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飞：从做人开始，这是基本功
（全场大笑）
近年有个流行词叫审美疲劳。人们看王蒙，审美不疲劳。当然，因为智慧，但不仅仅因为智慧。一个光有智慧没有童真的人也是会引起审美疲劳的。有人发言讲到王蒙大道无术，为人不设防。我想，其实就是：童真。
网络世界所以热闹，因为那个世界里可以尽兴地释放智慧释放童真。于是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于是流行起“轻舞飞扬”这个词。王蒙的对答非常地“轻舞飞扬”，但更加常常的是文字激扬。他在闭幕词中讲到作家有时候是爱找事儿的一些人。（掌声）会上科学家没有嘲笑文学的。但是（他声音提高了）文学不断地嘲笑科学。但是（他声音义高一度）这才热闹！难道你们不需要声讨吗？（全场大笑）这也是学术民主！（全场大笑）不仅仅允许爱因斯坦发言，也允许胡搅蛮缠的人发言！（全场大笑）
她坐那儿笑了。一耸肩，一低头，双手搁在腿上下意识地对搓着，眼睛像新月那样弯弯地、秀秀地看着我。
后来有科学家说上世纪60年代后期，有一本有影响的科技杂志上，写到无穷大的符号00就被人批评：怎么把“8”字横过来写？又一位科学家笑：那时候说12加12等于14是天经地义。
于是科学家文学家都说真是时代进步了。
我的发言从数字讲到爱情。数字时代的爱情也可以估计了。英美两位经济学家调查6万人之后算出答案：家庭生活美满相当于一年多赚10万美元，性生活美满相当于一年多赚6万美元。
王蒙说家庭生活美满不止多赚10万美元。他说其实中国古代文学里就充满了数字：白发三千丈、长风九万里、桃花潭水三千尺、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数学充满了诗意，在数学的世界里可享受遨游的快感。数学和文学都来源于人的本体，都是对人生对世界的一种发现，都是开辟心智，而智慧，是一种美。科学家文学家共同来关切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文学家是科学家的朋友，科学家是文学的老师。我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是文学界的。毛主席说谦虚使人进步么！（掌声，笑声）
有科学家说下一次我们科学家和文学家再联姻。
王蒙笑：我们不离婚。
是科学先爱上了文学，还是文学先爱上了科学？
她就这么笑着，定格在那儿，只一双手不好意思地搓着，搓着，搓了好久也没有搓出一句话来。
这天开完会一起坐大轿车回住地。王蒙和夫人瑞芳照例并排坐着。我在刹那间回想起童话的结尾，总是说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故事戛然而止。
有科学家讲到圆满人生、缺憾人生等等。如果再写结婚以后的生活，结婚10年的生活，不知道会不会就写成英国式离婚或是美国式离婚。王蒙至今是个“青春万岁”，一会儿在台下举手向台上的科学家发问关于中国科学发展的问题，一会儿站起来问文学家：你到底是要拍CT看中医中西结合，优胜劣汰，还是不拍CT保持中医的纯结？但是，当王蒙坐在瑞芳身边的时候，就老实了。好像就这么老实温厚地坐了一辈子了。
瑞芳就是他的家。
我笑：我发现你们已经多嫌了10万美元了。王蒙笑：这个税我还没交呢。
刘恒：写小说，只有拼自己，把自己剁烂了来卖
之一：我就想写小说
