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鸦片只少量在广州存放，其余的大都储藏在伶仃洋面的22只英国趸船上。查禁鸦片最为有效的方式，自然是前往英国趸船上去收缴，而清朝水师根本不具备远海巡缉的实力。鸦片交易在位于广州城外西南角的夷馆中以“立券”的方式进行，因此，林则徐不得不以夷馆为对象，作出一项迫使英商自动上缴鸦片的的决定：中止一切中外贸易，封锁夷馆，撤退仆役，断绝供应。于是，夷馆中的350名外国商人给禁闭在狭小的范围内成了变相的人质。缺少饮水食品及仆役服务的日子当然不会好过，三天后，被困其中的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不得不答应“遵照钦差大人特谕”以示屈服。可是，义律在上缴鸦片时却玩弄了一个恶毒的阴谋与花招，他以英国政府的名义从英商手中收下20283箱鸦片，并向他们承诺：“鸦片的价值，将由女皇陛下政府随后规定原则及办法，予以决定。”这样一来，就将英国商人的鸦片变为英国政府的财产，将清廷的禁烟活动扩大为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矛盾与纠纷，为此后的英军入侵埋下了祸根。
林则徐最后实际收缴鸦片19187箱又2119袋，总重量237多万公斤。有人进行过一番换算，若用现在的四吨载重卡车装载，约需297辆之多，可排成1.5公里的长龙。当时，官场妄言贪功、弄虚作假成风，怎样才能使远隔数千里之外的皇上及朝廷官员相信果真收缴了如此之多的鸦片呢？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林则徐不得不存有一份消除道光皇帝及朝廷官员怀疑的念头，作好启运鸦片进京的准备。以当时的科学技术及运输条件而言，陆路运送鸦片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经过一番慎重考虑，林则徐将英美商人上缴鸦片的地点选定在离广州100多里，位于珠江入海口的虎门。不论何种情形，虎门都称得上一处十分理想的地方：离伶仃洋近便于收缴，押解实物进京便于海路启运，免于解送便于就地销毁。
幸而浙江道御史邓瀛在道光皇帝刚刚下达查明箱数、解京复验的谕旨，就上了一份奏本，言明将数万箱鸦片运往京城，不仅劳民伤财，还“最易偷换”，酿出一些新的不必要的祸端。幸而道光皇帝还不至于十分昏聩，对林则徐颇为信赖，也就采纳了邓瀛的建议，命令就地处理收缴的所有鸦片。然而，道光帝终归是放心不下，又不得不特别交待，要林则徐以公开销毁、官员亲临、百姓目睹的方式代替运送进京：“即在该处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
这才有了轰轰烈烈、流芳千古的虎门销烟！
就现有反毒禁毒资料记载，虎门销烟空前绝后，它不仅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毒禁毒活动，估计以后也难有一次性焚毁毒品超过两百多万公斤的记录了。
当然，虎门销烟也不是后人想象的那样用火焚毁，鸦片不怕火烧，最忌石灰与盐。因此，林则徐命人在海边挖了两个约50平方米的池子，用盐与生石灰将鸦片溶化，然后冲入大海，让退潮的海水将其席卷而去。
从1839年6月3日开始，至25日结束，整个销烟活动持续了23天。那些日子里，广州万人空巷，几乎所有官员民众的注意力全被一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虎门吸引了。内河船舶穿梭，海滩人流如织，还有不少外国人携家带口夹在其中。正如一名文人所描述的那样：“大家欢天喜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人山人海，不计其数。”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向一个地方，为的就是亲历一下虎门销烟的现场，享受一下扬眉吐气的快感。
是的，面对虎门销烟的壮举，时人心中定会涌出一股少有的骄傲与自豪，产生一种鸦片与罪恶从此远去，天朝从此海宴河清的美好念头。清廷从上到下，包括当事人在内，从未有人想过面对的“英夷”将是一个比“天朝”还要强盛的国家。
一场由鸦片而引发的战争阴云正一步步地飘向东方这个古老国度的上空。
230多万公斤的鸦片从种殖、加工到运送，得需600多万两银子的成本，若以实际销售价格计算，当为1200多万两银子。尽管林则徐在没收时给过每箱鸦片5斤茶叶的补偿，但与实际所获巨额利润相比，当属杯水车薪，英国政府肯定不会就此善罢干休。义律在给每一位鸦片商人打下收据并承诺兑现损失后，立即致书鹰派人物外交大臣巴麦尊：“欲得对等之权利，唯有诉诸武力！”
1840年2月，英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派兵。为鸦片贸易发动一场战争，对一向标榜文明、平等与自由的英国人来说，毕竟不是一件十分光彩的事情。英国政治家格拉德斯通就曾说过：“如果还有一个战争，它的开战原因比这更不公正，更想要使这个国土蒙上永久的耻辱，那我就不知道也从没有阅悉过了。”因此，当4月份国会最后投票表决时，533位议员就有262人投票反对，仅以9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政府的出兵决议。
