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于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破除迷信，不能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是真理一定要保护。必须老老实实，不要弄虚作假，要压缩空气。他还再次批评了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观点，强调不能剥夺农民。对于人民公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毛泽东强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必须分清，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是一个界限，也必须分清，不能混淆。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的基础上，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是人民公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件，它强调：农业社变为人民公社，不等于已经把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要在全国农村实现全民所有制，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变成共产主义，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比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更长的时间。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接着，中共中央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点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在分配中要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所有，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社、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五级或六级干部会议，传达会议精神。毛泽东为了把郑州会议的精神贯彻下去，在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四次致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并且连续批发广东、山东等省六级干部会议的经验，对一些关于人民公社整顿的材料作出批示。毛泽东写的这些党内通讯、批示，主要涉及基本核算单位和要不要算旧账两个问题。他指出，人民公社要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并且要通过算旧账的方式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共产风”进行认真的清算。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人民公社经过几个月的整顿，逐渐剥去了一些空想色彩，刹住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共产风”得到初步的遏制，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大体上回到原来高级社的水平，生产小队得到一定的自主权，许多混乱不清的政策问题得到明确，大兵团式的劳动协作基本终止，党同农民的关系有了改善。中共中央、毛泽东以及各级党的组织，为纠正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左”倾错误作了大量的努力。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三、新一轮“大跃进”与严重经济困难
毛泽东虽然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是有缺点和不足，如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一些指标定高了，出现了虚报浮夸，公社化过程中混淆了两种所有制的界限，刮起了一阵“共产风”，造成工作上的被动，但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相比，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成绩是主要的，形势正在好转。经过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一系列努力，“共产风”的问题已得到纠正，综合平衡的问题得到重视。因此，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还要坚持，“超英赶美”的口号不能放弃。在这样的前提下，要继续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以取得更大的跃进，实现更大的发展。1959年的庐山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庐山会议其实是两个会议。一个是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另一个是8月2日至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的前期基本上是纠“左”，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
前一个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即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纠“左”不彻底的问题。
对于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彭德怀自己说：“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从（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
彭德怀在信中说：“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彭德怀在信中还写道：“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按：指抢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据黄克诚回忆，毛泽东就是对“有失有得”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两条极不满意。毛泽东说，信上说：“有失有得”，把“失”放在“得”的前面，反映了彭的灵魂深处。又说，你讲“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主要锋芒是向着中央领导，你是反中央、攻击中央。
其实，当时赞成彭德怀观点的高级干部不在少数。7月21日，张闻天在会议形势已经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作了长篇发言。在发言前，田家英、胡乔木等了解内情的人，给张打来电话，劝他少讲，但张认为，对于“大跃进”的错误，只有毛泽东出来才能纠正，仍决定在会上讲话，并从理论的高度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讲话中，张闻天还特地讲到发挥党内民主的重要。他说：“主席常说，要敢于得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7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大会并发表长篇讲话。他说：现在是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要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些同志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老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讲话中他还对彭德怀等人提出的不同意见逐条进行批驳，认为他们不能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表现出的资产阶级动摇性。会议的主题顿时变成了反右倾。
经过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关于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已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
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使大批的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对弄虚作假现象提出批评的干部，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错误批判和组织处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当时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和干部，有365万人之多。
更为严重的是，庐山会议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的、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给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的“大跃进”，实际上带有很大的赌气性质。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指手画脚非难人民公社，非难大办钢铁，非难大跃进，企图动摇总路线，散布悲观情绪”，不但如此，他们还“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打着所谓‘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号，发动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因此，有必要用事实证明总路线是正确的，大跃进是可以实现的，人民公社是有无限优越性的。于是，不顾国民经济已经遇到严重困难的客观事实，再次提出超越生产能力的高指标，发动新一轮的“大跃进”。
随着新一轮“大跃进”的展开，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起来，致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情况更为严重。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间，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生产性建设投资所占比重都在86%以上，大大高于1957年76%的水平；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所占比重只为13%左右，比1957年的24%下降2/5还多。在工业建设投资中，用于重工业的比重过大，挤了轻工业。在“大跃进”的三年中，工业领域重工业的比重达到55%～57%。由于轻工业建设缓慢，到1960年，棉纱、棉布、卷烟、食糖等的产量均低于1958年，造成市场商品匮乏。结果到了1960年下半年，重工业也无力继续“跃进”，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
当时，经济困难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粮食极度短缺。由于农业高产“卫星”的误导，在制订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时出现了重大失误。1959年的总播种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0%，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13%。由于播种面积的减少，同时自然灾害导致1959年粮食单产量的下降，导致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3400亿斤，比当时公布的5401亿斤少了2000亿斤，跌到了1954年（3390亿斤）的水平。
1960年和1961年的粮食播种面积虽然有所增加，但我国却遭受了比1959年更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之对农业的投入不足和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导致农作物大面积减产。1960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实际上是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又下降了12.6%。主要农副产品大幅度减少，其中粮食只有2870亿斤，比上年减少530亿斤，减少15.6%。棉、油等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减产。与1957年相比，1960全国的粮、棉、油人均拥有量分别下降了29.7%、38.5%和56.1%。粮食的减少还导致了生猪的下降，1960年生猪人均拥有量比1957年下降了36.4%。
“大跃进”启动后，大量的农民被抽调从事大炼钢铁等非农业生产活动。同时，为了大力发展工业，兴建了一大批工矿企业和开展了大规模的各项基本建设，结果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为减少，另一方面吃商品粮的人口大量增加。为了保证城镇居民的最低商品粮供应，国家不得不加大对农民粮食的征购量，实行高征购。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间，每年粮食征购量都在1000亿斤以上。这三年粮食征购量及与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分别是：1958年征购1175亿斤，占29.4%；1959年1348亿斤，占39.7%；1960年1021亿斤，占35.6%。过高的粮食征购量，是以降低农民口粮为代价的。1957年，全国农村留粮2940亿斤，1959年减为2052亿斤，1960年为1846亿斤。也就是说，1960年比1957年减少了17.2%。按人口平均，全国农村拥有粮食消费量，1957年409斤，1959年366斤，1960年仅为312斤。
由于粮食连年减产，城乡人民生活极为艰难。农村的情况更为严重，过低的口粮，加之没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来弥补口粮的不足，农民又要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致使农村发生大面积的饥荒，并出现了严重的非正常死亡。1960年与1959年相比，全国总人口净减少1000万人。
四、“八字方针”与七千人大会
面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各级干部发热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
1960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1960—1962)的补充计划问题。毛泽东在会议开幕时指出：建设时间还太短，认识不足，要经常总结。不要忌讳我们犯的错误，只有抓紧总结，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全面一点，才能及时指导。他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公布数字的时候，总是要少一点。要做的多一点，说的少一点。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承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乱子出得不少，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他还强调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毛泽东所作的十年总结，实际上主要是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三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还不可能摆脱一些“左”倾思想的束缚，但他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没有真正掌握它的客观规律，重新倡导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对于中共中央随后作出国民经济调整的决策，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