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恺然写《留东外史》，始采用笔名平江不肖生。据向说，此语出自《道德经》，所谓“天下皆谓道大，夫唯其大，故似不肖”。（向是湖南平江人。）
许地山写小说，署名常用“落花生”，郑振铎问他取这名是什么意思。许说：“不是落花生嘛，花不美丽，但结的果实却用处很大，很有益。”
诗人胡翰的字为立吴。别人问他何因要取意金主完颜亮的“立马吴山第一峰”诗句为字。他莞尔笑说：“我姓胡，我喜胡人的风味。”
姚克早年为妻子韦亚君取艺名为上官云珠，乃出自“赏观云龙骊珠”，盖“赏观”谐音“上官”。
郁达夫为两个男孩取名为“飞”、“云”。他说：“长子飞，次子云，是从岳家军里抄来的名字；同时《三国志》里也有云、飞两位健将。”
20年代初，曹聚仁主编了一张以乌鸦为刊徽的刊物--《涛声》，被人们称之为“乌鸦主义”。周木斋解释说，这是“既不会如喜鹊般的报喜讯，又没有八哥学舌的本领”，只能“看看左右，瞧瞧前后苦叫几声，给沉醉着的人们报个凶讯的主义”。
胡康民1921年在家乡黄陂创办中学，取名“前川”，源自程颢《春日偶成》诗中“傍花随柳过前川”句。
杨小楼能诵《庄子》。有某名士以“婴宁”作善笑解。杨说，你是受了《聊斋》影响吧？《庄子》上云：“其名为樱宁。”“樱宁”者，樱而后成者也。某名士惭而谢之。
杜亚泉原名炜孙，取名亚泉，两字是分别从“氩”字和“缐”字省笔划而来。他说：“生在世上，没有用途，就像化学惰性元素氩；没有面和体，就像几何学里的缐。”
吴趼人25岁时，以“作茧自缚”意，为自己起字茧人。有女士为他绘扇面，误署为“茧仁”。他说：“我不是变成僵茧了吗？”后急改“茧”为“趼”字。
刘季平原名钟和，行三，因龚自珍诗有“刘三今义士”句，故署名“江南刘三”。
无线电台原来每日播放音乐唱片。1924年，叶恭绰以为可用国语将各地新闻、歌曲传播，使全国言语统一、风俗民情沟通，并将日语中为播音定名的“放送”改为“广播”。
“立信会计事务所”原名“潘序伦会计事务所”。1928年，潘序伦提出“民无信不立”，作为宗旨而改名。
新月社筹备时，很多人为取不出合适的社名感到担虑。最后，还是由徐志摩一时的灵感，提出“新月必圆”的含意，取名为“新月社”。
穆木天非本名。在日本攻读法国文学时，他因爱好蒙田，即谐其音，取笔名“木天”，后遂成名字。
柳亚子原名叫柳慰高，他的字号很多。他读了法国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就以亚洲卢梭自命，改名人权，号亚庐。后高天梅因“庐”字繁体笔划太多，而写作亚子，他就用做名字了。
余日章在厦门大学演说，发挥“大学”两字含义，说大学生要“学而不大”，不要“大而不学”。他把“大”字作“骄傲自大”解，不作“伟大”、“老大”解，由此全场鼓掌。
萧楚女笔名匪石，取自《诗经·柏舟》：“我心匪石。”
鲁迅儿时的课堂“三味书屋”，名称取自“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的古语。
鲁迅的《阿Q正传》刚发表时，署名为巴人。当时主编北京《晨报》的是四川人蒲伯英，他也是“开心话”栏主要撰稿者，人们以为此文是他写的。后有人澄清，并说这样署名，无非出于“下里巴人”之意。
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下正式用了“绿林书屋”室名，它是具有讽刺性的。因为鲁迅支持学生运动，开罪了“正人君子”们，得了“学匪”的称号。鲁迅以为这诨号藏有杀机和“可死之道”，“学匪”住的屋子当然是强盗的所在，故名“绿林书屋”。
张天翼以笔名“某汉”将处女作《三天半的梦》寄给鲁迅。鲁迅说他的笔名似有破坏文章的严肃，这样他才用“天翼”为笔名。
张天翼原名张元定，20岁发表散文《黑的颤动》时，第一次用“张天翼”名，取自《庄子·逍遥游》：“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
古应芬死，有人送幛一幅，上书“古之良臣”，即挂竟日，众未察之。此日，陈融来吊，见之，命撤下；盖“四书”有云：“古之良臣，今之蟊贼也。”
