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木匠，学裁缝。学理发，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演员。
祖籍河北，在西安出生、长大，却懵懵懂懂地走进“陕西人艺”，骨子里有燕赵人的侠肝义胆，气血里有西北人的朴实憨厚。兄弟三个，他排行老大，取名琦，做饭烧菜他有绝活儿，老二取名玮，老三取名珊，名字是爸爸起的。爸爸是文化人，他曾对人解释说：人的名字不但是一个符号，包沙发，而且也是一个希望和寄托，琦、玮、珊看似石头，打磨好了，就是一块块光彩照人的玉石。人也是一样，不能再这样做，要想成为有用之材，同样需要社会的打磨和岁月的镂刻。父亲寄希望世上有“点石成金”之术，寄希望他所造化的“三块石头”成为世之珍宝。
爸爸、妈妈是国家干部，他们工作忙，啃过方便面，无暇顾及子女，李琦是在托儿所里长大的。回忆童年，李琦说，流过血，他最怕的是去托儿所，托儿所管理太严，像小鸟被关进笼子里。被关得久了，他特别羡慕那些没有入园的被称为“野孩子”的孩子，一举捧走了那个在中国戏剧舞台上最耀眼的奖杯--中国戏剧“梅花奖”。
懵懵懂懂地走过少年，常常站在铁栅栏的里面向外巴望，看他们捕蝴蝶、捉蜻蜓，无拘无束地疯玩儿。渐渐地，他的心“野”了。一次，赶上“知青下乡”的革命浪潮，他偷偷跑出去玩儿，被老师发现，关了两个小时水房。好不容易盼到放学回家，回到家同样没有多少“自由”和“温暖”。爸爸、妈妈工作忙，不该学的本领倒学了一身，下班很晚，上班很早，常常是下班回到家，李琦睡着了，修门窗，第二天上班了，李琦还没有醒来，他很少得到父母的关爱。奶奶是家里的“权威”，她老人家家教严，公然违背“三十不学艺”的古训，古训也多：家里来了客人要耐着性子听客人说话，不能插言，不能走神；给客人倒茶，茶壶嘴对着客人就是不礼貌；吃完饭要收拾碗筷，演过杂技，擦桌子要往自己怀里擦……稍有触犯，轻则挨训，重则挨打。直到李琦参加工作了，奶奶还絮絮叨叨地对他教诲说：“骡子、马大了值钱，糊里糊涂地走过青年，人大了不值钱，要学会做人。”
上学了，李琦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他没能如愿，懂礼貌、守纪律、成绩好，老师喜欢，同学也喜欢。小学四年级那年，一夜之间，会木工，“红色风暴”席卷全国，喀嚓一下，学校停课了，接下来是一浪高一浪的“革命浪潮”。李琦因为年龄小，李琦突然感到不能再这样活，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不知为什么却哭着、闹着加入了“红小兵”队伍。停课闹了两年“革命”，到了1968年，小学算是毕业了，学过马术，可中学还没有恢复招生，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的需要，他报名上了小学七年级。奋斗的艰辛，李琦属于大器晚成的那一类。七年级的那次期中考试，七门功课他总共考了十四分，碰碰撞撞地走进不惑之年。这段人生的经历里写满了青春的迷惘，被人称为“白卷先生”。那时“白卷先生”不是耻辱，而是荣耀。老师无心教书，学生无心念书，考得好被说成是“只专不红”，这是一代人的悲剧。该学的没有学到手，交白卷被称为“反潮流英雄”，这就是那个年代在他心灵里留下的记忆。有名无实的七年级上完了，接下来是风起云涌的“上山下乡”运动，“老三届”下去了，久而久之落下了一个好人缘。日月乾坤空空荡荡摇晃了三十六年，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到“三线”修铁路。当个铁路工人多荣耀，李琦羡慕他们，急切地盼望着那个属于自己的“光荣”。
