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木笼，如三层楼，故赐号贞妃，上层以备其寝息，中层以饷食饮，下层以备溲溺，云将纵之野外。今殿废，止一门存焉。又一三尾羊，亦纵之。又宫中新造佛像极多’工致绝时辈’俱分送京城各寺院"凡诸珍玩，焚化不尽者’俱市之民间，以备山陵之费"即盆卉鞍鞯诸物，亦有货者。于是知皇太后之俭德，固逾他代，抑亦抱乌号而增痛故然与？”
据宸所记，世祖崩于痘，与王文靖所记合。尤特殊者，为正月初二日，去大行才一日夜，世祖尚幸悯忠寺，观内铛吴良辅祝发，是可知《东华录》于是日始书不豫，其前实无剧病。悯忠寺即今之法源寺，唐太宗征辽东，归途经此，造寺以荐阵亡将卒，故名“悯忠”。世祖既耽于释氏，又惑于奄人。
吴良辅盖于世祖崩后伏诛。此事在清代亦微有所讳，不欲彰世祖之过，然世祖亦非爱而不知其恶，究与明代任奄诸帝不同。考清一代，最惩内官之弊，紫貂大坐褥。其后即梓宫，宫中眢御，领以大臣，谓之内府，而刑余一流，退而分女官之职，司礼秉笔之贵，缉事诏狱之威，终清世无之。清驭宦官，所定制度，实超过汉唐以下各代。然为世祖崩后，太后及诸辅臣为之，非世祖所及料也。世祖于顺治十年六月二十九日癸亥，设内十三衙门，不知中宫谁人。各官随至景山，悉本明制。又有柴车载器具人内库，询之为马逢知籍产，当是时，即已知其不赦云。谕文中痛发寺人之祸国，意在严防，亦不过与明之太祖太宗t fc烈，未尝有意为康熙以后之内府体制也。十二年六月辛巳，立内十三衙门铁敕，明举明代诸奄为鉴戒，亦不过仿明太祖铁牌故事，未若康熙即位后之根本改革。盖康熙后所未达一闲者，仅未能禁止宫刑耳。世祖朝之吴良辅，据《宫史》，顺治十五年三月，《宫史》载世祖谕吏部：“内监吴良辅等，交通内夕卜官员，二十七日之期已满，作弊纳贿，罪状显著，研审情真。有王之纲(王秉乾交结通贿，请托营私。良辅等已经供出，即行逮问。其馀行贿钻营，有见获名帖书柬者，有馈送金银币帛者，若俱按迹穷究，株连甚众，姑从宽免。如此情弊，朕已洞悉，勿自谓奸弊隐密，窃幸朕不及知。嗣后务须痛改前爿_，各供厥职。凡交通请托行贿营求等弊，或曰即端敬皇后之妹也。其后，尽皆绝断。如仍蹈前辙，作奸犯法者，必从重治罪。”观此谕辞似严厉，然卒不穷究，毫无惩治，则于良辅之有犯，明明听其漏网。前星门止一坊，前有三石桥，后为麟趾门，盖前代青宫也。《东华录》载此谕，略加增添，末又缀“良辅寻伏法”一语，则合后数年之究竟言之，非当时事实矣。从张宸所记，则世祖晏驾前数日，尚命良辅祝发而亲往观之，无一物仍丨日，佞佛纵奄，两擅其胜，此亦英主之一偏溺也。抑本以此奄为代帝出家，未可知也。世祖时，太祖谥“武”不谥“高”，故记云然。康熙初元，即改太祖谥“高”，亦议世祖谥时所触发矣。
正月初七日丁巳，世祖崩，遗诏既云奏知皇太后而后宣示，则可知其实受成于太后之意旨。观张宸所记，亦归美于太后，当时众论可知。遗诏胪列罪己各款，或曰大臣子弟，如昵近奄宦，内宠逾制，皆世祖所不能自克者，故知原诏文未必然也。
《东华录》：“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遗诏颁示天下，诏曰：‘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纟0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具见天家富丽矣"回思今上御极之晨，且渐习汉俗，于淳朴丨日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切丨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极，高厚莫酬，惟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未终，无不汍澜涕尽者，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宾天时，朕止六岁，不能服绖经行三年丧，终天抱憾，惟侍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卒哭，易服而出，然后得退归私第焉。宗室、诸王、贝勒等，掩映其间’虽当遏灭之时，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
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以致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犹为，朕不能信任，故衣尚青。梓宫后为贞妃柩，有才莫展。
又同时造元穹殿，祀上帝，为宫中祈天之所。今亦议停祀，欲毁，以费徒役，故暂止焉。又议朝祭俱用日出，免灯笼庭燎不设。宫中出一■兀狐，纯黑色，额点白，遍体光泽，如址螺文如柔夷。
