变革的荒谬希望。而实际上知识界常以一种可笑的形式表现出的那些希望，对于工人和农民而言也并不陌生。阿尔法从来就不了解工人和农民，所以就特别容易把这种以神奇的方式脱离俄国的空想完全放在知识分子身上，认为这是知识界的特点，而知识界本身无疑并不具备与众不同的政治想象力。
这类小说对执政党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建立在以新信仰伦理对抗被战胜的伦理的基础之上的。这本书一经出版就迅速得到广泛宣传，并发行了十万册。为此，阿尔法在1948年荣获了一项国家级奖。阿尔法从此确认，自己已经跻身于一流作家的行列。某城市给他提供了一座造价极高、带全套家具的漂亮别墅。在人民民主国家，是不能让有用的作家抱怨缺少关怀的。
统治者非常清楚，阿尔法小说中的主人公并不是“新人”的典范。说他是共产党人，但这也只是从作者的一再担保中猜测出的。这部作品中描写的这位共产党人只是在准备行动，而并没有付诸行动。不难看出，阿尔法只不过是把自己过去作品中描绘过的主人公——神父的僧袍变成了现在共产党人穿的短外套。虽然阿尔法的语言概念发生了变化，但他塑造的人物形象的悲剧性和形而上的东西并没有变，尽管老共产党人并没有作任何祷告，但读者假若听到从老共产党人常常紧闭的口中突然冒出耶利米的哀歌，大可不必表现出任何惊讶之情，因为先知的言语跟他的个性是和谐一致的。阿尔法在主观上与战前没有实质的变化；他仍旧不能把自己局限于以合乎理性的行动表现出来的纯粹的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在他塑造的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出李尔王和浮士德以苦行赎罪的影子。天堂和人间仍继续存在。他所塑造的主人公与康拉德《海盗》中的佩伊洛尔也有相似之处。不过不能对阿尔法要求过高，因为他并没有加入政党，他只是表现出了对党的理解，他对从事政治暗杀的年轻人的描写多于对老共产党员的描写，这证明，他也在学习。不能过早地要求作家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时机还不成熟，他们那时还处在初小水平，因为，那时还没有使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因为这会使作家和艺术家产生不必要的恐惧；同样当时对农民也做出过这样的承诺，即在波兰永远不会推行集体农庄。
在阿尔法的小说发表数年之后，决定他命运的日子到来了。他住在自己漂亮的别墅，在一系列政治宣言上签了字，参加了各种委员会的活动，并且在全国各地的工厂礼堂和文化之家就文学问题发表演讲；这类大规模组织的作家旅行，对大多数作家来说只是一种十分痛苦的责任，但对阿尔法来说却相反，他乐此不疲，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结识了很多青年工人，了解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纠结在他们心中的问题。这也是阿尔法平生第一次真正走出了自己的知识分子部族。此外他已是位受尊敬的作家，考虑到在人民民主国家作家的崇高地位，他感到，此时他如果不是一位红衣主教，那至少也是高贵的教会教士会员。
根据莫斯科中央的计划，国家的改造正在大踏步向前发展；人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对作家们加强钳制了，于是便要求作家们对新信仰及其一切后果做出明确表态，并召开了作家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作出决议，规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必须遵循的唯一创作方法。似乎，阿尔法极其痛苦地经历了这个时刻。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巧妙方法引导作家服从党的观点，他们几乎没有发现自己已被引到了皈依新信仰的大门口，已没有退路。现在的问题是，要么突然反抗从而跌入社会的最底层，要么就走进党为他们敞开的大门。别无其他选择，那种既想讨好上帝又想讨好恺撒给他们各付一枚硬币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从没有人要求作家正式加入党，但是大家都很明白，只要接受了新信仰——那么前进道路上就不会有障碍。这种解决方法能证明人的更大勇气：加入党不会减少，而只会增加责任感。对阿尔法来说，他十分珍视自己作为受党高度评价的小说家而获得的荣誉，此时他也只能做出一个抉择。人们期望他作为一个道德权威作家发表意见，以自己的行动为同行作出表率。阿尔法在新秩序建立后最初的年代里的确曾醉心于革命。他最终成为人民作家，作品深受广大工人群众的喜爱。而他在战前所写的作品，尽管也受到好评，但仅仅发行了几千册。