与刘恒约好了上午去他家。一按门铃，刘恒站在眼前，无声地笑。正宗中国人的棕色皮肤，加上绿的衬衫绿的毛衣绿的坎肩，像一棵披着绿叶的树。他好像说了什么，也许什么也没说。他的嗓音低沉沙哑，如叶的沙沙声。我想，如果树能说话，一定是这个声音。
他妻子从里屋跳跃而出，嘻嘻地笑，喳喳地说。两只纤细的胳臂搭在刘恒肩上，像栖在树上的快活乌。
我第一眼就爱上了这个江南女子。
或者不如干脆借用王蒙的一本书名：《青春万岁》。
书屋里有一张单人床，是5岁儿子的。儿子叫什么？刘传。哪个传字？传宗接代的传。
总觉得刘恒特中国人。
我说儿子长得像刘恒。“快活鸟”笑喳喳地：比他漂亮多了。
书屋窗前有一张旧写字桌。本来是刘恒的，现在也是刘传的。刘传在幼儿园的时候才是刘恒的，刘传从幼儿园回来刘恒刘传就要打闹。刘恒写小说只好躲出去，住进朋友的空屋，冲方便面，吃小饭馆。没有人能找到他，除非他自己有了与人打个电话的欲望。如此他方能一口气写一部小说，短篇、中篇或长篇。写稿期间不写与稿无关的任何文字，包括信。他不能拖拖拉拉地写小说，一日打断，怕再也接不上，再也回不到原有的情景状态中。上午写下午写晚上写，写上最后一个句号才重返家园。
刘恒觉得文章本来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很难说哪一种更好。不过在写的时候如果想着反正还要修改的，那么易给自己留余地。他写小说不改稿不抄稿，只求在同一状态中写完一部小说，醤如他的3部长篇。因为不再修改，所以他只用一种能减缓书写速度的工具--蘸水笔。他说书写工具越困难，“王教授，思考越周密，文字越简练。而且我是显着的不圆满。
这种蘸水笔，除了老式邮局里扔在那儿给忘了带笔的人填写单据，恐怕不会有人再用了。2角6分钱一支的廉价笔，“快活鸟”前不久跑了半个北京城才买到。
我知道她原先是渔民，只是一下看4、出来。我知道她现在是宁波有名的大酒店的大老板，更看不出来。
刘恒儿时在京西农村，很有些不大能消化的苦难，除非他把那份苦难变成文字。贫瘠的农村，连名字都是贫瘠的。村里很多人都叫豆。刘恒的母亲叫稳豆。还有很多很多什么豆，就那么叫，也不知道是哪个字。好比有一个妇人叫忙豆。这个jii是哪个字呢？刘恒找一个谐音的好听的字装上，再用蘸水笔记下听来的看到的菊豆。后来就成了巩例在电影上演的那样儿。
他觉得文学实在是一种个人经验。人生苦难很多，任何苦难也就平常了。文学把苦难记录下来，本来没有意义的苦难也就有了价值。刘恒十五六岁时正是上世纪70年代初，准许读的文学书只有鲁迅和高尔基。他借到一本高尔基中短篇小说集和一本鲁迅小说杂文卷。实在是青春级的。这是一个少年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读到的全部小说了。不知是他读熟了书，还是书读熟了他，他有了那份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伤感与沉郁。
文学对于他是什么？我看他未必说得清楚，明天他登台，其实也不需要说得清楚，其实也说不清楚。一个人一开始写文章，到后来写文章，到再后来，再再后来，他的写作的动因不可能一直是一样的。不过有一点刘恒清楚：他来人世走一遭，做不成别的事，只能做文章。
刘恒说，如今作家周围堆满了商品，堆满了名利，如今信息量又那么大，聪明人又多得是，作家还能提出啥新玩意儿？经济对文学的影响具有摧毁性，文学的贬值也是必然。一些很有才华的青年不会再把精力放在文学上，文学的基础削弱了。当然剩下还在搞文学的人会更精粹，更有耐力。刘恒说他做生意绝对不行，而小说是纯粹个人的事，他只有拼自己，把自己剁烂了来卖。
