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放高产卫星的县,干部有被撤职的,有被开除党籍的,有坐大牢的。上面下令开斗争苏桦的会。发动几个月,没有人讲话。大家本来都想不通。如今消极话不敢说,积极话说不出。人人自危,互相回避。迎面相遇,说句你放心,就尽在不言中了。
然后又一个文件,把苏桦从十二级降到十三级,调回合肥,停职反省。正好省委办公楼出现一条反动标语。这条反标是写在撕下的书页上的。苏桦自然是重点怀疑对象。公安厅搜查苏桦那屋,发现苏桦借阅的书中,有一本少了一页,正好就是写反标那页。但是反标的字迹又分明不是苏棒的,而且苏桦分明是被隔离起来的。省委保卫处长被限令一周内破此案。破不了案就处分你!处长大约怕破不了案坐大牢,从省委办公楼跳楼自杀。
苏桦在1962年得到平反。
我这次想好好问问他“文革”的遭遇。他不屑地说:“文革”,那是普遍的,那不奇怪。
再没什么想说的了。
但是我知道,苏桦和梅大姐在战争时期就开始记的,每天行军多少里、路过多少村庄都有记载的几十本日记,都冲进马桶里,塞进煤炉里,飘进烟囱里了。那时6月里梅大姐给他送棉衣裤,为的是他被拉到野外跪石头时好坚持一些。梅大姐上下班故意从关着苏桦的窗下骑车而过,按响车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让苏桦知道自己很好。于是一只空墨水瓶从楼上飞下来,里边有苏桦给她的纸条。我这次问梅大姐,苏桦怎么能知道这叮铃铃是她向他发出的“电波”?梅大姐稍一愣,她那小圆脸像熟透的甜瓜似的一歪,笑道:跟着感觉走!
十
有人说,苏桦一辈子不嗜烟酒,他得癌症很感意外。有人说,他这人不工作就要了他的命。
那么,他到底因为什么得的癌症?是工作过累,还是几度不让他尽情工作?
十一
文章写到这里,电话铃响。苏桦的秘书小龚从合肥打来的长途:苏桦已于昨天(8月15日)十八时五十七分去世。
这几个字像利箭一下下直接射在我的肝区,肝部阵阵疼痛。明知他来日无多,但还是想不到这么快。7月11查出病,8月15日就去世了!没有什么遗言。只是说,关于他的治疗,不要责怪任何方面。
放下电话。发愣。明白苏桦是去世了。
我写这篇文章,仅仅是为了给他看。现在,就用不着赶写了。
又想到梅大姐,想到死去的和活着的,想到上天的和入地的,我还是要把文章写完。
十二
小龚在长途中说,15日当晚就把苏桦家的一间屋布置成灵堂了。我说是不是楼下那间厅?他说是的。
这间厅,我感觉中是四面洞开的。我问为什么一直不关大门?说是因为来家找苏桦的人太多。老部下、老领导、老根据地的人、战争年代帮助过他的老乡、老乡的子女、子女的子女。第三代拿着爷爷奶奶的信来看苏桦。来合肥结婚的,买服装的,买家具的,要找对象,要生儿子,要住院的。当然,更多的是来谈工作的。凡谈工作,梅大姐一律回避。此外,梅大姐就在这个几乎天天有人来吃饭的赶集似的家中,兼任十大员:招待员、服务员、炊事员、采购员、电话员、清洁员、护理员、通讯员、警卫员、保育员。数数,是不是十大员了?梅大姐又笑得两手撑着双膝,两腿跷了起来。她说她是苏桦的保育员。于是越发地笑得把小圆脸埋在手里。
自然有人劝苏桦是不是想法别让家里像饭店、旅馆似的。苏桦说别搞得鬼都不上家来,还怎么联系群众、了解民情?家里门铃常响。全家不得安宁。换一音乐门铃,客人进了屋音乐还方兴未艾。再换上老式门铃,揭去铃盖,吱吱吱的,声音是低了一些,还是神经战一般。于是干脆取缔门铃,家门大开,任何人都可以破门而入,晚上十点才关门。有一天夜里十一点,居然有人翻墙而入。因为是从外乡来的,第二天就要离开合肥,只有今晚可以找苏桦谈谈了。噢,快请,快请。
这次苏桦住院,叫家里人尽量不让大家知道。然而亲人之间是有感应的。苏桦的广大亲人们还是从各地赶来了。一个从前邻居的小孩,四次端了甲鱼汤送到病房。这邻居是工人,四个孩子,家境困难。苏桦是素来把自己的生活水平向低处拉平的。一个以前给苏桦开过车的司机从安庆送来两箱汽水。一进苏桦家,泪水如汽水一样直冒。苏桦工作过五年的安庆石化厂的老职工纷纷要来看望他,只好派出代表。当年石化厂党委书记苏桦口袋里装着该厂五个工地的饭票,走到哪吃到哪,和工人一样排队买馒头、萝卜。这个厂令人咋舌的效益带来了令安庆市民咋舌的奖金,一直评一等奖的苏桦一直没拿过一分钱的奖金。