现在他和每位作家一样可以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他不再是孤立的了，他对自己说，不只是那些坐在咖啡馆里的少数附庸风雅的假绅士需要他，那些他在全国巡回演讲时遇到的广大的青年工人更需要他。这一切变化都归功于俄国和依附于中央的党的胜利。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作家非但应该接受胜利的果实，而且应该接受产生这果实的哲学基础。这对阿尔法来说并非易事。他因对那种不朽的悲剧的爱恋时常受到抨击。他尝试着改变自己的风格——但是，每当他所写的东西违背了他的自然天赋时，他的作品就会显得愈发平淡无奇、毫无生气，他只能一次次地撕毁自己的手稿。他扪心自问，当看到每天发生在自己周围的新的悲剧冲突时，是否还会义无反顾地将这些发生在一个巨大的集体生活中的悲剧冲突揭示出来。国家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集体，人们痛苦的原因早已异于过去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那种痛苦，人们认为这种痛苦应该大大减少，可是事与愿违——这种痛苦的数量在与日俱增。他太了解俄国了，他也太了解统治者在利用“人类素材”方面所采取的无情的手段，以致不能不产生种种疑虑。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一旦接受了新信仰，就不可能再成为一个具有道德权威的作家，而只能成为一个说教作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就不可能表现令他自己也感到痛苦的事情，而是要表现被人们普遍认为有用的东西。也就是说，从此就会有10个或15个专家要对他的每一句话进行考量，看他是否犯了纯悲剧性的过失罪。这一切都已经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了。用阿尔法的话说，他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早已是个共产主义者了。当他加入党的队伍后，他立即发表了一篇长文，论述了自己的作家生涯。这是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用基督教教义来解释的话，可以被称为一篇忏悔祷文。其他作家怀着嫉妒和惶恐之情阅读了这篇文章。他们认为，阿尔法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必须在众人之上——这也就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妒忌；他表现如此精明，就像一个斯达汉诺夫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于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展开，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实施的运动。斯达汉诺夫（Stachanow，1906-1977）是苏联煤矿工人，着名劳动模范，1935年创下一班采煤超定额十四倍的纪录。的矿工，第一个宣称，自己创造了一个非凡的超高定额的采煤纪录——这让人感到恐惧，因为，煤矿工人并不喜欢督促别人提高生产效率而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同志。
阿尔法的自我批评是有意为之的。可以把这篇文章算作作家的经典演说，因为，在这篇文章中作家以新信仰的名义批判了自己的过去。他的这篇自我批评文章被译成了多国语言，并刊登在西方亲斯大林主义的报刊杂志上。阿尔法在这篇文章中抨击了自己过去的作品，在这里他采用了特殊的妙招：他公开承认的是早已在暗中考虑过的自己作品的那些缺陷；揭露那些缺陷，至少不需要唯物辩证法；阿尔法，在接近马克思主义之前，早就知道自己作品的缺陷；可现在他却将自己所具有的洞察力归功于唯物辩证法。每一个好作家都知道，不应该用冠冕堂皇听来悦耳的大字眼和那种激情澎湃却空洞无物的概念。阿尔法在自己的文章中强调说，他之所以犯了这样的错误，就是因为他那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又明确表态说（根据谦卑的戒条），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作家，他仅仅是一个刚刚开始致力于掌握唯物辩证法的人，而唯物辩证法则是马列主义学说中的最高学说。在这篇文章中有一种令人惊诧的庄重语调，充满了目空一切的气概，这也正是阿尔法的特点。他的这种语调也令人产生了怀疑。阿尔法在批判自己错误的同时，又犯了新的错误，这是一种藏在新的神父僧袍皱褶中的自我欣赏。