刘恒有过一次自伤行为。上世纪70年代他是装配钳工，常常一天得上12小时的班。有人累得哭。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开始想写小说，为青年俊杰喝彩。但是会议期间，可又无时间。有一次他用锤子把自己的左手砸肿又不断筋骨，得到了两天病假，开始写作。
这很卑下。刘恒说，不无痛苦地。
可他就是想写小说。
青少年时代的底层生活，如今回想起来，一直觉得底层百姓思考问题方式是很可以琢磨的。不久他准备去他老家农村住一段时间，他准备蹬上平板三轮车当运货工，替如运钢筋、水泥。有人叫我用一两句话说王蒙。他儿时常看见别人蹬三轮车运货，蹬得飞快，觉得特棒。一年前儿子4岁，刘恒决定给儿子买张单人床，把原先的长沙发给岳母送去。他把沙发和妻子和儿子放上平板车，自己蹬上在北京的大街上一路前行。他好得意地对妻说：你问问有哪一个大作家这么蹬平板车的？
她半天半天的终于搓出一句话，再搓出一句话--
他最近刚改完张艺谋监制的电影剧本《西楚霸王》，又在着手写一部长篇小说《屠与徒》。不过这次没有躲出去，王蒙老是被年轻人追逐着：“王蒙老师，因为要办理本月15日去台湾参加中国40年文学讨论会的一应手续。他问我该穿什么衣服。他至今没有一套西装，也完全不会系领带。我说国际会议的开幕式男士要西服领带。说着就看看他永远穿着的黑布鞋，而Jl是和尚道士穿的“傻鞋”。用线密密纳的鞋帮，很坚实。他的双脚用“傻鞋”扎根在苦难深重的土地上，他的里里外外的绿色衣装又使他这棵沙沙的树透着不尽的生命力。他一会儿又问能不能不穿西装和皮鞋呢？我说开幕式不穿不礼貌。他只好接受这个“国际公法”。他送我到地铁口，告别，分手。突然又闷闷地：要是愣不穿西装行不行？
之二：把枪准备好
离发车还有两小时，我们从北京到山东日照的朋友们，分头出去逛街。我和刘恒、培禹、明儿、胖荀几个走上随便什么街。
王蒙立即说：我很怕圆满，水满则溢，人满则患。不用动脑了，不用敬老了，一个个傻冒似的你笑我更笑。
刘恒写《菊豆》写《秋菊打官司》。我们特恭敬地称他这个四十来岁的人为菊豆，或者非常明快地就叫他：菊豆！路边坐着位老太，她铺展一块布，放上瓜皮帽、黑布鞋一类。培禹拿起黑瓜皮帽招呼刘恒：菊豆！你买一顶戴上合适！刘恒总好像刚从菊豆那村里走来，或是正要回秋菊那村里。大家正等着刘恒买不买呢，突然发现那都是纸糊的丧服。
我们讪笑着落荒而逃，却见菊老亲自笔挺着身子早已走得远远。菊老在当今电脑时代，依然执拗地用几毛钱一支的蘸水钢笔写他的农村故事。北京已经再买不到这么跟不上时代的笔了，他就上外地找。在威海他只买到笔尖买不到笔杆，去瑞典又只买到笔杆买不到笔尖。而且一一个笔杆相当于四五十元人民币。
菊老走进一个店堂，一切都在重新洗牌。文化的表情越来越加速变换丰富多彩。今天你出局，我们众喽啰全部拥入。这家是陶店，单有几方石。我和菊老一见这几方石就蹲下，就好像要朝着石头膜拜。我们膜拜的是同一方石。如此看来，我们所见略同都是英雄。只是这方石属哪方英雄呢？
我说：刘恒，你想买的话你买。你不买我才买。我这么说的时候，真个的是决不想夺人之美。我说：“好好学习，天天创造，所以他能当上王蒙。
“我朋友不多。”
只好“你买”，不不，我是说，我买。（喽啰甲用太太口服液的广告语笑我：当女人真好！）
这方石，标价130元。还有一方颇有韵味的石，标价60元。我不会砍价，我对刘恒说。他对我发出一个什么单音，或许什么单音都没发出，只是发出一种气功，让我感觉到他会帮我砍价的。
卖主过来了。刘恒一无表情地说：这块石怎么会是130元？他的声音总是低低的好像叫人爱听不听。喽啰甲乙丙丁吵吵嚷嚷地杀将过来，说这石有什么用，买回去也是当镇纸的。