国会一旦通过，战争的机器就开始正式启动了。
中英鸦片战争，既是一场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是中西两种不同文明、不同规则的拼杀，是落后的农业帝国与新兴的工业王国之间的较量。交战双方都把对方视做尚未开化的野蛮人，都从各自的角度与立场出发，力图将对方纳入自己的文明价值体系之中。中华文明长期以来在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环境中发展，在与周边国家及其他文明的交往中，还从未遇到一个真正的对手，也就养成了唯我独尊与盲目自大的“天朝意识”，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其他各国不是没有开化的“番蛮”，就是不通人伦的“夷狄”。中国是整个天下、整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对外交往中根本不存在平等意识，有是只是称臣与朝贡，不是以华制“夷”，就是以华变“夷”。在统治者眼里，天朝地大物博，无所不有，所谓的对外贸易，也是一种招抚外夷的“恩赐”。而英国经过工业革命后，四处寻找商品市场，他们对“天朝”的所作所为，实在难以理喻，国与国之间的平等贸易，怎么会是一方的恩赐？既然看中了中国这块有着巨额利润的工业商品销售市场，也就想尽千方百计地打开封闭的门户。鸦片，终于成为他们诉诸武力打破清朝闭关锁国的“由头”。即使没有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中英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摒弃了其他方式解决的可能，双方必有一战，只不过时间迟早罢了。若从进化论的观点视之，自然是迟打不如早打，早打会早点睁开双眼认识世界。
早年看过一部有关鸦片战争的电影，内容大多忘了，但有一个镜头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在英国国会投票表决是否向中国出兵的论辩会上，一名鹰派议员为了说服他人，高高地举起一个中国制造的花瓶，说清朝就是这么一个花瓶，看上去坚固美丽，实则不堪一击。说着，他将手中的花瓶朝地下猛然一摔，随着一声脆响，花瓶顿时化为乌有，碎片四处飞溅。
是的，专制而封闭的清朝，的确就是这样一个花瓶。英人的描绘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充分调查了解的基础之上。早在1832年，英国驻广州商员胡夏米便以东印度公司的身份，带领70多人乘坐英轮“阿美士德号”由澳门出发，经广州、厦门、福州、舟山、宁波、吴淞口、威海直抵朝鲜半岛，然后南下琉球、台湾返回。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胡夏米一行名为观光、考察商情，实为收集、侦察军事情报，将中国沿海所设炮位、守备兵力、武器装备、战船数量等了解得一清二楚，并测量绘制了沿途航道、河道、海湾的军事地图。在上海，他们甚至窥探了清军兵营，发现使用的武器还是原始的弓箭、大刀、藤牌，即使少量的火枪，上面几乎全都锈了。于是，胡夏米不由得说道：“只要有50名意志坚定，训练良好的士兵，或比这个数字更少，就可以彻底消灭比这500人更多的军队。”胡夏米在对清朝的政治腐败、军备废弛、海防脆弱有着相当了解的基础上，认为只需三个月就可武力解决中国。另一同行的德国医生兼传教士甲利则说道：“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战舰。”话语虽然狂妄，所言并非虚构，不仅整个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水师未能击沉一艘敌舰，哪怕此后建立了具有真正意义的近代化海军北洋舰队，直到清朝覆亡，也从未击沉过敌人一艘舰艇。
清朝水军主要有两支，一为福建水师，一为广东水师，都算不得严格意义的海军。水师所从事的职责并非出海作战，而是近海巡缉。由他们对付骚扰的海盗自然绰绰有余，一旦遭遇近代化的西方海军，也就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了。
制海权一失，东南沿海的几千里海岸线全都成了英军随时侵袭的目标，本土作战的清军，按理说应该以逸待劳，实则成了疲于奔命，防不胜防。
就两国的军力比较而言，清军总兵力为80万，其中八旗20万，绿营60万。侵华英军最初4千人，战争后期增至1万5千人左右，除去炮兵及辅助人员，实际步兵人数约1万，约占英军总数的十分之一。1万左右英军，竟打败了80万清军及背后所支撑的4亿民众，透过这一令人沮丧的数字表象，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未能深究的事实真相。
