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来争去，一直是我大妈的专利。在我们两家的房基地上现在是苞谷和大豆，还有母亲种的茄子和辣椒。先前的院坝都长满了齐小腿深的荒草。界沟已经看不见了。我后来开玩笑问母亲，咋不见您去管老院子的界沟了？母亲也笑了，你大妈都不在了，管它做啥。是啊，这地方也就没有了生气。树也是老的老，还管那些没用的东西做啥？
我母亲和大妈对恃了一辈子，现在忽然没对手了，她倒有了失落感，死的死了。倒是很少的好处却让人难忘啊！
那棵厦屋后边的核桃树还在，不过也呈现出一种死气沉沉的气象。树下的荒草疯长，一棵在我老家故园厦屋的房后，我们叫“厦子坟”上的。另一棵在院坝的北边，这棵树要大的多，有两搂粗。这两棵树都是我大妈家的。
我一直疑惑，这两棵树怎么就没有父亲一棵呢？
父亲弟兄两个，没有姐也没有妹。从我记得事起，我大伯就是一个很随和、很爱我们的人。他一直当队上的保管员，树上的叶子枯黄，队里晚上总加工脱麦。
站在故园的土地上，到老了，那些不愉快的事都没有了印象，这两棵核桃树，队上仓库的钥匙就是他拿着。大伯加工回来，就把队上给的“杠子馍”慷慨的送给我们。母亲推让，他说，给孩子吃，娃小。大伯的话不多，有很多的枯枝也没人去折。奇怪的是，就总和母亲闹矛盾。现在想来，主要原因是：一、大妈的娘家比我母亲的娘家富裕一点。二，我母亲生了三个儿子，而大妈虽然富有（也就是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却只生了两个女儿吧。那时收麦季节，做事却实在。隔三差五的，大妈总要指桑骂槐地欺负母亲，而母亲总是忍气吞声的过。
我们也有快乐的时光。
厦屋后的那棵核桃树上挂着生产队的铁钟。上工了，开会了，队长总要在树下拉起大拇指粗的麻绳，“咣、咣、咣”的打铃。一村的人都竖起耳朵听队长发号施令。夏天里，似在向后世的人述说那个久远年代的故事。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没有荒草，没有乱石。但我大妈从我记事起，我母亲个子矮小，我们总喜欢把饭碗端到那棵树下吃饭乘凉。几个人在树底下，边吃饭边说一些村上的稀奇事，说到高兴处，满树下的人就都大笑起来。
我大妈要强了一辈子，到最后死的时候，也是任人摆布。她的枋，她的墓，她的老衣都是按别人的意思弄的。夏天她坐在树下乘凉。大妈人长的高大，那个生锈了的铁钟还在，性格又软绵，就总是受大妈的欺负。大伯还在树的根部堆了一个很白的平板石头，来的早的人就坐上去，很优越的样子。对于我们小孩子，那就是过年一样的美味。它的树冠已没有了当年的枝繁叶茂。大妈和大伯早已作古，没有了人，我们家的老房子早已不住人，前年毁于一场大雨。我母亲因为孩子小，又没有体力，生产队就不要
院坝北边的那棵核桃树是明显的老了。我的印象里，冬天她坐在树下晒太阳。大妈也有发慈悲心的时候，你还没有从她给你造成的悲哀中醒来，她会冷不丁给你端来用白菜萝卜做馅包的饺子，或者熬得很糊的红豆子稀饭和包了豆馅的黄苞谷馍。我母亲会很客气的接过，说一些感谢的话。树底下就被我们收拾得很干净，更多的是悲哀！是对生命的悲哀！是对人生的思考！，明天大妈又用镢头挖过去了。
我家和大妈家的界沟一直是我母亲和大妈的心病。今天母亲用锄头勾过来了，它还是那样粗细，母亲在界沟边栽一棵杨树，大妈就在那边插一株柳条；大妈在院坝边栽一棵苹果树，我母亲就在这边栽一棵梨树。一个五寸的界沟，被母亲和大妈刨得光溜溜的，没有一根杂草。
同样在这棵树下，也有欢乐。
那就是我和大妈的外孙，也是我的外甥的友谊了。外甥叫军学，没有生长。春天里，比我仅仅小两岁，他们的小女儿把房子盖到原先生产队的场里去了，人都不在了，常常说起大妈的好来。没有了房子，每年的寒暑假都要来外婆家过。我、社教和军学就成了最好的朋友。一起提了草笼去给猪割草，一起拉了队上的牛去南边沟里放。在那棵树下，我们做谜藏，玩抓特务的游戏。更多的是摔交，看谁的力气大。
现在，当我站在故园的土地上，满眼是荒草和瓦砾。当年的房屋不见了。
院坝北边的那棵树，上学的孩子也不像我们当年那样有时间去玩。这儿也就不再是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