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是吴觉农36岁“六六”大顺之年，但他并没有顺水淌船，而在必要时他还逆水行舟，这一年，在艰险的条件下，他和以陈翰笙为首的一批思想进步的同志一起组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在吴先清避居吴家的时候，她带来了一个朋友，名叫顾淑型，她为人落落大方，见多识广，陈宣昭与她谈得很投机，俩人很快就成为了朋友。顾是早年留美学生，后在莫斯科任共产国际和中山大学的翻译，她是陈翰笙的妻子。
说也凑巧，在差不多同时，吴觉农由蔡叔厚介绍认识了一位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就是陈翰笙。初次见面陈翰笙就给了吴觉农极深的印象。这位操着一口无锡口音、毕业于美国波莫纳大学、曾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名学者和吴觉农同庚，只大两个月（在作者写本书时，陈翰笙还在世，已106岁），当时日本正准备侵占东三省，陈一开始就抨击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和不抵抗主义。吴觉农并不知道他面前坐有是一个共产党人，只知道他们俩人的政治立场十分一致，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不久，陈翰笙就提出了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设想，吴觉农立刻就投入这件新事业中。从那以后，他们坚定不移地保持了六十多年的友谊，直到生命的尽头。而吴觉农也正是在这一组织中，接识了王寅生、孙冶方、钱俊瑞、薛暮桥，刘瑞生、秦柳方等进步青年和中共地下党员的，这时，一个正在苏州东吴大学读书名叫吴大琨的进步青年，还不到二十岁，就在冯和法的介绍下认识了吴觉农，多年以后，他们二人演绎了一段生死之谊。这些年轻人和吴觉农几乎都保持了一生的友情，在吴觉农的茶学生涯中，都有着或多或少的但都是深刻的印记。
说起来也很巧，1931年，吴觉农工作事业中的两件大事，都和蔡元培父子有关。吴觉农那一年的社会活动中，最重要的是参与了当时由蔡元培领导的中央研究院社会活动组工作。如果说，到商检局去是在蔡无忌的直接领导下的话，那么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组工作，那就是在蔡元培的邀请之下了。
蔡元培是在国民党四、一二政变之后，对蒋介石政府发生根本怀疑的，因此，四、一二政变整整一年之后，也就是在1928年4月，他辞掉了自己几乎在国民党极其政府中的所有职务，就举家迁到了上海，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决心在自己的晚年，专心从事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见到了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经济学家，当时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的陈翰笙。蔡元培看到他非常高兴，力邀他到中央研究院来工作。到1929年春天，陈翰笙就到了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正是在陈翰笙的一手努力下，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所。
在此有必要把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之所以在那个时代成立的背景作一叙述。
中国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农民因为再也无法在土地下生活，不得不离乡背井，大量逃亡，而国民党政府又一直在进行着所谓的剿匪，兵差，徭役，苛捐杂税，把农村搞得民匮财尽，满目苍荑。
以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理想中国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会对天下发出自己的天问，此时也不例外。全国就在这样的时候，相继兴起了不少乡村建设的团体。例如，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办了个平民教育促进会；黄炎培在江苏徐公桥办了个实验区；伍廷在广西办农垦实验区，胡治威在浙江兰溪办实验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
不仅知识分子的个体在纷纷研究农村，当时不少的教育团体，社会组织、政府部分，也纷纷拿农村问题开刀，以期解决中国的危机。其中上海银行在长江流域办合作社，江西省财政厅长文群办了四省农民银行，甚至CC派的重要骨干肖铮也办了一个地政学会。
这一切有关农村经济研究的活动，引起了一个人的关注，那就是以后成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的孙晓村。当时在杭州教书的孙晓村还只有26岁，他与同样年轻的后来成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吴大琨一起合写几篇关于农村经济的文章，因此引起了陈翰笙的注意，写信来约他商讨。这样1932年秋天，陈翰笙到杭州时，孙晓村就去拜访了他，从此建立了亦师亦友的终生的友谊。
陈翰笙的工作很扎实，他第一步的入手，就是通过调查研究，来得出第一手的数据材料，从而证实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他还在那个时候认识到，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的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而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因此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社会学组的第一步工作，就拿中国农村作为研究对象。