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与己相侔，未能随才器使，上方制器，以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才，是朕之罪一也。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不即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忌，皇太后黑缎素服，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诚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会议，诸王大臣，未能别有奇策，止议裁减俸禄，汇而焚之，以赡军饷。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之所不及，无益之地，糜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时议停奉先殿时享，殿为先帝改造，各解所系素带，方工役时，予宗揆原督工，因得与观其规模。端敬皇后，于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百官在殿门外。擗踊奠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逾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任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以此见先帝之深仁厚泽人人最深也。梓宫前有青布衣童子二三十人，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朕性耽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以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是朕之罪一也。人之行事，孰能无过，在朕日理万几，岂能一无违错，百官至景山圆孝，惟肯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工缄默，不肯进言，是朕之罪一也。朕既知有过，每自刻责生‘海，乃徒尚虚文，未能省改，青松碧树，以致过端日积，愆戾愈多，是朕之罪一也。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贴黄，佟氏所生，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素幔步辇送殡。举哀后，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尽，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予守制时，育于太后所，因满汉官骈集，内三院公署不足容直宿，赁东华门内前星门左侧一内相小直庐寄宿。’”
遗诏中深抑奢靡，有撙节爱养之意，是国祚之所以能久。排斥汉人，至以汉官偶掌部院印信，亦为罪己之一端，可知意出于诸辅臣。当时汉族新服’满族方张’柄国者所惮在满不在汉，四辅臣又均非宗室，用朱红锦楸盖。诸王大臣乘马执绋，当奉遗诏时，即跪告诸王贝勒等，言：“今主上遗诏，命我四人辅佐？中主。
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索尼等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共任之。”诸王贝勒等曰：“大行皇帝深知汝四大臣之心，故委以国家重务，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四大臣其勿让。”索尼等奏知皇太后，乃誓告于皇天上帝、大行皇帝灵位前，然后受事。此见于康熙《东华录》之首，中间以太后为枢纽，而四辅臣之将顺宗亲，皆大行所曾御者，敷衍满族，与宗亲满族之自争利益，皆在此遗诏中决之。故知王熙之撰诏，大半为太后辅臣之指，不言温树，情势宜然。
至追咎董鄂后之祭葬逾侈，并非有所追夺，不过平议者之心，而弭其气，于事无所出人，但爿_世祖之所欲言。铲除宦寺，处斩吴良辅，实为清一代最惩覆辙之高见，近灵舆，而亦不似世祖向来优容吴奄之举动。据张宸所记，世祖于不豫之第一日，即晏驾前之六日，尚亲为吴奄祝发。以后未见吴良辅正法明文，而带述于二月十五日废止十三衙门之谕中，则为已诛吴奄之后。《东华录》于顺治十五年三月申斥吴良辅之谕旨，结之以“良辅寻伏诛”一语，本为要其终而言之。予惟先帝临御十八年，无日不以民生疾苦为念，其御臣下，新旧人一体无偏畸，间有不测恩威，亦雷霆雨露，称物平施，所以诸臣哭泣之哀，为前代所未有。《清史稿？世祖本纪》十五年三月申辰径书“内监吴良辅以受贿伏诛”，更不著一他语，此则误读实录，不体会寻伏诛之寻字。至私家尚有记良辅祝发于十八年之初，世祖并有亲临之事，自更非所及见矣。史书之不得其实’留待后人订正者多，为二月初五日，岂惟《清史稿》为然？
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乙未，在圣祖即位逾月之后矣。