如今，党赋予这位过去的天主教徒以崭新的职责，要他发表反对梵蒂冈政策的演讲。此事过去不久，阿尔法就受邀到莫斯科访问。从莫斯科回来后，他出版了《苏维埃人》一书。他一再论证说，只有苏联公民才是真正享有自由的人，于是阿尔法再次获得了冠军的棕榈枝。他的那些给中央写颂歌的同事们，尽管知道这种论断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是正确的，但迄今他们没有采用这种妙招。在封闭的文学圈子里阿尔法并不受欢迎。我之所以用“封闭的文学圈子”这个词，是因为尽管这些作家的书发行量很高，尽管他们旅行全国到各工厂演讲，他们仍被关在自己集体的住房内，被关在俱乐部，就像战前关在咖啡屋中那样。他的同僚们妒忌他的高调给他带来的成功，并戏称他为“带辩证法原则的妓女”。
对我来说，过于严厉地去谴责阿尔法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我自己也走过同样一条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路。我觉得，我们的命运之所以有所不同，是由于彼此反应上的细微差别。当我们看到被夷为废墟的华沙那一瞬间，当我们看到监狱囚犯的那一瞬间，我们的反应是有所不同的。当时我觉得，要让我把这一切都写出来是不可能的：除非让我写出事情的全部真相而不是部分，否则我不能去写。我同样感到，**占领期间在华沙发生的那些事件，用每一种文学形式来表述都是可以的，唯独不能采用虚构的小说形式。我回想起，当阿尔法在被蹂躏的城市中给我们读他的小说时，当时那可是非常“热门的话题”，我们却时常有一种奇怪而不自在的感觉。他竟这么快就利用这些题材做文章，而且处理得如此顺畅。成千上万的人在我们身边受尽折磨而死，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如此迅速地转化为悲惨的戏剧场面，这样做，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成体统。其实有时如果由于过度的激动而结结巴巴地表达一下自己的愤怒，远比说得珠圆玉润好得多。在需要表达的东西太多的时候，有一种内心的声音阻止我们表达，这时闭口不言，反倒是明智之举。阿尔法不知道这个声音，并非不可思议。只有对真理的狂热的爱，才有可能阻止阿尔法发展成为后来的那种样子。诚然，假若他那时热烈追求真理，也许就不会去写自己那部有关老共产党员和那些道德堕落的年轻人的长篇小说；他允许将自己的同情置于书报检查所规定的安全框架之内，迎合党的期望简化了他所描绘的事件的画面，同时也赢得了党的认可。一次让步带来接二连三的连锁反应，最终就变成了凡是他所说的一切在逻辑上就是完美的、自圆其说的，而且这些话不停地得到重复，但是他所说的一切就不再和有血有肉的活人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正是辩证法的奖章背面我们所看不到的东西，也就是一个人的大脑为适应辩证法的要求所付出的代价。在阿尔法的周围，过去和现在都生活着很多工人和农民，他们的许多话语尽管和要求他们讲的不相宜，但归根结底，他们所听到的自己内心的声音与作家们所听见的命令没什么不同，作家们却往往得咬紧嘴唇听从内心发出的命令：要么说出一切，要么什么都别说。有谁知道，也许应该把一个无名的农民或邮局的小职员放在比道德家阿尔法更高的位置上，也许他们拥有比阿尔法更多的仁慈与博爱和更高的道德水准。
题解：
阿尔法的原型。耶日·安德热耶夫斯基（JerzyAudvzejwski，1909-1983），波兰作家、政论家。出生于华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1年华沙大学波兰语言文学系毕业，1932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谎言》，德国占领期间从事地下爱国文化活动，战后初年曾任波兰作家协会副主席，克拉科夫、什切青等地作协分会主席。1950-1957年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后退党。20世纪50年代初是波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积极倡导者，1956年后成为激烈的持不同政见者。其作品大多反映波兰社会生活中的政治、道德问题。战前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必由之路》（1937）和长篇小说《心灵的和谐》（1938），战后出版的代表作有《夜》（1945）、《灰烬与钻石》（1948）、《金狐狸》（1955）、《黑暗笼罩大地》（1957）、《天堂的大厅》（1960）和《稀烂的一团》（1982）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