安庆市来的人更多一些。1980年苏桦任安庆市委书记。照例有人向“新官”反映旧矛盾。这个人怎么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怎么啦。苏桦说以前的事不跟你纠缠,过去的纷纷争争到此为止。来谈纷争的,不听;来谈工作的,都听。苏桦现在的司机老陈说,苏桦从来不议论人,从来不整人,从来不欠人债。
有位工程师从大连赶来。我想起1987年12月24日,我又一次在安庆参加一个集体经济方面的会。那晚我正在宾馆苏桦的屋里聊天。很晚了,进来了几个合肥的或安庆的高级工程师,都是以前苏桦在淮南化肥厂或是安庆石化厂工作时的技术人员。一个,60年代初就打入党报告。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又入党难了。他写过十几份报告。后来,遇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又遇上一个苏桦,于是入党。另一个,1954年交通大学毕业,入党。1955年所在单位发生一起政治事故,怀疑到她,开除党籍。到1956年,事故排除了,可以考虑恢复党籍。但不巧领导易人,一拖二十几年。苏桦知道后,经常约她到自己家里谈话,吃饭。1980年她解决了党籍问题。她说:“从1955年到1980年,前后整整二十五年!使我想起莫泊桑的小说《项链》。”
我想起一句俗话:尽尽人情。
十三
今年,1989年6月27日,苏桦出差赴京。省公安厅找到列车长,叮嘱搞好保卫工作。当时距苏桦肝昏迷查出晚期癌症,只有十四天。苏桦上车厢时已走不上阶梯,是小龚推着他慢慢地迈上去的。苏桦那节软卧车里,有一位科技大学的教授。旅客与旅客之间,相逢何必曾相识。自然攀谈起来。这时车长来了,说正好有一个空着的包厢,请苏桦搬到那边去,清静一些。小龚知道言外之意是安全一些。小龚也说,苏桦身体非常不好,调到单间包厢,可以休息好一些。然而苏桦不搬,说是和科大鄢教授已经认识了,已经谈得很好了,就住一起吧。
其实,梅大姐为了保证苏桦睡好,早就让他一人睡一屋。小龚明白,苏桦是怕搬到另一包厢的话,万一那位教授误以为自己不被信任呢?
那一晚,教授舒坦地打着呼噜。苏桦老是坐起,根本不能入睡。第二天清晨,睡足了的教授吃早饭去了。小龚问苏桦:昨晚你没怎么睡吧?苏桦只笑笑。小龚说:他打呼噜太厉害了。苏桦说,没关系。到北京后补吧。
然而,再也补不过来了。
十四
苏桦病床边,有一只小录音机和一盘他喜爱的录音带--古筝独奏:高山流水……
十五
我在合肥老是问:苏桦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吗?我比较相信苏桦司机老陈的回答。他说苏桦住院头两天老问怎么找不出病因?后来真查了CT后,他反而不阿检查结果了。那就是,他明白自己得了绝症。
十六
那天我向苏桦道别。我得回北京了。我望着变瘦发黑的苏桦,视像中叠影着他以前的形象:他高大的身材和过小的衣衫,宽阔的额头和细小的汗珠,新鲜的视角和陈旧的眼镜。1984年省里干部统一检查身体时,医生看着他的脑电图,惊讶地发现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同志头上,依然有一个年轻人的大脑。
苏桦卧在床上,握着我的手,笑得眼睛闪亮着:“问你妈妈好!”越发地笑着,闪亮着:“问刘梦溪好!”我一震。苏桦每次见我,总是问候我妈妈的。这我也习惯了。但,我结婚才一年多,这期间我丈夫刘梦溪只和他见过一次。怎么就记住了梦溪的名字?他心里装着多少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