郭绍虞书斋取名照隅室，源出《文心雕龙》。他说：“《文心雕龙》在注述各家论文之后，给以一个总评，称为‘各照隅室，鲜观衢路’，我以为这个评语可以用来对照自己的治学方法，因即以照隅名室，而且‘照隅’二字的字音和‘绍虞’有些相近，取以自儆，恰正合适。”
1926年，范无病取法号“海灯”，意为“在苦海茫茫的人世间寻觅航行之灯”。
1927年，潘汉年和叶灵凤在上海合编《幻洲》时，住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一家皮鞋店楼上，房间兼作杂志编辑部。因为该处日夜不断听到各种车辆声，故取楼名为“听车楼”，含自我嘲讽之意。
1930年，张元济开始把各种版本残缺不全的二十四史彼此补缀成一书。他说此书有如僧服“百衲衣”一样，后就为其书取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30年代初，北京有一饭店老板慕名请齐白石题写“清真烤肉苑”店铺招牌。齐白石翻书查典，仅有“熵”、“考”，就是无“烤”字。齐白石写毕五字，自注：“诸书无‘烤’字，应人所请，自我作古。”自此后才有了“烤”字。
“可口可乐”一词，是1935年蒋彝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时，为可口可乐驻伦敦分行所译，想不到后来成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饮料名称。
张恨水青年时爱读书，长恨时间不够用，写第一部小说便自李后主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中取笔名“愁花恨水生”，后觉此名也俗，即更名为张恨水。
张恨水创作小说《西风残照图》，以讽刺国民党当局，其中人名都有含义。如“金子原”，金子就像是原子弹，有了金子就可以打倒一切，“劫收大员”以此为名，有“金子之上”；又如敌伪人物“刘伯同”，抗战胜利后因投效“劫收大员”，仍保持原职，故“刘伯同”者，“留不动”也。
张恨水名著《春明外史》中的人物，也均有所本。如：时文彦（徐志摩）、胡晓梅（陆小曼）、魏极峰（曹锟）、曾祖武（杨度）、舒九成（成舍我）、韩幼楼（张学良）、何达（胡适）、金士率（章士钊）等。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一次他去看电影《爱斯基摩人》，受到启发，取笔名为艾思奇，即勇敢强悍的爱斯基摩人的谐音，又含有爱好思考奇异事物的寓意。
裘吉生取《礼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及《左传》“三折肱知为良医”之意，将其主编的《绍兴医药学报》改名为《三三医报》，并成立“三三医社”，刊印《三三医书》，创办中西结合的“三二医院”。
抗战前顾颉刚已成名，取书斋名为“晚成堂”，寓意学而后知不足，大器晚成之意。
抗战期间，面对日本军队的侵略罪行，张恨水十分气愤，乃以“弯弓射日”的典故，为自己一本近作起名为《弯弓集》。
抗战中，金岳霖将他的著作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说，要使它有中国味。冯友兰说，在那个时候，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许对抗战也是有利的。
抗战时，冯玉祥在武汉开办图书印刷社，取名为“三户”，系采用《史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陆游《剑南诗稿》：“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等意。
梁寒光原名梁荣林，请冼星海为其取笔名。冼说，“现在是打仗的时候（1940年），不是有‘寒光照铁衣’的古诗吗？叫‘寒光’不是很好嘛！”此后他就用梁寒光为名字。
小说《海上花列传》的两个角色：屠明珠指胡宝玉，齐韵叟指胡雪岩。
傅斯年得子，取名仁轨。罗家伦问为什么。傅说：“你枉费写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不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