刘恒一步跨到我跟前，有没有时间……”，整个儿一个敌后武工队队长：“做好准备！”他说什么？准备战斗？我齐一齐腰际的手榴弹，摸一下包里的小手枪，就等一个暗示开火了。
这时就见刘恒往卖主身上一挤，特近乎特亲切，还是左手已经把枪顶住卖主的后腰了？嘴里还念念有词，那是只说给最近乎的卖主听的悄悄话。
卖主的脸上出现一种好像吃了迷幻药后的迷茫的甜蜜和梦幻的舒适。
刘恒一下抓住机遇，加大力度，“啪”一下转过身来，用他那宽大的背挡住卖主的视线，低下头速战速决地对我说：
“但是他们来了（到她的饭店），都是我的朋友。”
我一下紧张起来：把枪准备好？他那“啪”一下转身带来的激战前夜的紧张气氛，叫我觉得他说的是：把枪准备好！我赶紧从包里取出一张100元的“枪”举在手里。
明儿很吃惊：不是刘恒要买吗？怎么你举起100元。刘恒那严肃认真和利益挂钩的架势，叫人不会想到不是他自己要买。
卖主说最低70元。便有人举手说，他认为王蒙是圆满人生。刘恒拿起另一块我也喜欢的60元的石往我手里一塞，又把我那张100元拿去往卖主手里一塞，说：不用找了。
胖荀帮我抱着两方石，我们一行得胜回朝，上了大轿车。菊老往第一排一坐，只把背对着大家。培禹他们嚷嚷，让大家猜这两方石多少钱？大家猜这个数那个数，菊老频频含笑回首，脸上泛着甜甜的红。培禹说：看把刘恒乐的，王蒙这位青春偶像，这价是菊豆砍下的。
而刘恒很可能比我更喜欢这两方石的。
有人说这么好的石怎么买下的？培禹说：菊豆在店里一声喊把枪准备好，店主吓得乖乖儿地把石卖了。
大家笑，大家抹泪。后来，刘恒对我说：我觉得我是不是太严肃了？
我想，下回，我又有事找他，他还会对我说：把枪准备好。
“我不知道怎么招待朋友。”
已经联姻了，就懒得去考证谁先爱上谁的问题。
然而这只小巧的“快活鸟”居然是北京妇产医院中医科的针灸医生，然而这位医生说话间已飞回卧室用电脑缩写一部小说。这套两居室还有一间是书房。竖满了沉重的书柜。书柜的颜色是沉重的，书柜里的书名更是沉重的，最多的是史料，是从各种旧书店买来的史料。而中国的历史太过沉重，能不能……”，一个爱读史料的作家，他的文字不会是轻松的。我想起他的《伏羲伏羲》、《黑的雪》、《苍河白日梦》等等。”
北京的作家们早就时兴用电脑写作。刘恒不用电脑，而且不用钢笔圆珠笔。用写几个字就要蘸一下墨水的笔写那些又获奖又拍成大红大紫的电影又译成多国文字的小说和剧本，恐怕只此一人了。或许独独这支朴拙的笔才写得出朴拙的《秋菊打官司》。上世纪90年代还用这么费劲的办法写字，使人想起古代往石碑上刻字，当然石碑是不易毁掉的。
原先来客可以坐进书房的长沙发，从此只能坐在过厅里。过厅很小，一张餐桌，4把餐椅。桌上一把紫砂壶，两只土色的杯，没有会客的环境和会客的气氛。刘恒说他的文学观是封闭的，他觉得与人谈文学的时候已经站在文学之外了。
用蘸水笔写文章的刘恒，自然惜墨。他说：“你买。”只两个字。声音轻轻地送出，然而就有不可逆转的，必要成人之美的气力。
“把钱准备好。”
王蒙讲人类历史的进化，是发展，但是也充满了置疑。现在有个词叫满意度。生活的提高，带动了欲望的提高，所以报上有文章说现在有些人对生活的满意度相当于上世纪60年代。可是王蒙说他对生活的满意度，是一百倍、一千倍于上世纪60年代（全场鼓掌）。当然这种数字又是文学的思维，一个永远的学生。一个天天6点就开始学习的学生。因为我对自己不圆满的悲哀，所以这次我都找高个子的、靓丽的同行来虚拟地实现我的圆满。今天这个数字时代，不过这不需要作很仔细的测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