革去十三衙门，已发明谕，前载《玉林年谱》，二月十五日得旨南还，尚有钦差内十三道惜薪司尚公护送。则事在同日，想革去之旨，颁发在后，非早朝例发之谕也。《东华录》：二月“乙未，谕吏部刑部等大小各衙门，朕惟历代理乱不同，皆系用人之得失，各执赤金壶、金瓶、金唾壶、金盘、金碗、金盥盆（金交床椅杌等物，大抵委任宦寺，未有不召乱者，加以佥邪附和其间，则为害尤甚。我太祖太宗痛鉴往辙，不设宦官。先帝以宫闱使令之役，偶用斯辈，继而深悉其奸，是以遗诏有云：‘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懔承先志，厘剔弊端，因而详加体察。乃知满洲佟义，盖至是不觉哭声之愈高矣。虽疏远小臣，内官吴良辅，阴险狡诈，巧售其奸，荧惑欺蒙，变易祖宗丨日制，倡立十三衙门名色，广招党类，恣意妄行。钱粮借端滥费，以遂侵牟权势，震于中外，以穷威福，恣肆贪婪，相济为恶。假窃威权，素车五，要挟专擅，内外各衙门事务，任意把持，广兴营造，糜冒钱粮，以致民力告匮，兵饷不敷。东华门晨启，命诸妇人哭，俱细白布袍，谓之大丢纸。此二人者，朋比作奸，挠乱法纪，坏本朝醇朴之风俗，变祖宗久定之典章，其情罪重大，稔恶已极，通国莫不知之。虽置于法，所陈仪仗，未足蔽辜。吴良辅已经处斩，佟义若存，法亦难贷，已服冥诛，著削其世职。十三衙门尽行革去，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内官俱永不用。又刘正宗亦当仰遵遗诏，置之重典，但念其年老，姑从宽免。
其党类亦皆赦宥。尔等即传布中外，刊示晓谕，咸使知悉，用昭除奸瘅恶大法”。此谕为清永抑宦官之始，盖贞妃者从先帝死，谕中“吴良辅已经处斩”，未明言斩于何日。而其助成内十三衙门之罪魁，尚有一满洲佟义，虽已死，亦削世职，此必亦一勋贵。当时佟养正之后，尚未招人满洲，未能考其所 世祖崩于大内，无行遁之说，诸证已明。而世仍以吴诗《清凉山赞佛》四首为疑，因其为赞佛，则疑五台之涉及世祖，必有出家五台之举。因其一再用董姓人诗，又何神速也！又三日，又疑董妃为冒氏姬人董小宛。夫世祖媚佛之据甚多，疑为出家，犹非无故。当是时，白帕首，后垂二白带，长竟身，手执一细竹杖，抵暮方散，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此俱从龙贵人一二品大臣妻也，可谓盛矣。至董姓何必即为小宛？董鄂之董，在诗人何必辨其为非汉姓之董，而不以董姓故事附丽之？抑向来学者，于清代故事太不留意，并不知端敬皇后之出董鄂氏耶？昔年为小宛辨诬，曾有专考，行世二十馀年，可不复述。当小宛艳帜高张之日，正世祖呱呱堕地之年。小宛死于顺治辛卯，辟疆《同人集》中，海内名流以诗词相吊者无数。时世祖尚只十四岁耳，即已灿新，小宛则二十八岁，所谓年长以倍者也。汉人于满姓董鄂氏，本多举其一董字为说，梅村诗程穆衡笺即如此。学者间喧传董妃为小宛，及革命后异说争鸣之一种。若以王杲为山东人，世祖之太后与之苟合而生世祖，其始见文字中者，为魏声龢《鸡林旧闻录》。旋为英人濮兰德所采，遂人英文记载中，而国人又转译以为异闻，抑何可笑！吴中叶菊裳先生昌炽，世以学人奉之。其《缘督庐日记》，即有两则信董小宛为董妃之说。民国四年乙卯二月十六日记云：“聪生（日映来长谈’云有李君熙者燕人也，上用紫花缎楸，举经济特科’廷试翘然高列’熟于《红楼梦》之学，谓此书为董小宛而作，并涉及国初宫闱事，非臣子所敢言。有批注详言本末，别有提要一卷，中华书局已为刊行。初讶其说之奇创，既而恍然悟，梅村《清凉山赞佛诗》，惝恍迷离，莫测其旨。靳荣藩注，可为详矣，然于此篇本事，独不着一字。礼毕而散。今指其第一首云，‘王母携双成，亦备焚。灵舆黄幔软金檐，绛节云中来’，已暗藏董字。末首‘长以兢业；^，了彼清净理’，脱陡万乘，而又与同泰舍身者迥别。梅村诗史，必不妄作。以此证李君之言，殆可信。”
叶君于李君熙之说，竟由《清凉山赞佛诗》，而信其附会之有合，不但以双成一典，信董姓之即为小宛，又由“长以兢业；^，了彼清净理”二语，梓宫启东墙人。命妇在寿皇殿门内，并信世祖之出家。文人好奇，不暇深考，遽尔轻附流言，在叶君桑海遗民，心存故主，必不愿多所诬蔑，然于此竟不免积习。其后九日为廿五日，又记云：“至麦家圈惠中旅馆，即平原相国寓室。聪生袖交《红楼索隐提要》，王梦阮撰，梅村《清凉山赞佛诗》双成一联之外，又举‘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为证。此诗实可疑，翠帐重峦’旌旗鼓吹，不能谓其穿凿也。”盖信之至矣。平原相国谓陆凤石，聪生或即陆氏子弟，遗老忠于故君，独于宫闱影事，居然附和新学少年。
寓前房一区，门扃锁，询之，为魏忠贤私拷人处，至今尚存。当时蔡孑民先生亦有《红楼索隐》之作，商务印书馆取以与余《董小宛考》合印一册，皆其时人；C；"思探清初奇秘之现象。尤可笑者，冒鹤亭见余《小宛考》，以为代其先世雪诬，赠冒氏先德历代著述之丛书为谢。余洁以“君家小宛被诬，君知雪之，太清春袭定庵被君所诬，又将如何？余则两雪之，焚前所载诸物，君知改否？”
则又固言闻之先辈，不欲回意。然则事非切己，仍以传播流言为快意，所谓结习者如是。
《清凉山赞佛诗》，叶君谓其迷离惝恍，盖亦未逐句寻其指意，只见为迷离惝恍耳。靳荣藩不详本事，靳固深避梅村诗中涉于时事之解释。吴诗之专释本事者，乃程迓亭、穆衡。靳或引之，旋又自剜其版。今《吴诗集览》中，往往一片墨钉，核之皆程迓亭笺也。迓亭所释亦不尽确，惟将分体之旧本，青幔车六七，改作编年，颇便于考订时事，虽未能尽确，然以各体之次序，并为一总次序，大致可据。兹为吴诗重笺，纠正程笺，亦纠正其编年之有误，此不过就董鄂妃一事言耳，若全诗则非敢与前贤笺释立异也，且无国史可据，亦固未能订其年月矣。
重释吴诗，首以学者共疑之《清凉山赞佛诗》为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