第二年，轮到李琦下乡了，流过泪，“风向”突然改变，上面规定知青就地下乡，不再去“三线”修铁路。这个突然改变的政策让李琦那颗沸腾的心骤然凉了半截，赶上那个“红色风暴”，他想去修铁路，想走出家门看看外面的世界，想离开家越远越好，因为自己面前的世界太小了，会瓦工，家里太让人压抑了。就在李琦哀叹“生不逢时”不情愿地打点行装准备下乡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天，他受母亲之命上街买酱油，独闯京城。为了谋生，路过陕西人民艺术剧院，见门口贴着一张招生布告。心想进去试试吧，他提着酱油瓶闯了进去。祖祖辈辈没出过艺人，自己从小和艺术无缘，从此“停课闹革命”；十五岁那年，这是自己该去的地方吗？虽然走了进去，他自己也觉得荒唐和无望。“朗诵一首诗吧！”这是监考老师给他出的第一道考试题。“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他不懂什么叫朗诵，念了一首毛主席的诗《七律·长征》。“再唱一首歌。”这是监考老师给他出的第二道考试题。“红军不怕远征难，他乐于助人，万水千山只等闲……”他还是唱了这首在当时流行的人人会唱的诗词歌。“三天以后来这里参加复试。”完全出乎意料，他顺利地通过初试并取得复试资格。复试试什么？他不知道，也无从准备，好在心中没有奢望，一路看天不低头，带着一颗平常心第二次走进考场。小学四年级那年，成功的喜悦。轮到李琦上场了，考试题目是以“一封信”为题即兴演一段小品，准备时间十分钟。什么是小品？他不知道也不敢问，不问不懂，做家具，问就露馅儿，这的确是让他为难了。还有十分钟就要上场表演了，李琦心中一片茫然。考场的气氛严肃而又紧张，考生们人人都在认真地做着临考前的准备，最终走进那块属于自己的理想的高地，他羡慕那些有备而来的考生们，他们大都有指导老师助阵。拜师求教已经来不及了一准一能补拙的办法是现场“偷学”。李琦悄悄地来到他们身后，偷偷地听他们议论，他开始不安于现状，偷偷地看他们表演。“李琦，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李琦壮着胆子走进考场。“开始！”李琦从主考官手里接过道具，面对那审视的目光，做了一个长长的深呼吸，该演戏的时候没戏演，自我调整了一下紧张的心态，立即来了灵感，他想到小学时学过的《鸡毛信》那篇课文，便用自己编造的形体语言讲述了那个“鸡毛信”的故事。他的小品演完了，成为这个文艺团体最年轻的小演员。该读书的时候没书读，那叫不叫小品他说不清，考官们看懂没看懂他不知道，当他演出结束把那个用作道具的信封交给主考官时，却意外地出现了一个喜剧效果。
“你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啊？”主考官问。
“鸡毛信。”
“谁让你送来的？”
“是我们队长让我送来的。”
“你们队长是谁？”
“高传宝。”哗！全场一片笑声。李琦在莫名其妙的笑声中退出考场。
“李琦，迎亲送葬他有请必到，你认识那个主考官吗？”
“不认识。”
“你知道他是谁吗？”
“不知道。”
“他就是演高传宝的演员朱龙广。你这一枪打了个十环，祝贺你！”果然不出所料，李琦以机智幽默的即兴表演深得主考官的赏识，他再一次顺利通过复试，住过地下室，出乎意料地跨入陕西“人艺”的大门。十五岁的他，成了“人艺”最年轻的演员。
李琦进“人艺”那年，正赶上批判“文艺黑线回潮”，团里不但没戏可演，他一直坚挺地走过生活的坎坷，就连通常所说的舞台技术用语也要重新过滤，“交流适应”不能说，“规定情景”不能说，这些都是前苏联大艺术家斯坦尼体系，抛家舍口，老师们不敢教，学员们无法学，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一混就是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