郭沫若曾用过“麦克昂”为笔名，影响较大。他自释：“麦克”是英文maker（作者）译音，“昂”是我。“麦克昂”意即“作者是我”。
郭沫若为于立群和郭宗益开办的出版社取名群益，嵌入两人名字；而后题词：“文化之田，深耕为耨。文化之粮，必熟必精。为益人群，不负此生。”
李叔同爱李商隐诗，自号晚晴老人，选辑亦有《晚晴集·格言别录·寒笳集》，书斋名“晚晴山房”，取意均源自李商隐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冰心原名谢婉莹，在《晨报》上发表《两个家庭》时，始用笔名冰心。她说，她所以用这个笔名，“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划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意。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个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
金祖同在日本从郭沫若游，后以“殷尘”为笔名发表《郭沫若归国秘记》。取名殷尘者，为殷人卜辞之尘屑也，盖金亦有兴趣于甲骨文。
叶圣陶中篇小说《倪焕之》中的主人公，即为大革命时被杀害之侯绍裘。所以柳亚子诗句有“光轮未转骨先糜，一语深悲倪焕之”。
叶圣陶原名叶绍钧。苏州光复后的第二天，他找到先生说：“清廷已覆没，皇帝被打倒了，我不能再称‘臣’了（叶原字秉臣），请先生给改一个字吧。”先生笑说：“你名绍钧，有诗曰‘圣人陶钧万物’，就取‘圣陶’为号吧。”后其便以“圣陶”为名。
徐志摩有个笔名叫“黄狗”。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社出版的《志摩日记》，其中有徐书写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一首绝句，署名“黄狗”。
诗人袁水拍（袁光楣）名取自宋黄庭坚诗：“江北江南水拍水。”
陈伯吹原名陈汝埙。因在校期间，3个老师不约而同给他取名为“伯吹”，其根据均源自《诗经》：“伯氏吹埙，仲氏吹篪。”
郑逸梅珍藏的印章之一，为陈茗屋刻制的“秋芷室”。郑逸梅以此作为斋名，替代了原“纸帐铜瓶室”斋名。“秋芷室”是“臭知识”的谐音。
李可染晚年自称“白发学童”，寓《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意。
谢国桢晚年名其书斋为“瓜蒂庵”，是将收集书卷比作捡拾瓜蒂。他在《增订晚明史籍考》扉页写诗有：“幸逢盛世百无能，坐守青毡过一生；攘掷年华惊岁月，拾得瓜蒂报君情。”
林白水有金石癖。他收罗的砚石中，有一方名叫“生春红”的，取苏东坡诗“小窗书幌相妩媚，令君晓梦生春红”的句意，最为他所喜爱。他的书斋和主编的副刊，均以“生春红”为名。
杜回庠把自己最后的一部学术著作命名为《便桥集》。他常说：“便桥，一来别于自珍的‘敝帚’；二来，等到更好的钢骨水泥乃至全钢结构的桥梁建造出来的时候，便可以毫不惋惜地弃置或干脆摧毁它了。”
林散之作书画落款，常用“左耳”、“散左耳”、“散之左耳”，盖其意为：（1）左耳已聋；（2）认为自己“与时相左耳”。解放后，因不复“与时相左”，遂改称“散耳”。
林语堂乳名“和乐”，13岁入中学时改名“玉霖”，以后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时才改名“玉堂”。因“玉”与“语”音同，笔名便用“语堂”。
林语堂把在台北阳明山家中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源自孟子的“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他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生活态度是以“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