在浓厚天朝意识笼罩下的清军并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一支兼有警察、内卫、国防三种职能的军队。80万清军驻扎在全国各地，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当地治安，镇压百姓起义。清军束缚各地，没有一支强大的机动作战部队，能用于作战的军队，只有从全国各地抽调。面对外敌入侵的紧张局势，清廷不由得担心广大民众乘机造反，也就不可能抽调所有兵力对付英军。据有关资料统计，清廷在鸦片战争中实际动员的部队共约10万。10万对1万，似乎仍占有极大优势，但处处设防的几千里海岸线很快就将这10万大军“化整为零”了。就调兵速度而言，邻省约30到40天，隔一两省约50天，隔上三省约需70天，隔四省则为90天以上。如此缓慢的军队行进速度，明显低于英军舰船航速。英舰从殖民地印度开到中国约30到40天，即使从英国本土出发，也不过4个多月。而一旦抵达中国，在沿海一带行动，其速度就远非清军所能比拟了。整个鸦片战争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战斗共12次，清军2次保持数量优势，7次与英军兵力相当，3次英军数量反而占居上风。而驰援的清军常常是赶赴一地，来不及准备，就得匆匆投入战斗。因此，本土作战的清军，往往在“山势陆路”等地形方面还不如有备而来的英军熟悉。
即使数量占据优势，清军的战斗力也不容乐观。武器装备比英军至少落后了200年，除少量的土炮、土铳外，其余全是长矛、刀弓、箭戟等原始武器，在英军那杀伤力极大的火炮与来复枪面前，比手无寸铁实在强不了多少。清军实行募兵制，只要步入军营，也就意味着终身服役。于是，清军中常有老迈及羸弱者，眷属也随军住于兵营。官兵不习操练，据资料记载，整个浙江水师中只有一位名叫林亮光的士兵能正确使用炮位，其他炮手竟然连火炮也不会发射。此外，还有不少官兵吸食鸦片，聚场开赌。想想看，就是这样的一支军队，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近代化虎狼之师英军对阵，会出现一种怎样的战斗局面，也就可想而知了。惯常的情形是刚一交战，清军就在英军那惊天动地、闻所未闻的隆隆炮声中丧魂失魄，不到几个回合就会望风而逃。
当然，也有过充分准备与顽强抵抗的例外。
鸦片战争前，厦门是中国的第三航运中心，仅次于以国内贸易为主的上海及以国际贸易为主的广州，也是英国谋求的通商口岸。清朝的第一支也是最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福建水师的指挥部便设在这里。闽浙总督颜伯焘敏锐地觉察到厦门海防战略地位的重要，将全省事务交由他人处理，自己则全身心地投入到厦门的防卫建设之中。颜伯焘花了半年时间着手战争准备，防范英军入侵。他在厦门一带安设了400位以上的岸炮，部署守军5680名，另雇乡勇9274名各保地方，并以世界上最结实的材料花岗岩在厦门构筑当时中国最为坚固的永久性炮兵工事——石壁。战后一名英国军官对石壁的防御功能作过如下评论：“就凭所以使炮台坚固的方法即使战舰放炮到世界末日，对守卫炮台的人，也极可能没有实际的伤害。”
因此，当2500名英军在10艘战舰、4艘武装轮船、22艘运输船的载送下侵犯厦门时，早就严阵以待的夏伯焘不仅不感到惧怕，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建功立业、效命疆场的绝好时机。1841年8月26日下午1点45分，英军分别向鼓浪屿及厦门岛南岸发起进攻。在鼓浪屿，经过1小时20分钟炮战，英舰基本打哑了三座清军炮台，陆军登陆后从清军侧后发起冲击，很快占据该岛。在厦门南岸，清军炮台虽然抵御了英舰炮火两个小时的猛烈轰击，但英军在石壁以东的沙滩登陆后立即扑向清军侧后，仅15分钟，阵地就陷入敌手。坐阵督战的颜伯焘见此情景，由战前的极端自信变为极度恐惧，率文武官员连夜渡海逃往同安。当英军小心翼翼地进入厦门城墙之内，才发现守军全部溃逃，也就兵不血刃地占据了全城。
这是一场精心准备的战斗，也是一场真正惨败的战斗，作为当时清朝疆域内最为强大的海防要塞，几小时内就土崩瓦解全部陷入敌手。清军战死总兵1员，副将以下军官7员，士兵伤亡的准确数字难以确定，但从战前派驻与战后回营的数字进行统计，总共减员324名；而英军仅战死1人，受伤16人。
我们再看一场有过顽强抵抗的战斗。
镇江之战是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也是整个战争中抵抗最为激烈的一场战斗。
1842年7月21日，英军攻打镇江，驻扎城外防守的数千名清军很快被猛烈的炮火击溃，而城内的1600名八旗兵则进行了顽强的殊死拼搏。当英军从城北、城西、城南三个方向攻入城池后，清军手持劣势武器展开巷战，以各种有利地形为掩体节节抵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在这场战斗中，英军投入的兵力最多，遭到的损失也最大，是清军设防最坚强的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诸战役的总和，计有39人死亡，130人受伤，3人失踪。尽管如此，英军仅用一天时间就占领了镇江，与清军动辄成百上千的伤亡数字仍不成比例。
镇江城内的清军之所以顽强血战到底，是因为其中的1185名八旗兵在这里驻扎了近200年，家产、眷属、祖坟全部在此，他们守卫的对象，不仅是抽象意义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只有当家与国联系在一起时，官兵们才会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