从1929年开始，陈翰笙组织了一个四十多人的调查组，开始对中国农村的现状进行调查。
1933年，陈翰笙推荐孙晓村到新成立的农村复兴委员会工作，任专员，开始了对中国农村现状的进一步调查。然而，在农村调查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以陈翰笙为首的，包括薛暮桥、钱俊瑞、孙冶方、秦柳方、张锡昌等一派，主张对农户进行分类，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来分。另有一派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为代表，主张以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和雇农来分。陈翰笙这一派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武装的，他们坚持认为用自耕农的概念，抹杀了阶级斗争，掩盖了剥削本质。
两派观点吵得誓不两立，而当时的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并不赞成陈翰笙的理论，这样，在实际工作中，也就出现了诸多不顺。陈翰笙觉得自己在中央研究院是没法呆下去了，就于是年坚决辞职，到上海开始筹备成立农村经济研究会。
陈翰笙的这个举动，得到了吴觉农的坚定地支持，也得到了孙晓村的倾力追随。吴觉农正是在这个时候与同是浙江老乡的差不多比自己小十岁的孙晓村相识。农村经济研究会就这样成立了，陈翰笙当选为主席，这个主席一直当到1951年该会解散。吴觉农担任了该会的副理事长，1934年后陈翰笙在国外期间，这个主席就由吴觉农代理，薛暮桥为行政负责人。在陈翰笙周围团结起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学生和追随者，如薛暮桥、钱俊瑞、孙冶方、骆耕漠、王寅生、秦柳方、张锡昌、许涤新、陈洪进、徐雪寒等人，还有赞成陈翰笙观点的千家驹、孙晓村、冯和法、吴大琨等。
担任理事的有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冯和法、张稼夫、张锡昌、王寅生与孙晓村等人，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中国党内党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这些同气相投的知识分子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绝对的脚踏实地。所以组织一旦成立，很快就决定先办一个刊物，就叫《中国农村》。出版刊物，登记时要有正当职业的人，研究会便推荐孙晓村和冯和法二人出面当了出版发行人。那时办刊物也方便，他们二人到了国民党内政部登记注册，第二年，1934年，杂志就被批准办起来了。《中国农村》的核心成员都进入了吴觉农的交往密切的圈子，成为他终生的知已和同志。无论从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上都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吴觉农同薛暮桥合译的苏联的《农业经济学》（从日文转译），正是那一时期出版的中国最早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的一部著作。
没想到《中国农村》月刊出版后，对当时的中国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影响之大的根本原因是，杂志中文章的宗旨是耕者有其田。它通过实地调查的资料，揭露中国农村种种贫穷、饥饿，流离失所的惨痛事实，批判简单的改良主义，主张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制度，改变土地所有权，使土地归农民所有。这个“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无疑是与当时苏区的土地革命遥相响应的，敢在蒋介石统治的辖区内办起这样的杂志，这也算是吃了豹子胆。也正是因为这样，当时的《中国农村》月刊发行量增长很快，各地青年纷纷来信，表示愿意做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会友。
经过几年的茶界实践，吴觉农深感到自己有必要亲自去考察世界各国茶园产地的销茶情况并参考，比较和吸取他人技术的优点，而商检局也确实给他提供了一个可以走出去深入了解世界茶业总面貌的机会。1934年秋天到第二年的11月，整整一年之间，吴觉农受实业部委派，先后到了印度、锡兰，印度尼西来、英国、法国、苏联和日本等国进行考察。
纵观吴觉农一生中，这一年的考察，也算是吴觉农茶学生涯中的黄金时代了。以往，吴觉农虽然在中国农学会担任核心人物，但自从他1922年从日本归国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出国。
这一次长达一年的考察，对吴觉农的茶学生涯而言，实在是太致关重要了。因为考察的项目，主要是对产茶国的生产和销售措施及茶叶的国际市场状况进行较为详尽的了解。一年来的考察，不但证实了吴觉农以往对华茶在国际上的地位的认识是准确的，而且还让他看到了把先进技术引入中国的可能性。他看到了这样一个现像，那就是除了苏联外，这些国家的茶业都是私人性质的。然而，国家依然投入了大量的支持。因此，他深深地感觉到，没有国家的支持，靠个人的力量小大小闹，点点滴滴的做，终究也是做不了什么大事情，改变不了中国茶业的根本面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