王壮方问郑曼青落款题“夕长楼”何意。郑答己在纽约住15层楼，因太阳落地较迟，故名。王即题诗相赠：“十五楼头客，楼高夕阳长，好将无限意，珍重写韶光。”
田家英以“小莽苍苍斋”为自己书斋命名，并解释说：“莽苍苍”是博大宽阔、一览无际的意思；“小莽苍苍”即以小见大，寓含对立统一之意。他收藏的字画、书籍，每件都盖有“小莽苍苍斋”的印章。
语言学家王力称自己的书斋为“龙虫并雕斋”。他解释说：“古人有所谓雕龙、雕虫的说法。在这里，雕龙指专门著作，雕虫指一般小文章、小意思。龙虫并雕，两样都干。”
丁玲原名蒋冰之，1921年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废姓，只用“冰之”；后因称呼不便，采用笔划最简的“丁”为姓，叫“丁冰之”。1925年她想当演员，又与几个朋友在字典里各找一字，她摸到个“玲”字，从此以“丁玲”为自己的新姓名。
丁玲晚年接见作家殷白、王群生时说：“我原名蒋冰之，可是，我的真姓并不是蒋而是李，如追宗溯源，我算是李自成的后代。”丁的老家在湖南常德。据民间传说，当年闯王李自成起义失败后，一直南逃，在湖北九宫山并未被当地地主杀害，而是躲到湖南常德境内的某山寺出了家。
廖沫沙60年代杂文结集，取名为《分阴集》。他说，“陶侃‘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我当然是‘众人’；而我的写作时间，也的确是零零碎碎，一篇短文，往往多次握笔，才得以写成。真所谓‘分阴难得’。”
钱穆为学不厌，诲人不倦。在北大时，名其书斋为“未学斋”；1941年，其母去世，改书斋名为“思亲强学室”；1967年，更书斋名为“素书楼”，谓“晚年得新知汇百川而归海，忘年为述古综六艺以尊朱”。
刘春华原名刘成华。1968年6月，《人民日报》等两报一刊发表了他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误将他的名字错成“春华”。为了不给这一“向党的生日献礼”活动添麻烦，刘成华将错就错，承认了这个名字。他说，如今户口簿上他有两个名字。
香港作家司马长风原名胡灵雨，因崇仰司马迁，取名司马长风，其意是要让司马迁遗风源远流长。司马中原原名吴延玫，因钦佩司马迁，也怀念中原故土，故取名司马中原。
梁羽生写小说，其章回篇目多用前人诗句。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年淬厉电光开”；“平楚日和憎健翮，天上月冷惜幽澜”。上句分别嵌有毛泽东、鲁迅的诗句。
诗人未央，原名章开明。未央名取自《诗·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即未尽的意思，表示自己创作仅是开始，用以自励。
当代史学家方国瑜当学生时，将自己的书室命名为“困学斋”。他说：“我自知天资落人，‘笨鸟先飞’，遂自署书室曰‘困而好学’，期以自励。”
朱仲丽笔名“珠珊”，乃取自丈夫王稼祥和自己之姓，而“册”意为两人之书。
台湾言情女作家琼瑶（祖籍湖南衡阳）原名陈喆，此笔名乃取自《诗经》：“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瑶。”
台湾作家七等生原名刘武雄，其笔名与魏晋南北朝的“竹林七贤”有关。七贤指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等”字折开为“竹寺”，“七等生”即“七竹寺生”，暗示竹林七贤。
作家李准取书斋名为“伏枥馆”，乃取意曹操“老骥伏枥”的诗句。
作家刘绍棠给他的书斋命名为“蛔笼斋”。他说，一走进书房，投入创作，便自觉有如蝈鸣于笼，真是一种绝妙的感觉。
周一良1999年为妻邓懿和己树墓碑：“泰山情侣周一良邓懿之墓”。他解释说：“泰山情侣”原有两意：一，美国电影中英雄有叫“泰山”；二，同学以此比喻我们。这次写碑又想到第三个意思“泰山治鬼”；后汉三国时，中国人认为死者是要魂归泰山的。后来张衍田又补充了一条：泰山还有坚牢、稳固不变之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